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杨常的狠角色，少帅最信任的人，高纪毅晚年讲张学良最大毛病

1929年1月10日晚，沈阳大帅府老虎厅外的廊下，高纪毅持枪待命。

两小时前，张学良当着他的面抛出那句没有回旋余地的决断：“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逼我签字成立铁路督办公署。我命令你，等他们回来，立刻处死。”

作为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不是第一次替少帅处理棘手事务，但直接处决两位奉系元老，仍是他从军以来最大的政治赌注。

这一夜的九声枪响，不仅奠定了张学良在东北的绝对权威，也彻底坐实了高纪毅“少帅第一执行人”的身份。

高纪毅出身辽宁辽阳汉军旗籍，早年就读奉天陆军速成学堂与东三省陆军测绘学堂，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19年入西北边防军任团副，两年后转投奉系，在张作霖的蒙疆经略使署任上校科长。

真正让他进入张学良视野的，是卫队旅时期的吉林剿匪：当时张学良任卫队旅旅长，郭松龄任参谋长，高纪毅是第一团团副，三人一路配合整军、剿匪，在奉军内部打出了“少帅系”的名号。

第一次直奉战争，高纪毅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官处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升任第17团团长，所部后改编为高支队，他以司令官身份在前线作战勇猛，获颁勇字金章。

1925年他随郭松龄赴日本参观陆军秋操，受郭松龄反内战、改革奉系的主张影响很深，同年郭松龄滦州起兵反奉，高纪毅出任第十九旅旅长，率部作为先锋攻打山海关，一路打到锦州，直逼沈阳城下。

巨流河一战郭松龄兵败被杀，参与反奉的军官大多遭清算，高纪毅率部后撤途中被俘，军法处拟定的处决名单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是张学良力排众议，拿到名单后当场圈掉了他的名字，对军法处长说“这个人我有用，先关着，不要声张”。

关押期间，张学良派亲信副官私下探望，带话让他把所有责任推给郭松龄，闭口不言其他，最终仅以解除军职论处，保下了他的性命。

高纪毅后来自述，“我当时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汉卿能保我，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他也坦言，郭松龄整军改革的主张他始终认同，奉军老派只知捞钱、军纪涣散的状态迟早要出事，只是郭松龄行事太急，没给自己留后路，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经此一劫，他彻底认定张学良是值得追随的主公，再无二心。

1927年夏，张学良将高纪毅重新召回，任第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副官处长，重新纳入核心幕僚圈，即便杨宇霆多次以“反奉旧人”为由刁难，张学良始终对他信任不减。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暗流汹涌，高纪毅第一时间核实消息密报张学良，协助其秘密返回沈阳主持大局，全程参与东北易帜的筹备与安保工作。

当时杨宇霆、常荫槐对易帜持消极态度，多次公开掣肘，高纪毅多次向张学良进言，指出杨宇霆揽权过甚、尾大不掉，提醒其早做防备。

张学良主政之初，任命高纪毅为奉天省政府委员兼警务处长，执掌沈阳城防与治安大权，实质上是把自身的身家安全交到了他手上。

此时的奉系内部，士官派与老派矛盾激化，杨宇霆以“托孤老臣”自居，对张学良动辄以长辈口吻训斥，甚至在公开场合直呼其小名，完全不把这位年轻的总司令放在眼里。

高纪毅晚年接受辽宁文史资料访谈时直言，“杨宇霆才气是有的，但野心太大，张作霖活着的时候他还收敛点，老帅一死，他就压不住了，事事都要管，好像东北离了他就转不动”。

他还透露，处决杨常的半个月前，张学良就曾私下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当时只说了一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没有多余的劝解。

1929年1月10日下午的冲突成了最终导火索：杨宇霆、常荫槐强行要求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任督办，完全绕过南京政府，也无视张学良的外交顾虑。

张学良与二人周旋半天，趁他们回家用餐的间隙，紧急召高纪毅入府下达处决命令。根据高纪毅本人撰写并收录于《辽宁文史资料精萃》的《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回忆，他当时只问了一句“在什么地方”，得到“老虎厅”的答复后，立刻着手布置，与侍卫副官谭海挑选六名可靠卫士埋伏厅外，同时命刘多荃控制帅府警卫，只许进不许出。

