格林斯潘与中国：那些未尽的答案

壹

1994年10月，格林斯潘第一次来到北京。那一年，中国正被通胀困扰。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中国官员。

这场会见后来被收录进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档案。[1] 格林斯潘对这位官员说，中国的成功，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他说，美联储愿意在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经验的技术领域，尽力协助中国央行。[2]

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格林斯潘接着向他解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体系只是用来核算物资的名义价值。而一个真正成熟的金融体系，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有意义。[1]

理论与现实总是隔着一层厚厚的雾。1994年的中国正在经历一轮阵痛，价格闯关与汇率并轨带来的冲击还未消化。有关部门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如何降温经济，还有如何理解一整套陌生的金融语言体系。

这位官员对格林斯潘说，你比我大两岁半，所以你也比我聪明百分之二点五。你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个电气工程师。[1] 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幽默，而在于显示出当时中国对外部金融管理经验的真实渴求。

这种渴求是务实的，具体的，不是姿态。这位官员在会见中向格林斯潘提出了一连串技术问题：外汇储备应该维持在什么规模才合理，加息这种工具在中国的实际效果是否会和美国一样，国有企业的债务结构应该如何调整。[1] 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为中国金融改革路径上绕不开的节点。

格林斯潘的回答，没有回避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他承认，美国行之有效的方法，未必能直接搬到中国。利率工具在美国能起作用，是因为企业对资金成本足够敏感。但在当时的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并不在乎利率高低，[1] 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相当准确。

后来，中国成功平息了通胀。这样一个处于激烈转型、传统体制深厚的经济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背后是一系列财政与金融改革措施的叠加，当然不能简单归功于一场对话。

格林斯潘与中国的交往，就是从这样一个对谈者角色开始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居高临下地评判一个陌生的经济体，而是用美联储几十年积累的实务经验，去解释一套对方还在学习的语言。

格林斯潘相信，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品。它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几十年市场实践沉淀下来的共同知识。把这套知识分享给正在转型的中国，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种判断，在往后三十年里，反复出现，又反复被现实修正。1994年的格林斯潘，还只是一个愿意倾囊相授的访客。他不会预见到，十年之后，自己将不得不站在国会山，为中美之间的汇率争端，亲自做出担保。

贰

2000年5月18日，格林斯潘走进白宫。当天在场的，还有时任总统克林顿。他要谈的，不是货币政策，而是一项关系到中国能否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投票。

这次发言的起因，是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吉姆·里奇的请求。里奇希望格林斯潘能就这项议案，向国会表达自己的判断。格林斯潘选择在白宫公开宣读这份意见，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他的论述，跳出了平日那种含糊其辞的联储式语言。他说，把中国经济纳入全球市场，会让全世界的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也会提高中国和它贸易伙伴的生活水平。如果中国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国际竞争，势必会推动其内部的经济发展。

格林斯潘极少在公开场合表达与政治相关的判断。他平日的角色，是一个专注于利率和通胀数据的技术官员。但在这场白宫的发言里，他把市场化和中国，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他还具体描述了这种联系会如何发生。他说，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国内的法治环境会被强化，经济改革的方向也会因此更加坚定。中国的公民将在生活方式和就业选择上拥有更多自主权。

这段判断，要放在2000年的语境里看。当时中国刚刚结束长达十几年的复关与入世谈判，改革开放的方向感很强。格林斯潘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快速融入全球体系的经济体，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国度。

他给出的数据支撑也很具体。他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可能接近美国经济的一半。（当时）中国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3%，而这个比例，会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而进一步扩大。

格林斯潘的结论很简明。他认为，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场发言之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法案，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六年后回看这段证词，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一个历史决定的注脚。市场化是否必然带来个人权利的扩散，这个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被验证，本身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格林斯潘当年没有给出时间表，也没有附加条件。他只是基于自己对市场机制的信念，做出了一个长期判断。

这种信念，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接受现实的检验。理论说得漂亮，但现实中的贸易摩擦，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叁

格林斯潘在白宫为中美贸易关系背书五年之后，自己却站到了另一个位置上。这一次，他不再是理论的阐述者，而是危机的斡旋者。

事情的起因，是参议院里两位议员的提案。舒默和格雷厄姆联合推动一项动议，要求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7.5%的关税。理由是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这给了中国出口商不公平的价格优势。[4]

这项动议在参议院获得了67票支持，只有33票反对。[4] 这意味着，如果议案真的走到最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将面临一次实质性的冲击。国会内部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

2005年6月30日，格林斯潘和时任财政部长斯诺，亲自出面会见了舒默、格雷厄姆等参议员。他们向这些议员做出了一个承诺：中国正在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改革已经在路上。[4]

这个承诺，带着明显的政治分量。格林斯潘用的不是经济学家的身份，而是美联储主席的信誉。他相信，与其用关税去强迫中国让步，不如给中国一点时间，让汇率改革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

