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凯恩斯与科斯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定位与商业模式研究）

作 者：Richard A. Posner

校 编：多 尔

来 源：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 Vol. 54, No. 4, Markets, Firms, and Property Rights: A Celebr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Ronald Coase (November 2011), pp. S31-S40

摘要

罗纳德·科斯曾就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提出诸多富有启发性且颇具挑战性的论述，然而，其著述中的这一方面并不广为人知，亦未受到充分关注；即便有所涉及，在当代经济学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些观点亦被视为离经叛道，因为其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否定。本文旨在使其方法论著作摆脱被忽视的境地，并指出其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间迄今尚未受到关注、却又颇具悖论色彩的方法论亲缘性。凯恩斯所采取的、在当代看来并不时髦的经济学研究路径，随着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正重新获得学界的尊重与重视。

1. 引言

我确信，罗纳德·科斯不会乐于看到我将其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置讨论——而这正是我即将采取的做法。然而，如果他能够耐心听下去，他将会听到我收回自己多年以前发表于《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一篇文章（1993）中对其经济学研究路径所提出的批评。

本文将聚焦于罗纳德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零散著述。因此，我将不再讨论其更为人熟知的经济学贡献——包括企业理论、交易成本概念、平均成本递减条件下商品与服务定价、电信监管、普通法经济学以及耐用品垄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上述贡献已广为人知；相较而言，其方法论著述虽鲜为人知，却同样值得认真关注。

乍看之下，凯恩斯与科斯似乎毫无共同之处，除了二者均为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都热爱芭蕾舞，且都曾批评阿瑟·庇古——庇古是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同事，担任经济学教授，而凯恩斯仅为研究员——但二人所批评的却是庇古学说中的不同部分。凯恩斯批评的是其失业理论，科斯批评的则是其外部性理论。仅凭这一点，显然不足以构建二者之间的比较。

凯恩斯属于自由主义者，科斯则属于保守主义者。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家，科斯则是微观经济学家。凯恩斯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是“使徒会”（Apostles）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成员，是社会名流、杰出的公共人物、英国统治阶层成员、男爵、阅历广博的社会人士、投机者、双性恋者、在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的作家、畅销书作者，并带有某种波希米亚气质。罗纳德则并不具备上述任何特征。此外，他还是一位侨居国外者——几乎已经成为美国人。而凯恩斯并不太喜欢美国人。

然而，从经济学研究路径的角度观察，上述差异均属表面现象。凯恩斯与科斯共享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该方法曾一度居于支配地位，随后失宠，但随着2008年9月全球金融崩溃的发生而重新复兴。此次金融崩溃令整个经济学界措手不及，并使人们对经济学界是否真正理解经济运行机制产生了深刻怀疑。正是在此次危机之后不久，我首次阅读了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我发现凯恩斯的方法既陌生，又极具说服力。我由此意识到其与科斯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而这一认识又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于1993年撰写的关于科斯方法论的文章。

2. 两者方法论之比较

我在该文中关于科斯方法论所作的描述性论述，至今看来仍然正确，因此我将从那里展开讨论。我当时曾指出，科斯已经“向现代经济学宣战”。我引用过他如下论述：“当经济学家发现自己无法分析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便创造出一个自己能够处理的想象世界。”我还引用过他的另一项观点：作为现代经济学核心基础的人类行为理性模型乃是“没有必要且具有误导性”的，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最大化任何事物，除非是不幸；即便如此，他们也未能完全成功”。

他主张经济学家应当“研究现实中的人”。他提议放弃“个人选择具有一致性”这一假设。他并不认为均衡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有用概念。他拒绝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并具有深远影响的方法论原则，即评价一项理论时，不应依据其假设是否真实，而应依据其预测是否准确。对于现代经济学中广泛采用、且高度依赖统计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他同样持怀疑态度。与之相反，他更偏好案例研究。

我关于科斯方法论的文章指出，经济学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径。较为传统的一种认为，经济学乃是对经济体系的研究，可以运用任何现成可得的分析工具；较新的理解则认为，经济学乃是将理性选择模型适用于任何人类行为领域，只要该模型在相关领域能够产生富有成效的解释。科斯始终坚定地坚持前一种理解。

然而，当他宣称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几乎没有取得多少进步，甚至可能出现倒退时，他所批评的并不仅仅是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家庭生产等非市场活动的做法；他实际上是在批评该理论本身。