当晚杨常二人返回老虎厅刚落座，高纪毅便带人持枪闯入，当众宣布：“奉长官指令，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即刻处决，立即执行。”话音未落枪声已响，二人当场毙命。

事后有人问高纪毅为何连半分犹豫都没有，他只说了一句：“杀人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

处决之后，高纪毅全权负责善后，按张学良的指示给两家各送一万元抚恤金，安抚家属，同时布告全城历数二人罪状，迅速稳住了局势，没有引发大规模动荡。

奉系元老张作相专程从锦州赶回沈阳，当面质问高纪毅“杨常纵然有错，何至于死？你下手也太狠了”，高纪毅不卑不亢回了一句“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我只管执行”。

经此一事，张学良彻底扫清了掌权的障碍，他事后对身边人评价高纪毅“能担事，敢背黑锅，我用着放心”，而高纪毅也成了奉系内部无人敢轻易招惹的角色。

杨常事件后，张学良将高纪毅调离警务系统，转入经济要害部门，1929年3月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奉榆铁路局局长，后推动京山、奉榆两局合并为北宁铁路局，高纪毅出任首任局长。

在任期间，他整顿路局风气，裁撤冗员，严查贪腐，同时主导葫芦岛港的建设工程，1930年代表张学良与荷兰筑港公司签订合同，正式启动筑港工程，意图打破日本对南满铁路与大连港的垄断。

面对日方就铁路权益提出的种种无理交涉，高纪毅始终态度强硬，多次直接拒绝日方要求，成为张学良在东北交通主权上的核心代言人。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东北军对苏作战惨败，高纪毅负责前线的铁路运输与后勤调度，亲眼目睹了东北军在外交与军事上的双重被动。

后来，他回忆说，开战前他就私下向张学良进言，说苏联军队的装备、训练远胜东北军，南京政府的承诺靠不住，真打起来只会吃亏，劝张学良适可而止，不要把事态扩大。但当时张学良刚肃清内部反对派，正想借收回主权立威，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战败后高纪毅赴前线清点损失，回来当众只字未提，私下里却跟张学良叹气，“这仗打输了也好，至少能让有些人醒醒，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他后来私下对亲信同僚提及，此战让他看清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用心，也明白东北仅凭一己之力难抗外侮，这一判断也影响了他此后对张学良联共抗日主张的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高纪毅正在奉天警务处值班，凌晨时分接到北大营守军的告急电话，他一边调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待命，一边亲自致电帅府请示，得到的回复是“遵照命令，不予抵抗，避免冲突”。

他后来回忆，“我当时手里有两千多警力，要是放开了打，就算挡不住日军主力，也能多守半天，掩护更多军民撤出来。可命令就是命令，我只能看着日军大摇大摆进了城，那是我这辈子最憋屈的一夜”。

沈阳沦陷后，高纪毅随东北军政机关撤往北平，北宁铁路局成为东北军进出关内的核心通道。他主持铁路局在长城沿线布防，调度列车运送军队与物资，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撤到北平后他曾私下跟同僚议论，不抵抗的根子在南京，但张学良也有责任，他总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觉得日本人不敢扩大事态，未免太过天真。

1933年热河抗战爆发，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全境沦陷，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在北平召开高层会议宣布下野，在场多人出言挽留，唯独高纪毅全程沉默，散会后他单独找到张学良，说“你下野是对的，现在这个局面，总得有人出来担责任”。

张学良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来照看东北军后方产业，他摇了摇头当场拒绝，“你走了，我留在这个位置上名不正言不顺，别人也不会服我，我还是辞了干净，等你回来，我再跟着你干”。

消息传开，有人劝他留任，说铁路局是肥缺，没必要跟着下野，他只回应：“我是少帅提拔的人，少帅走了，我没有脸占着位置。”

辞职后，高纪毅在北平西郊买地创办阜丰农园，表面上种葡萄、养奶牛，搞园艺度日，实则农园成了东北军旧部的秘密联络点，不少退入关内的将领、义勇军代表都曾在这里落脚议事，他也时常自掏腰包资助抗日武装，只是从不对外声张。

