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在时代的裂隙中寻找光

《生命之树》剧照

文|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载《书城》六月号，作者授权发布

这是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左手边是梁鸿的非虚构写作《要有光》，聚焦的是中国三个区域的青少年教育、原生家庭、心理和现状的调查，以及对应对策略的探寻，此书出版后引起中国社会强烈的关注，右手边是青年小说家郭爽的长篇小说新作《河上歌》，处理的是一个数学天才连思奇与他的朋友席德面对现实体制和原生家庭的对抗、愤懑、出走和内心的和解。这本书出版后有一定的反响，可是似乎仅限于文艺圈，而没有溢出到公众领域。

可在我看来，要面对梁鸿在《要有光》所裸露和呈现的青少年各种精神、学习和生活的困境，依托制度改革、教育政策、家校合作等确实是一个习惯的路径，可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以上体制性的因素都没办法在短期内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的时候，如何改变家长、孩子们作为当事人的认知和体验，进而在面对这个无物之阵和囚徒困境找到一个精神逃逸的秘密通道和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河上歌》以一本纯然虚构的小说形式，以三个青少年的人生成长（包括一系列创伤、试错、出离、回归和自我和解等）的交错轨迹，展现了在一个被算法和权力支配的系统世界，个体如何通过重建与自然、地方性、家族记忆、同侪友谊、异性等的精神相连的纽带，来确证自我的存在意义。

换言之，认知是可以被重塑的，体验是可以被传递的，而《河上歌》所传递的在挫败中成长和成熟的体验和认知，恰恰突破了这个时代诸多人生被捆缚在容错率和成功哲学里的单向度的轨道。人生毕竟是大江大河所奔涌而去的旷野，而不是被精密规划而步步算计让人窒息的轨道。“指望从生命的渣滓中收获，那最初的奔涌不能给予的事物。”透过时代的裂隙去寻找光，传递光，活成一束光，也许是梁鸿和郭爽共通的心愿。

01

从鲁迅到钱理群，都曾发出“救救孩子”的旷野呼告，如果细读隐藏在《要有光》字里行间的灵魂脉动，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孩子们那些苦痛、压抑或躁动不安的灵魂。作为成年人，我们首先也许需要学会去聆听和理解，而不是将孩子作为一个问题去试图“解决”，后者所暴露的是成年人的傲慢、功利、自恋和势利。我曾经在一篇评论《哲学家的小王子》的书评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当下的儿童或者说青少年，其实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存在意义上的危机，一方面是内卷等恶性竞争导致的过度‘社会化’和早熟（也就是大人化或者说成人化），他们的心灵世界走向一个单向度的进程而丧失了无限生长的可能，因此正如波兹曼所言童年在消逝。而另一方面，高度竞争的学习和权力毛细血管化的宰制，导致孩童在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链接方面都出现代际的断裂，电子产品（游戏、动漫、社交媒体、二次元等）提供的虚拟世界又不断刺激和吸引着他们躁动不安的心灵，他们的生命貌似被一个电子世界的巨大黑洞所吞噬，从这个意义而言，孩童的‘社会化’其实又远未完成，他们生命的多维触角都被削减到极限，因此才会遍地都是‘空心人’。”

揆诸《要有光》所记录的“灵魂的田野”，处处可以发觉青少年在这两者之间的心灵挣扎的痕迹。雅雅面对访谈者如此吐露心声：

“我觉得我爸妈在教育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尊重我，也许这是全中国家长共同的现象。他们没有真的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来对待。他们既不认真批评我，也不认真认可我。他们没有真正尊重我的成绩和我的努力，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孩子，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真正平等地和我说话，思考我的想法以及去理解我所做的事情。”