科斯所提出的另外两项主张，尤其能够体现其与凯恩斯之间的方法论亲缘性。

第一，在其诺贝尔奖演讲中，他主张自己的研究终有一天将“导致经济理论结构的彻底变革”，但紧接着又补充说明，这种变革“至少是在所谓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领域”。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科斯与凯恩斯所共同分享的方法，真正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并非微观经济学，而恰恰是宏观经济学。

第二，他声称，除弗兰克·奈特之外，没有任何美国经济学家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奈特恰恰与凯恩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持有共同立场，而这一立场却被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拒绝。该问题即：不确定性与风险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以及运用理性选择框架对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反应进行建模所面临的困难。

针对我前述关于科斯方法论的所有论述，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科斯的经济学论文——与其关于经济学的评论性言论不同——实际上仍然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标准假设。他或许不喜欢数学、统计学以及经济学术语体系，也对均衡缺乏兴趣；然而，当他论证为何生产活动在企业内部进行而非通过独立交易完成——原因在于前者成本更低——或者论证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并不受财产权归属安排影响时，他实际上仍然是在假定行为主体具有理性，即使他并未明确表达这一假设。

对此，科斯很可能会回应称：这些不过是一些特殊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人们通过比较不同行动方案的收益与成本作出选择而已。他不会像理性选择理论家那样认为，所有人类选择都具有这种性质。在这一点上，他与凯恩斯立场一致；事实上，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亦持类似观点——当然，杰里米·边沁除外。边沁曾著名地宣称，人们——即便是精神失常者（lunatics）——在其一切行为中都是效用最大化者。

然而，为什么我会选择凯恩斯作为科斯所秉持之传统经济学观的代表人物（exemplar）？为什么不是亚当·斯密——科斯自认为其思想传承者？或者，更具说服力地说，为什么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凯恩斯的老师之一？凯恩斯在许多方面都属于马歇尔主义者（Marshallian）。马歇尔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既非数学化著作，也非统计学化著作。它们集中体现了凯恩斯与科斯共同拥有的经济学研究路径。而且，由于马歇尔的著作主要聚焦于微观经济学，因此相较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与科斯的方法论具有更高程度的可比性。

科斯高度赞赏马歇尔所持有的一项信念，而该信念也是其自身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所在，即：用科斯的话来说，“学术共同体通常具有约束力的纽带，乃是其研究对象本身”。

然而，马歇尔与凯恩斯之间的区别在于：如今已没有人必须阅读马歇尔。这并非因为他不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事实上他确实是——而是因为其研究成果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吸收并超越。凯恩斯则并非如此。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崩溃之前，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然而如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重新流行起来。他突然之间、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一位当代人物。凯恩斯表明，科斯那种看似离经叛道且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并未消亡，而且不仅存在于科斯本人的学术著作之中。早已逝去的凯恩斯帮助我们理解科斯方法论的当代性及其现实意义。

凯恩斯最伟大的著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然而，1992年，哈佛大学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格雷戈里·曼昆却指出：“经过五十年来经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论》（The General Theory）已经是一部过时的著作……我们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凯恩斯所处的时代。”

甚至连凯恩斯的传记作者都进一步宣称，凯恩斯“根本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尽管作者本人并非以贬义使用这一评价，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赞誉——并认为凯恩斯“只是戴上了经济学家的面具，以获得权威性；正如他在伦敦金融城活动时穿上深色西装和圆顶礼帽一样”。对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颇为奇特的描述。

科斯原本完全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进行写作，因为其分析框架本质上属于古典价格理论。然而，他有意回避形式化模型与计量经济学；并且，由于其拒绝采用理性选择理论，他就必须认真面对这样一种主张，即：科斯定理已经因禀赋效应的证成而被证伪。例如，卡尼曼（Kahneman）、克内奇（Knetsch）与塞勒（Thaler）即曾提出此类论证。

然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中的核心概念，却无法被纳入经济学家所熟悉的形式模型之中，亦无法接受经济学家所擅长的那种经验分析检验。

即使在大萧条结束七十年之后，经济学家对于其成因仍未形成一致意见。货币、利率、储蓄、投资、就业、公共财政与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塑造了商业周期；然而，这些关系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通过模型获得富有成效的刻画，也难以分别识别各因素的独立影响。

现代经济学家对于非均衡状态始终感到不适；然而，商业周期本质上恰恰是一种非均衡现象，其特征在于存在负向反馈效应，而此类效应难以被有效整合进宏观经济模型之中。

现代经济学家通常也不熟悉某些至关重要的制度性细节，例如现代银行业的组织结构、经营实践以及金融工具。无论是金融理论家还是宏观经济学家，除极少数例外，均未能预见2008年9月的金融崩溃及其随后对非金融经济所造成的严重衰退。

