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899年，法国人以一艘叫“白雅特”号的军舰“避风”为由，强行登陆了广东西南海岸的一片海湾。
次年，清廷被迫签下《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这片后来被称为“广州湾”的土地租借给法国，租期99年。
按照这个约定，广州湾要等到1998年才能回归。
但历史没有按剧本走——1945年，法国提前53年把这块地还了回来。
香港的99年租约等到了1997年，湛江为什么“早退”了半个多世纪？
法国人当初可是奔着再造一个“香港”去的。
那时正值列强瓜分中国的高潮，德国占了胶州湾，英国强租新界，俄国盯上旅顺大连，法国不甘落后，也需要在华南有个据点。
广州湾水深港阔，是天然的深水良港，法国人给它起了个法国名字——白雅特城（Fort Bayard），规划了“东营”“西营”双中心，又是修码头、建灯塔、设自由贸易港，对标英属香港的架势摆得很足。
到1911年，广州湾人口就从最初的8万增长到了19万。
但“对标香港”，从头到尾就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梦。
问题出在三个地方。
第一，出身就输了。
香港背靠珠三角，经济腹地广阔，是英国全球贸易链上的重要节点。
广州湾呢？腹地只有粤西一隅，农产品还和法属印支的越南海防港高度重叠，二者只有400公里之遥，属于竞争关系而非互补。
法国人把资源和精力都砸在了越南的核心城市西贡和河内，广州湾在整个法属印度支那体系里，就是个边缘化的“小透明”。
第二，经营定位跑偏了。
法国的确宣布广州湾为自由贸易港，但实际却放任其沦为鸦片走私的天堂。
有研究指出，广州湾的财政收入一度高度依赖灰色贸易，正规工商业反而发展不起来。
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注定它不可能成为第二个香港。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法国人从根子上就没打算认真经营它。
学者研究揭示，广州湾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法国的“均势战略”，而非经济开发。
法属印支总督杜美租借广州湾，真实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向中国云南渗透，把它当成殖民扩张的“战略楔子”，而不是一个需要精心培育的“经济特区”。
所谓“对标香港”，更多是给清廷和舆论看的“面子工程”。
到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对广州湾的兴趣已经明显下降，这里在法属印支体系里彻底沦为“鸡肋”。
但真正让法国决定“断舍离”的，是二战。
1940年法国本土战败投降，远东殖民统治摇摇欲坠。
1943年日军进驻广州湾，实行“日法共管”，说是共管，实际上法国已经说了不算了。
1945年3月，日军干脆直接解除了法军武装。
二战结束，法国临时政府面临一个艰难抉择：
他们想重返越南恢复殖民统治，但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而此时，中国作为战胜国，正以堂堂正正的姿态要求收回所有列强在华特权——广州湾自然在列。
经过博弈，1945年8月18日，中法在重庆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
法国主动放弃广州湾，换取了中国政府支持法国重返远东，以及国民党军队撤出越南北部。
用一个已经管不住、也赚不到钱的“赔钱货”，换一个重返东南亚的政治筹码——这笔账，戴高乐算得很清楚。
1945年9月21日，日军在赤坎签署投降书，广州湾正式光复。
同年10月19日，中法完成交接，法国对广州湾47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国民政府将这里定名为“湛江市”——取“椹川”之“湛”、“川”改“江”之意，名字里带着洗去殖民印记、重新出发的意味。
回过头来看，广州湾没成为“香港”，提前53年回归，既是偶然——二战的冲击彻底打碎了法国的殖民体系；
也是必然——它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成为香港的地理条件、经济腹地和战略价值。
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广州湾》中写道：“东海和硇州是我的一双管钥，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如今，这把铁锁早已回到主人手中。
但那段历史留下的问题还在：
一个地方的命运，到底是由位置决定的，还是由经营它的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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