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东县长饶庆铃因为一段感谢视频而被公开追责,这件事之所以会一下子把情绪点燃,关键并不在于视频内容有多么惊人,而在于它实在太普通、太日常了。说到底,无非就是替农民去讲几句实在话,替产地去争取一条销路,替一群靠天吃饭的人把收入尽量稳住。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民生表达,被硬生生拉到了政治审视和政治追责的层面。问题也由此被摆到了台面上:当一段围绕农产品销售的致谢视频,都能够被放大成所谓“违规事件”时,台湾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管控,究竟是在防范风险,还是在把基层的生路一并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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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峡论坛在厦门举办,大陆方面延续了对台农渔产品采购以及扶持方面的安排,让多地特色产品有了相对更稳定的外部销售出口。对不少县市而言,这不只是一次交流活动,更像是一场给基层经济提供支持、帮助地方寻找订单的对接机会。台东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台东的农业结构本身就有它的现实难处。像凤梨释迦、释迦、金针、洛神花,以及不少生鲜类农产品,卖得好不好,不只是看产量够不够,更要看运输能不能跟上、时效能不能保证、市场能不能及时消化。农产品和工业品不一样,不可能今天先压在仓库里,明天再慢慢去卖。水果熟了就是熟了,渔获上岸了就是上岸了,时间只要一拖,价格往往马上就会往下掉,损耗也会随之增加。农民辛苦忙了一整年,最后很可能就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前功尽弃。
也正因如此,台东对于外销市场一直都非常敏感。谁能够把量接住,谁能够把物流跑快,谁能够尽快把货变成钱,谁在现实当中就是那条关键通道。从地理距离、消费规模到冷链运输等配套条件来看,大陆市场几乎就是最适宜的那个出口方向。
说得更直白一些,真正决定市场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成本以及时效。东南亚并非完全不行,欧美市场也不是完全不能谈,但运输时间、检疫标准、物流成本以及消费习惯,这些因素全都客观摆在那里。农民在算账这件事上往往最直接,哪个市场能够让损失少一点、出货快一点,心里其实都非常清楚。
饶庆铃原本是希望亲自赴会,去推动台东农产品继续把销路打开。可赴陆申请没有通过,路被堵住之后,只能退一步,借助视频的方式来表达感谢。视频内容本身也很直白,重点基本都围绕农产品产销、农户收益以及地方经济这些现实问题来展开,没有刻意作出高调表态,也没有使用敏感措辞,更谈不上借题发挥。说白了,这就是一位地方首长替家乡农民表达感谢,并且希望合作得以继续的一次公开发声。
但麻烦也恰恰出在这里。台当局并没有把它当作一段普通的农产致谢视频来看待,而是直接把事情上升到了“要调查、要追责”的层面。理由讲得很严厉,姿态摆得也很强硬,仿佛只要和大陆产生一点接触,就必须先经过一道政治过滤。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原本属于民生层面的产销问题,被硬是拽进了政治攻防;原本处于地方治理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也被扣上了额外的政治帽子。
这场追责风波还碰上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那就是台湾不少农渔产品长期以来都受益于两岸经贸安排,尤其是ECFA早收清单所带来的关税便利。过去这些年,大陆市场对台湾部分农渔产品的吸纳能力,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实打实的订单、销量以及收入。很多中小农户和渔户之所以能够扛住成本压力、熬过行情波动,依靠的就是这样一条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
台湾农渔业和大陆市场之间,早就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关系,而是一种现实层面相互嵌合的连接。岛内消费体量有限,农业生产又具有季节性以及集中性的特征,一旦碰上丰产年份,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外部市场来承接,价格出现明显下滑几乎就是大概率事件。农民最担心的,往往不是卖得便宜一些,而是根本卖不掉。因为只要卖不掉,再好的果子也只能烂在地里,那种无力感,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来得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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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赖士葆那句反问才会显得格外刺眼:如果参加论坛、推动农渔产品输往大陆都能被看作不当互动,那ECFA是不是也应该一并停掉?这句话的锋利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空泛表态上,而是直接把矛盾掀开。不能一边享受零关税以及市场红利,一边又把所有具体交流都说成有问题;也不能一边希望农民有收入,一边却把最有效的销售渠道当成禁区。这个逻辑,显然不是轻易能够绕过去的。
近来台当局对两岸交流的管控,已经表现出明显收紧的趋势。尤其是针对海峡论坛这类平台,划红线、驳回申请、限制参与,一连串动作接连出现。表面上看,这像是在强化制度边界;可如果往更深一层去看,更像是在制造一种“谁靠近谁就有风险”的氛围。而这样的做法,最直接带来的后果,并不只是媒体上多几轮争论,而是会让基层公职人员产生明显的寒蝉效应。很多原本可以谈的合作,不敢再去谈;很多原本可以争取的机会,不愿再去碰;很多本来为了地方经济应该做的事情,也宁可先按着不动。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场风波折射出的,是台湾内部越来越明显的一种治理困境:政治叙事不断加码,但现实经济压力却越来越难以掩盖。尤其对中南部和东部不少农业县市而言,口头上讲“市场多元化”并不难,真正要把这件事做起来,却远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市场不是水龙头,不是想拧开就能马上有。消费者习惯、物流路线、贸易关系以及价格结构,都需要长期去积累。对于保鲜期短、运输要求高的农渔产品来说,替代市场更不是拍脑袋就能够马上成形的。
不少人把“去依赖”讲得很轻松,可真正承担试错成本的,是基层。政策上一个转向,产地可能就得多熬几个产季;口号里一句“另找市场”,农民可能就得多背上几笔贷款。政治人物有任期,但农民过的是每天都要继续的日子。而日子这个东西,最不接受空话。今天卖不出去,明天肥料钱、人工钱、运输钱都会跟着压上来。讲“长远布局”当然可以,但对农民来说,更现实的问题往往是,能不能先把眼前这批货顺利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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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地方官员为本地农民寻找销路,不只是可以理解,更本来就是职责所在。县市长如果连最基本的产销问题都不去碰,那所谓为民服务也就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当然,任何两岸互动都需要遵守一定规范,也需要有公开透明的边界,这一点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明明属于民间经贸以及地方民生范畴的事情,被一股脑地打包成政治问题来处理。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像是强硬,实际上却显得相当粗糙。它不但没有办法缓解产业焦虑,反而还会把社会撕裂进一步放大。
对台湾社会来说,更需要警惕的,也许还不是某一个个案被查办,而是一种逐渐形成的思维惯性:凡是能够带来现实利益的交流,只要碰到敏感标签,就先扣住、先压住再说。时间一长,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局面——嘴上一直在谈产业升级,脚下却把最现实的通道一条条收窄;口头上说要照顾基层,行动上却让基层自己去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这样持续下去,受伤最深的,未必是某个政党的对手,反而更可能是整个社会对于治理理性本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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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饶庆铃这段视频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回响,并不是因为它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而是因为它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重新摆到了众人面前:农民需要活路,地方需要发展,而市场规律不会因为政治姿态就被改写。谁能够把货卖出去,谁就是在帮基层;谁把桥拆掉,谁就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民意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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