创办一种针对“问题少年”特殊补习班的阿叔认为造成一些青少年厌学、轻生和精神痛苦的根源之一在于家长，他在面对梁鸿时如此批评道，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方面是完全愚昧的，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参与并制造着对孩子的“迫害”，他们迷信学校，迷信医院，迷信各种成功学的套话，却不信任自己的孩子，不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他认为很多孩子都是非病理性的情绪问题，完全没有达到病理性的地步，如果有合适的教育方式和家庭环境，完全可以在没有病理化之前让孩子走出来。在这个补习班工作的丰丽根据工作的体验，指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包容、耐心和真诚。她说：

“没有一个家长做到，尊重更没有，实际上，大部分家长在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都会迁怒于孩子，会为一点点小事打孩子。因为在这个社会结构里中，只有小孩是最方便的、最弱势的和最安全的，他们不会反抗。一旦开始打孩子，家长就很难停下来，越打越上瘾。在打孩子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威得到了保证，情绪得到了宣泄。”

在北京海淀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工作的徐老师向梁鸿分析所接触的大量孩子的现况：

“来我们机构咨询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抑郁只是表象，从行为上来讲是厌学、拒学，再严重下去就是自残倾向，到最后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焦虑已经成为全社会甚至全球的大主题，这种焦虑和压力必然会传递给孩子，孩子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现在的‘卷’根本上是成年人的‘卷’，成年人要出绩效、要上升，父母要让孩子上更好的大学，结果，就是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内卷越来越严重。并且，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更深地把人性扭曲化。整个社会的深层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会带来亲子关系的隔阂。父母很难理解孩子，他们还在用自己那一套经验来管理现在的孩子，其实早已是‘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了。

家长最困惑的就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另外，孩子们一天到晚在网上，现实中的亲密关系越来越少，异化越来越严重。其实恶果已经出来了，现在年轻人不生孩子、不结婚、不恋爱，依赖网络，连最本能的性的欲望都在退化。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手机里的快乐是简单的、即时的快乐，它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现实中的人都异化了，也会越来越孤独。”

陈清画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的家长在养育孩子备受挫败后也有着根本的反思：

“我大梦初醒之后发现，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被席卷进去，太多的焦虑，太多的算计，扑面而来。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快乐的。我就在想，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让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跳进去。我感觉整个社会都在编织出一套东西来，考试机制、自媒体、民间教育机构、各种升学教育的竞赛班，还有各种利益集团，给家长制造出一个狭窄的通道，让大家自相残杀。它们所塑造出来的氛围完全占据了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反抗。”

而通过在阿叔补习班进行调整重新回归校园的敏敏则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思考：

“长期脱离社会之后，再回归的话，是需要非常大勇气和力量的，也需要在认知上非常强大。我觉得人不能永远在社会里面。人需要有自己的世界，也需要社会事业，就是既需要在现实，也需要不在现实。如果你只考虑现实，可能你慢慢就会变成一块石头（小王子说的蘑菇）。我希望自己拥有一种较好的现实生活，同时，又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非常灵活。要想真正活得好，两者缺一不可。因为人是一个有肉体又有思想的动物，所以两者都是必不可缺的。我准备开始锻炼我的阅读能力，我在背古诗词和看一些文笔比较好的文章时，还是很有感触的。我还想看一些思想比较深的东西，我想锻炼自己的大脑。”

02

《河上歌》所展现的恰恰就是“既需要在现实，也需要不在现实。”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虚构小说的范围，而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探讨青少年的自我成长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摆脱现实的捆缚，包括《要有光》触目惊心谈到的原生家庭、教育系统和社会体制等对个人的深度压抑，而通过离家出走的游荡、在河流上几个朋友的自由飘荡和冒险、出国的探寻和友谊、爱情等的体验来感受超越现实之上的另一种生活，它是在时代的缝隙里寻找光的一次自由旅程，也是不断地在跟自我对话的过程。当连思齐在最后的夜晚，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也就是往里走找到了安顿自己的精神力量的时候，每一个读者都会为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从小纠缠着他的被遗弃感和灵魂的褶皱最终在异国他乡被来自一个移民女孩娜塔莉的爱所抚平。