事实证明，凯恩斯对于宏观经济所进行的非正式、非严格、且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数学化的分析，较之七十五年来不断趋于形式化、严格化与数学化的分析方法，反而为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形势提供了更多洞见。

在此次经济崩溃之后，曾经持批评态度的曼昆坦率承认：

“如果你只能求助于一位经济学家来理解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几乎毫无疑问，此人应当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尽管凯恩斯已于半个多世纪前去世，但其关于衰退与萧条的诊断，至今仍然构成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他的洞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早在1921年，弗兰克·奈特——尤其是在其著作第19至20页及第7章中——以及凯恩斯于同年出版的《概率论》（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中，便已经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4——奈特的表述甚至比凯恩斯更为清晰。

所谓风险，是指可计算的风险，即能够赋予数值概率并且能够估计实际结果相对于预期风险偏离的可能性、方向及幅度的风险。

与之相对，不确定性则是指无法赋予数值概率及概率分布，或者即使赋予亦无法对其正确性建立充分信赖的情形。

例如，在未来五年内美国再次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的风险，或者全球变暖突然加剧的风险，都无法被赋予任何具有客观基础的量化概率。原因在于，现有信息不足，或者相关理论尚不够精确，因此无法进行此种计算。

凯恩斯在《通论》出版后一年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此种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作出了最为清晰的说明：

“我所谓的‘不确定的’知识，并不仅仅是为了区分确定无疑之事项与仅具有概率性之事项。轮盘赌并不存在我所说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我所使用该术语的含义，是指如下情形：欧洲战争爆发的前景、二十年后的铜价与利率、某项新发明的淘汰，或者1970年私人财富所有者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这些事项不存在任何科学基础，足以使人形成任何可计算概率。对此，我们根本无从知晓。

然而，行动与决策的必要性，却迫使我们作为现实中的实践者，尽最大努力忽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并表现得仿佛我们确实拥有一种完善的边沁式计算：即对未来一系列可能利益与不利益分别赋予相应概率，然后加总计算。”

凯恩斯与奈特一样，令人信服地指出：投资决策往往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作出的，因为当投资开始产生收益时，决定其盈利能力的条件很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某些未预见变化可以通过合同、保险、衍生证券或其他手段加以对冲。然而，所有未预见变化几乎从来不可能被完全对冲；尤其是那些本身是否会发生都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更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作为非正式保险人的信用违约互换发行人——均无法计算基于风险的保险费率。

尽管如此，企业经营者仍然会在不确定性面前进行投资；事实上，即便在任何概率理论尚未产生之前，他们便已经如此行事。

当某项投资的预期净收益几乎无异于盲目猜测时，作出投资决策是否仍属理性？

经济学中通常所理解的理性决策概念，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此种分析预设：任何影响预期成本或预期收益的风险，均能够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计算。

现代经济学家对于奈特—凯恩斯式不确定性感到不适，其原因在于：此类不确定性无法轻易被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之中，而后者正是理性决策的标准模型。

对于凯恩斯而言，理性问题本身并不构成核心关切。他的分析并不依赖于任何高度明确的人类行为假设。他只是观察到，企业经营者确实会承担不可计算的风险。

如果根本不存在愿意如此行事的人——即那些具有“行动冲动”的人——资本主义经济便无法运转。

商业活动正是吸引此类人群的领域；姑且称其为大胆者。而那些智力水平与大胆者相当、却更为谨慎的人，则会成为公务员、中层管理者（或教授，而非企业家。

经验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确实如凯恩斯所推测的那样，与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即较低的不确定性厌恶——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企业家相较于其他人群，对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更低。

在《通论》中一段极为著名的论述中，凯恩斯写道：

“我们大多数旨在采取某种积极行动的决定——而该行动的全部后果将在未来许多日子里逐步显现——很可能只能归因于动物精神；亦即，一种自发的行动冲动，而非无所作为，而绝非通过将各种量化收益分别乘以其对应量化概率后再进行加权平均所得出的结果。……因此，一旦动物精神趋于衰弱，自发的乐观主义逐渐消退，企业活动便将衰落乃至死亡。

……推动经济机器运转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行动冲动；而我们的理性自我则只是尽其所能在不同方案之间作出选择——在能够计算的地方进行计算，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最终仍须诉诸一时兴致、情感或偶然因素作为行动动机。”