参议员们接受了这个说法。他们同意把表决日期推迟到9月份，先观察中国是否真的有所行动。[4] 这是一场用信任换取时间的交易，而格林斯潘是这场交易里最重要的担保人。

三周之后，结果出来了。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2%，同时改革了汇率形成机制，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4]这个变化幅度不算大，但方向是明确的。

舒默后来在公开场合评价这次调整，他说这个幅度比预期要小，但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4]这句话，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国会对格林斯潘担保的认可。

这次斡旋，展示了格林斯潘身上那种外人难得一见的实务能力。他不只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推演模型的经济学家，也愿意走到国会山，用自己的声誉去为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方向做背书。这种角色，与他平日给人留下的形象，有着微妙的差异。

这次斡旋，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争议，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反复出现，从未真正平息。2019年，美国财政部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自1994年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认定。[5]

格林斯潘在2005年争取来的那几个月时间，只是延缓了冲突的爆发，而没有改变冲突的轨迹。这一点，他后来在多次国会作证时也有所体现。他始终反对用关税去解决汇率问题，并提醒议员们记住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教训——那次贸易保护主义的尝试，加剧了大萧条的程度，也侵蚀了国际社会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6]

这种态度，贯穿了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个判断框架。他相信市场机制最终会起作用，也相信对抗性的政策工具，往往会带来比预期更大的代价。这种判断，在2005年那次担保里得到了验证，但也在随后的历史里，反复遭遇现实的挑战。

肆

一个毕生反对监管干预的人，晚年却在国会公开承认自己的局限。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已经全面爆发，格林斯潘坐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听证席上，说出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他说，这场危机发展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7]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认错本身，而在于说出这句话的人是谁。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将近十九年，是那套相信市场自我修正能力的经济哲学最坚定的实践者。他在那一刻承认，自己依赖了几十年的理论框架，出现了裂缝。

这种自我修正的姿态，延续到了他晚年与中国相关的几次访谈里。2014年到2015年间，他接受中文媒体专访，谈到了支付宝和余额宝。他说，余额宝实质上是一种金融中介，把较低的存款利率，转化成了银行间市场更高的回报。这件事对中国是好事，是金融体系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8]

他也谈到了对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些年投资者普遍相信，一旦出问题，中国央行会出手相救。这种预期本身，也反映在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等具体问题上。[9]他没有用危机这样的字眼，而是把这些现象，放进一个更长的结构调整周期里去看待。

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出现在他回忆与朱镕基的交往时。他说，九十年代中期，他和朱镕基有过很多次交流。朱镕基曾经向他描绘过中国金融行业二十年后的样子。多年以后，他听到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总结中国金融业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轨迹，几乎和当年朱镕基描述的一模一样。[9]

他说，这让他感到惊喜，规划有时候真的是行之有效的。[9]这句话，出自一个一生都在论证市场自发秩序优于集中规划的人。他没有否定自己过去的判断，但他承认，眼前的事实，值得被认真对待。

这种态度，贯穿了他晚年观察中国的方式。他不再像1994年那样，扮演一个倾囊相授的导师。他更像一个谨慎的旁观者，愿意在事实面前调整自己的判断，但不轻易给出结论。

从1994年到2015年，跨度超过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他对中国的判断，经历了一次清晰的转变。最初，他相信自己手中握着一套现代金融的通用语言，可以传授给一个正在转型的经济体。到了晚年，他开始承认，有些路径，是规划本身走出来的，而不是市场自发演化出来的。

这种转变，没有否定他一生的信念，却让这套信念，显得更有弹性，也更接近真实的世界。

格林斯潘活了一百岁，覆盖了从大萧条到数字货币的多个时代。这100年，人类的进步超过了此前的2000年。他与中国的交往，跨越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尾声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周期。这几十年的发展，比此前200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其中有很多个具体的时刻交叠在一起：1994年北京的一次会见，2000年白宫的一段证词，2005年国会山的一次担保，2015年那句迟来的让步。

格林斯潘走了，留下的不是一套完整的答案，而是一连串没有终点的判断。他曾说，市场会带来自由。他在国会说过，危机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在晚年说过，规划有时候真的有效。这些话彼此矛盾，却都出自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纪，面对同一个国家。或许这正是他留给后人最诚实的遗产：一个人能做到的，不是永远正确，而是一直在看，一直在做，也一直在改。

[1] Brookings Institu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Alan Greenspan, Chairman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1994年10月对话记录)。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3] 腾讯新闻,《朱镕基会见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

[4] EveryCRSReport.com, China's Currency: U.S. Op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29, 2005。

[5] CNBC, US declares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ugust 5, 2019。

[6] U.S. Congress,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Its Effect on U.S. Businesses and Workers (国会听证记录)。

[7] Baiduwiki, Alan Greenspan（the 13th Chai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引用2008年10月国会作证内容。

[8] 新浪财经,《格林斯潘眼中的中国互联网金融》。

[9] 界面新闻,《格林斯潘之忧：未来应警惕高杠杆泡沫》,《陆家嘴》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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