连思齐与好友席德、超毛的友谊与人生构成小说的主线，席德家庭的破碎和创伤，也在隐喻对他有着深度理解的连思齐的原生家庭的境况。在一个容错率低被认定是青少年的斩杀线的当下中国，这几个少年的一生都是一系列逸出常轨的错误所构成，逃学、打架、赌博、偷取家财、沉迷游戏、不务正业地游荡、异想天开地沉沦等。在成功哲学和正常人生的尺度之下，他们的每一个错误都是无法被容忍和宽恕的。可他们恰恰也是在这些试错的人生中抵达了心智成熟，疗愈了原生家庭和学校系统所强加的创伤。

患有癫痫的连思齐在认识美国女孩娜塔莉并跟随她到了其故乡农场融入自然的日常生活之后，表面上获得了内心宁静的他仍旧无法阻止内在的困顿、沮丧和虚无感：

“他总在无意识地破坏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鬼打墙一般循环，伤害他最珍惜的人。他想停下来，想打破诅咒，可是每次都重蹈覆辙。赌博、成瘾、休学，让自己成为一个烂人，似乎就无须证明价值。他有什么价值？他知道，这样自我否定、自我贬斥和放纵生活下去，终点就是死亡。他在等吗？那某种微暖的解脱？还是，他还有一丝残存的意志？”

因为某种偶然，或者命运的力量，试图自杀的连思齐从泥潭中爬了出来。娜塔莉温润、敏锐、宽厚，引导连思齐面对真实的自我，并且让他第一次在朋友面前吐露在内心隐藏多年的创伤，讲述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自我救赎。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讲述成为一个故事或者放到一个故事里去讲述。连思齐所感受到的除了情爱的温暖，还有那种家庭与自然契合在一起水乳交融的圆润。人生可以不必活得那么锐利，也可以不必如此感伤，静静地坐在山岗上瞭望一切并追念过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赐的幸福。

连的父母以及原生家庭背景被作者刻意地模糊甚至虚化，但他能够进入席德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看到席德父亲的偏执、母亲的疯狂及最后的自戕，他们逃离到中国的西南随意游荡，一同去拼闯和感受世界。这些在书本上从来看不到的世界以一种粗野、饱满而多元的形式进入他们的观念，他们终于感觉自己活在了真实之中。数学、游戏、网络、书本等构成的是一个过于浮夸摇荡的世界。

数学老师李老师也是连思齐和席德生命中的贵人，尤其在思齐几次几乎彻底地向下滑落的至暗时刻，李老师肯定了他的天分，也告诫他人不可辜负上天赐予的才华，更不应该在根本没有去观察和感受一个更为宽阔的世界之前就轻易地认为这个世界是无意义的、空洞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李老师的人生态度是加缪式的存在主义人生观，人生不一定要生活得最好，而要生活得最多，他给思齐的信里写到：

“朋友就意味着互相支持。在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不要怀疑这一点。有许多人关心着你，为你骄傲。并不是为那些你做到了的，而只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这个人。永远记得，你有朋友。爱很广大。宇宙的丰盛超出我们的想象。它有能力给予每一个生命它所配拥有的。不要怀疑。”

在交友贫困的当下，《河上歌》所展现的漫长而富有韧性的友谊格外显得珍贵，那些在生活中的回忆共享、剧烈争执、误解之后的和解等都构成了友谊最重要的内核，而助力友谊长存最重要的是彼此的敞开、理解和信任。

《河上歌》的叙事张弛有度，有些地方急迫而紧凑，如瀑布落地回响不绝，而有些段落却极其松弛而优雅，如同宣纸上长长的划痕自由舒展，这些段落往往跟对自然的抒写有关，是作者对自然的赞歌。整篇小说从一条隐秘而神奇的河流开始，又到最后在梦境中似乎重返河流而收束，这群游荡而自由不羁的少年始终在河上歌唱，小说的叙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精神性，是对心灵史的自由探寻。作者写道：“比十五岁更好的，是从当下出发重新找到十五岁的入口。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为真的就永远为真。”面对日益破败灰暗的现实世界，作者肯定了生命重新出发的可能，并依托娜塔莉领悟了人生的道理：“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在于给予（giving），而为什么最快乐的给予是感恩（thanksgiving）。”