在经济萧条时期，“动物精神”的衰退将导致企业与消费者因畏惧未知而同时削减支出。

货币不再被用于支出，而被囤积起来；其结果是消费下降，而生产与就业亦随之萎缩。

凯恩斯相较于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项重要推进在于，他认识到：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消费或投资，还在于将其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储备。而不确定性越大，人们越倾向于持有更多货币储备；由此，经济运行的“车轮”也就转动得越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发表《通论》将近七十五年之后，其商业周期理论——这一曾被曼昆、卢卡斯以及许多当代经济学家视为前现代理论的学说——竟然获得了曼昆如此高度的赞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科斯享有的崇高学术声誉——足以使其与凯恩斯一同跻身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的殿堂——竟建立在一些比凯恩斯著作更少采用现代经济学技术的论文之上。

凯恩斯与科斯不同，他大量运用了均衡概念。事实上，相较于与经济萧条相关的周期性失业，凯恩斯更关注非自愿失业的均衡条件；而在其写作时期，此类失业已困扰英国近二十年之久。

尽管二人在政治立场与文化背景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方法论层面，凯恩斯与科斯却高度相似。

二人均娴熟掌握并运用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但同时，他们都轻视数学，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人类行为理性模型持保留甚至蔑视态度。

他们都相信，人们通常会依据自身利益行事；但他们并不关心对此进行严格界定。

他们倾向于接受现实中的人，而不是构造一个理性人。

他们并不认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也不主张仅依据预测的准确性来检验理论。

最后，他们二人对于计量经济学均毫无兴趣。

3. 一个谜题

然而，现在需要向科斯提出一个问题：凯恩斯在现代意义上而非十九世纪意义上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而其自由主义立场亦反映于其经济学方法之中。他并不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他认为，非自愿失业可以构成一种均衡状态；他主张通过广泛的政府干预，以防止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中带有一种乌托邦主义色彩。例如，该书预言，在一个世纪之内，人们的物质需求将趋于饱和；而当此种情形发生时，对资本（用于为消费融资）的需求将急剧下降，而食利者（即依靠股票或债券等被动投资收入生活、因而属于囤积者的人）亦将被消灭。对此种前景，凯恩斯颇感欣悦，并期待“食利者的安乐死”（1936年，第345页），尽管其并非按字面意义使用该表述。他不赞赏节俭，并认为消费乃经济运行的发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可以被视为购物中心的守护圣人。

科斯对于政府规制所持的强烈敌意，在其全部著述中均有体现。例如，在《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1960年，第26页）中的一段论述里，他似乎暗示政府乃一切污染的根源（参见Posner，1995年，第409—414页）。然而，这种立场与其对于均衡及理性最大化所持的怀疑态度之间，并不容易协调一致。

如果人们忙于将自身的不幸福最大化，而市场又从未处于均衡状态，那么似乎可以推定，政府具有大量应当承担的职能。尤其是，鉴于其社会成本理论的一个核心推论在于，交易成本可能阻碍私人缔约——亦即自由市场——实现社会成本的内部化，人们原本或许会认为，他对于政府实施污染规制应当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支持。

他对政府规制的敌视，并不具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著作中所能见到的那种分析基础，亦不具有米尔顿·弗里德曼、曼瑟尔·奥尔森或乔治·斯蒂格勒理论中的分析框架。

这种立场似乎纯粹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之上：他研究过英国邮政局、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灯塔私人所有制等问题；而在这些以及其他他所研究的经济情境中，他发现，要么规制的表现不佳，要么——以灯塔案例为例——私人市场即便处于理论上应当导致市场失灵的环境之下，依然能够良好运作。

然而，可以推测的是，他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研究，乃是基于政府失灵极有可能发生这一预设；如果存在政府成功的事例，则并非其研究兴趣所在。

其结论之坚定，并不似乎建立于某种政府理论之上；相反，其立场更像是源于一种坚定信念：拒斥形式理论与形式经验方法，转而坚持一种可称为“常识经济学”的卓越传统。

这种常识经济学，正是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罗纳德·科斯所共同体现的经济学传统——他们无一不是经济学天才；而当下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也促使人们重新对这一传统给予应有的尊重。

译/编者简介：北大法本/芝大法硕/律所工作几年/把读书视作对同胞的道德义务/把工作视为表达自己的首要途径/探索一切未知而迷人的分散性知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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