农园施工时曾挖出明代孔有德的墓碑，高纪毅感念其为辽东同乡，出资重修立碑，在碑文中写下“刚风大节，不直于史官”的评语，实则也是借古人抒发自己对气节的看重。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蒋逼蒋抗日，消息传到北平，高纪毅当即表示支持，认为“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打回老家的希望”。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遭扣押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农园招待旧部，当场摔了手里的茶杯，脱口而出“糊涂！真是糊涂！蒋介石什么德行，他心里没数吗？这一去，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他当即联络多位东北军元老，打算联名发电报劝蒋介石放人，电文还没拟好，就传来了张学良被军事法庭审判的消息。

此后他联合东北籍名流马占山、鲍文樾等人联名致电宋美龄、宋子文，要求恪守承诺释放张学良，通电中明确指出“汉卿此举纯为国家民族，毫无个人私图”——这也是目前留存的公开史料中，高纪毅对张学良最直接的正面评价。

此后东北军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矛盾激化，他曾专程赴西安调解，劝各方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内讧，可惜没能奏效。

2月2日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彻底溃散，高纪毅闭门不出一整天，晚上跟身边人说“东北军完了，从老帅死那天起就该想到，只是没想到散得这么快，散在自己人手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日本宪兵当即逮捕了高纪毅，他们深知高纪毅是张学良的心腹，在东北军旧部中威望很高，威逼利诱让他出任伪政府职务。

日军将他关押在宪兵队审讯了整整半个月，先是许以伪满洲国交通部总长的职位，说“你是北宁路的老局长，管交通最合适”，见他不为所动，又动用刑具折磨，还拿张学良刺激他，说“张学良早就被蒋介石扔在贵州山里了，你替他守着气节有什么用”。

高纪毅每次都只回一句话“我是中国人，绝不做汉奸”，始终坚贞不屈。

日军见他态度强硬，又抓不到他通抗日的实据，加上亲友与旧交多方斡旋营救，最终将他释放。

出狱后高纪毅迁居天津英租界，平日里深居简出，暗中资助抗日力量，只和少数信得过的旧友往来，通过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打听张学良的下落，每次听到张学良安好的消息，都会沉默良久，始终拒绝与日伪合作，守住了民族底线。

抗战胜利后，高纪毅仍居天津，没有重返政坛。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地下党通过宁武找到高纪毅，希望他利用自己与傅作义的旧交，劝说傅作义走和平道路。

高纪毅当即答应，前后三次赴北平面见傅作义。

第一次见面时傅作义开门见山问他：你是张汉卿的旧部，怎么来替共产党当说客？

高纪毅直言回答：我不是替谁当说客，我是替北平的老百姓，替这座千年古城说话。蒋介石倒行逆施，败局已定，你跟着他走，最后只能落个千古骂名。张汉卿当年为了抗日，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你现在为了和平放下武器，不丢人。

他以自身经历分析时局，指出国民党败局已定，死守北平只会毁了千年古都，也对不起百姓，还联络了多位东北军、西北军旧将领共同做工作，从旁推动了和谈进程，为北平和平解放贡献了力量。

这件事他晚年很少提起，有人问起时只说“都是中国人，能不打就不打，少死点人比什么都强”。

新中国成立后，高纪毅留在天津生活，偶尔参与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养花。

他很少对外提及当年的往事，多数采访邀约都被他婉拒，只有偶尔与老友谈起张学良时，才会多说几句。

据曾拜访过他的文史工作者记录，高纪毅晚年评价张学良，说他“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心里装着东北，装着国家，就是太年轻，有时候做事太急，容易轻信人”。

他始终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爱国本心，只是低估了蒋介石的翻脸无情，而自己这一生追随张学良，从未后悔。

1961年，台湾方面传出张学良迁居台北的消息，他得知后叹了口气，跟家人说“算下来，他已经被关了二十五年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五年。蒋介石的心，也太窄了”。

1963年7月，高纪毅在天津病逝，终年73岁。病重临终前，他跟守在床边的儿子交代，“我这辈子跟着少帅，没做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他的事。要是将来他能恢复自由，你要是有机会见到他，就替我问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