席德的人生同样充满了无根的漂浮性和意义的匮乏，他遵循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原则，崇尚的是成功哲学，直到他遇见了让娜并在后者的老家——意大利的乡下大病一场，感受到那些此前被他视而不见甚至鄙视的“人间羁绊”的温情，一直以为生活在别处而四处逃离的他此时此刻才恍然大悟，最真实的生活就是当下弥漫着人间烟火气的俗世生活，这些曾经在少年时代被原生家庭的暴力和血腥所毁坏的价值感和归属感，重新凝聚到他的生命中来。

如作者所言，当他听人讲述这古老的城镇与哈德良、卡图卢斯和西塞罗之间的故事后，明白这里留住他的并不只是简单迷人的美丽，而是他一直欠缺却暗中向往之物——低调、朴实的风景中，蕴含古老文化的永恒脉动。这里几乎与人类的文明一般古老，但又活力永存。……而在这里，同是海边的城镇，他感受到安全。沿着夜里黑色的海岸线，他的让娜，让娜的家人，他的家，都被装进时间河流温暖的口袋里。他在这里久违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回了原本该有的、跟亲人和友邻之间松弛宽泛快乐的关系，找回了对简单生活的热情。

十五年之后的思齐和席德故地重游，往事如层涛叠浪袭来，那些少年时代亲历的被浓缩又被选择性遗忘的场景和细节故鬼重来，可是，除了那些让人悲怆而又忘不了的人和事之外，仍旧有一些共享的来自日常生活的记忆，这些记忆同样也构造了连思奇的生命底色：

“跟席德相比，他是街上长大的孩子。在义盛隆行度过少年时代（那里储存了他和席德多少奇妙的记忆！），就像金线鲃属、高原鳅属这样的洞穴鱼类，早早适应了喀斯特地区的乱石叠生、潭深水幽的地貌，他对窗户外鼎沸的市声早就习以为常，也不会像席德那样，对在城区、街道上晃荡的时光念念不忘，并将其指认为最初的记忆和自由。街道就是家，洞开的铺面和二楼探出的穿笼㡁戴，三世或四世同堂，济济然一起迎日出吃早饭、躲日头吃午饭，茶缸子茶盅子里一家共用的‘母茶’兑点烧开的井水再倒进玻璃杯喝下肚去，太阳将落未落时从路过的菜贩子手上收来的苋菜在猛火油锅里跑圈再跳进白瓷盘子里跟软糯的蒜子共浸一汪紫红色的汤汁……这些物事，这些气味，如梧桐树下的光斑与阴影一样难分难解，不仅点缀、填满街道的框架，也完形填空般给予他日益加增、附着于骨、不可剥离的皮肉、血脉、记忆，直至构成他本身。”

这些叙述里的细节充满了灵动而扎根的地方性，是从地方的肌理生长出来的有生命力的叙事，而这种叙事又并非为了迎合都市受众猎奇趣味而自我降格的“媚俗”。就像连思奇在美国与娜塔莉为了抢救一个叫试图自杀的写诗的男孩比利，他轻轻抚摸后者半藏在帐篷里的胳膊，然后慢慢握住他的手掌。有节奏地，缓慢地，一次次耐心地，手掌贴着他的手掌，手指轻捏他的手指。此刻的思齐竟突然想起，在好友超毛曾经的家，那个依山傍水的古老村寨里，超毛的外公、他的“阿打”，是如何喊回自己的。阿打一遍遍地，耐心地温暖地抚摸在河流惊悚中身心俱伤的连思奇的额头、头骨、肩膀、手臂、手指，唤醒他的身体，喊回他的心神。阿打有一双世界上最温柔、最慈悲的手。阿打的灵魂此刻在哪里？无论在哪里，看到思齐可以像他一样安抚比利，一个同样脆弱敏感的男孩，阿打会高兴的吧？

