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德经》智慧化解AI时代的焦虑（上） | 社会科学报

回观中国文化传统，看似玄远的《道德经》实则为我们构建了一套实用的心理对冲机制，以消解AI影响的焦虑，并最终有望将其内化为一种“安身立命”的从容。

原文 ：《以 <道德经> 智慧化解AI时代的焦虑》

作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 隋刚

图片 |网络

1973年，当代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正式出版。在书中，他描述了后世诗人在面对前辈大师的丰功伟绩时所产生的精神压抑和反抗冲动，并提出了六种诗学修正比——克里纳门（偏离）、苔瑟拉（补全）、克诺西斯（倒空）、魔灵化（逆崇高）、阿斯克西斯（自我净化）、阿波弗里达斯（死者回归）。他试图借此说明：“迟来者诗人”可以通过对“强者诗人”作品进行合法的策略性“误读”，来确立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诗人主体身份以及文学创作的切入点。时至今日，人类面对自己亲手创造的人工智能（AI）所展现出的极强算法和算力，颇感窘迫，不免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复合型“影响的焦虑”。极而言之，这种焦虑已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快速蔓延至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多个环节。虽然布鲁姆的诗学修正比在当今仍具理论锋芒和现实意义，但是我们需要一种更具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的中国智慧，来对冲多重叠加的“影响的焦虑”。

作为华夏文明深邃的“反向智慧”的集大成者，《道德经》以其“反者道之动”的逻辑，恰好为倍感焦虑的我们提供了一种高维度的精神境界和一系列接地气的实操策略。我们可借用《道德经》中的哲性智慧和诗性隐喻，重构人类与传统、与AI的关系；《道德经》的洞见和箴言可引导我们践行生生不息的“归根复命”的精神生存策略，进而以此为基础，将“对抗性话语”转为“共生性话语”，逐步修正并更新本土化乃至全球化的人文话语架构，最终实现AI时代文化心理的赋能与文学创作的增效。

01

“克里纳门”与“美言不信”

布鲁姆的“克里纳门”诗学修正比的原义是：后辈诗人可以通过轻微偏离或有意转向，摆脱前辈的强大磁场，确立自己的独特性。而在AI时代，这一策略可能蜕变为：人类创作者试图微调AI模型，植入某种带有个人风格的“美言”，刻意雕琢修辞，以求凸显“我”的存在。然而，《道德经》早已洞穿了这种伎俩的本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种基于微调的偏斜注定是无效的，因为AI是模仿的王者，它能轻易捕捉并泛化这种偏斜，使其沦为算法数据库里的新标本。更致命的是，一味求新求美，反倒会失去最可贵的真诚，致使“专气”尽散。无真诚，则无真言，人不能背叛“信言”的真诚源头。因此，真正的修正是“复归于朴”，让未经雕饰，甚至有些笨拙的“真”，成为纠偏的基准点。

02

“苔瑟拉”与“大成若缺”

布鲁姆的“苔瑟拉”修正比显示：后辈诗人会拾起前辈遗留的碎片进行补全，以此拼凑起自身的完整性。而在AI语境下，这一策略极易畸变为一种搭建“完美”巴别塔的妄念和冲动。人类对AI文本的补全，往往源于对“圆满”的病态执着，恰恰暴露了对“不完美”的忧惧。《道德经》冷峻指出：“大成若缺”。切忌求全，切忌狗尾续貂。真正的“大成”，敢于承认“若缺”，善于接纳不完美，并将其转化为进步的空间。AI的灵性和情感上的缺失，正是人类“神思”和“通感”的用武之地。《道德经》一语中的：“洼则盈”。我们应该坦然保留心中那块未被算法填平的、充满灵气的、鲜活的精神洼地。唯有维持内心的笃定、含蓄和开放，才是AI时代最有价值的持续补全。

03

“克诺西斯”与“为道日损”

在布鲁姆看来，某些后辈诗人倾向于依照“克诺西斯”修正比行事，倒空内在个性与前辈印记，以此规避前辈带来的连续性影响。这种焦虑在当下可能演变为一种极端的“退场”：人将写作权、修改权和定稿权全盘移交给AI，彻底让位于算法，从而完全丧失主体性。《道德经》中“为道日损”的智慧则提供了另一种修正路径：真正的“倒空”绝非放弃人的创意、判断和责任；它既摒弃懒惰之情、故步自封的桎梏，又剥离虚荣之心、虚妄之感以及被机器驯化的平庸之思。唯有通过这种有益的“日损”，去除遮蔽心灵的杂质，方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进而接近悟道之境。因此，即便时时借助AI，人也不可舍弃主体的信念和义务。

[本文后续详见2026年6月24日头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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