03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四十自述》里的胡适和《从文自传》里的沈从文，前者在上海报童公学工作时因为家境惨淡和前途茫然，也曾经有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喝花酒、赌博、打牌、无所事事地浪荡等，跟一些狐朋狗友在一起过着无限下坠的生活，后来因为醉酒出事被弄到了巡捕房保释出来后才痛定思痛，告别了过往的生活，潜心攻读考取了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终成一代宗师。

而沈从文则从小就是一个顽劣少年，不爱学习，逃学成瘾，喜欢在凤凰大街小巷游来荡去，又酷爱计数沱江对岸被砍下的人头，后来母亲看到他实在读书读不出来就送到部队里。结果部队里也是一样的混乱不堪，尔虞我诈，既血腥又暴力。沈从文厌倦了这种看得到尽头而看不到出路的日子，就毅然孤身一人在二十出头的年龄去北京做一个文学北漂，要没有那么截断众流破釜沉舟的决断，文学史上少了一个大家，军阀史上多一个可能的军头而已。

现代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家少年时代没少走弯路，可这些人生的错误和弯道其实也是成就他们的养料。无论是《要有光》的“光”，还是《河上歌》的“河”，隐喻的都是支撑我们内在生命的根基。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完美纯粹的光，也不可能存在一条笔直的河流。那些在人生中出现的错误、偶然、岔道、误解、创痛、阴影等，都是在砥砺我们的成长，而那些让我们痛恨命运的无情和残酷的关节，往往隐含着人生的另一种走向。始于躁动，终于宁静。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饱经世事的连思奇明白了何为接纳与和解：

“未来的不确定与过去的伤痛仍旧存在，仍在平行宇宙种运行，但他允许它们存在就像允许天上的一朵云、雨中的一滴水、秋天树枝上一片颤颤巍巍的树叶，允许它们自行其是，也就是允许了自己，也就可以与本身、与身体缓慢相合，就可以专注于眼前微小却不平凡的事物。”

连思奇对娜塔莉的这段话可谓其内心独白和人生感悟的精华：

“简单的生活，内心的安宁。这就是我想要的一生。当我慢慢明白，我挣扎了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对的、错的事，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大哭一场，还是该大笑起来。当然，正是因为做了那许许多多的事，许多试错，我现在才有选择的权利，选择去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生从来没有如果。我不为自己做过的任何事后悔。毕竟我还活着。还活着，就已经是幸运。”

连思奇看透了算法和资本逻辑统治的世界，其实是在剥夺人最简单的幸福，而娜塔莉所从事的人对人或者人对动物的直接沟通、交流，所呈现的救赎和援助的力量，是任何算法和技术都无法抵达的。

图源：unsplash

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才会说郭爽的《河上歌》是对梁鸿《要有光》提出的问题的一个悠长而富有启发性的回应。梁鸿在该书前言里写道：

“我想寻找到那些少年，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去了解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剧烈冲突，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灵，孩子如何失去成长的土壤，失去父母、学校和社会的系统支撑，被‘悬置’起来。最终，我想寻找到：在我们的文化内部（传统的和当代的），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它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

人的一生是一个生命的叙事，自然包含了起承转合的跌宕起伏，人也不可能不过着他们的生活而不表达出来，梁鸿关切生命，其实就是在关切爱的可能性：“我想追寻一个本质的问题：什么是爱？我们该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和我们身处的时代，和这个世界相处？”正是从这样一个立足点和大哉问出发，《要有光》和《河上歌》就像四手联弹一样激荡出了生命的双重奏，那悲怆、浓烈而哀婉的情感，那苦苦追问、回首探索与走向和解的心绪，那在一个过度技术化和政治化的时代确认生命本身价值的西西弗斯努力，何尝不是我们对人生依恋之为依恋之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