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菌是坏的”，真的吗？

图源：视觉中国

从阿根廷前往南极的邮轮“洪迪厄斯”号暴发了汉坦病毒疫情，疫情显示出人际传播证据，乘客和船员陆续病倒，至少已出现三例死亡病例——这是最近发生的具有影响力、占据报章新闻头条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本以“病菌”题名的新书《病菌、观念与社会：病菌如何影响现代生活》的面世，或许会给人们提供一些相关故事参考或启示。

《病菌、观念与社会：病菌如何影响现代生活》，［美］南希·托马斯 著，张英杰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6年出版

但读者或许会失望。全书第一次提及“病毒”是在最后一章，第280页。汉坦病毒出现在后记，第298页。书中只简单点名了埃博拉、马尔堡病毒、4级生物实验室以及“因为大意而导致的刺伤或割伤的感染风险激发了作家和电影制作人的兴趣”。这显然是指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极度恐慌》（1995年上映）：一只走私入境的猴子如何引发致命的出血热疫情。

作者关注的是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1870年—1920年）的历史故纸堆。那是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的年代，也是伤寒、结核等细菌性传染病泛滥肆虐的年代。启蒙运动以来，在理性精神逐渐取代宗教神权在西方公共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之后，有关病菌的观念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公共卫生领域的至高“神位”的？这正是本书尤其精彩的部分。作者提到很多历史细节，比如抗结核病团体向公众发放宣传册（tract），而这个词原本指的是宗教读物，可见当时病菌观念正在成为世俗生活中一种新的“皈依”。值得玩味的是，作为这场运动来到高潮的标志之一，是人们关于是否要摒弃公共圣餐杯的争论。

历史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路易·巴斯德在1864年掏出他的曲颈瓶，完成了著名的微生物实验时，不意味着人们立刻就接受了病菌观念的启蒙。所谓巨大的波涛在深不可测的大洋表面翻涌，人眼所见只是雪白的浪花。本书从历史的细微处追溯人们对病菌的观念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作者搜罗的史料包括人们何以摒弃维多利亚时期繁冗华丽却容易藏污纳垢的室内装饰风格；食品厂商以抗菌包装作为市场营销卖点并吹嘘雇佣最干净的年轻女工来分拣破损的豌豆（颇有一点豌豆公主的意思）；女性的裙摆和男性的胡须如何在提倡卫生的风尚下变得越来越短。连1881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被刺客开枪命中，短暂好转后健康每况愈下，人们都归咎于白宫隐蔽结构和管道系统里的污秽，由此诞生了改造后的白色陶瓷马桶被广告商大肆宣传的名场面。

此间的微妙之处在于，即便是一种进步观念，其传播过程也可能不是完全“正当”的，而是包含了混乱的概念、浓烈的情绪和过度的营销。考虑到美国的“小政府”模式和强大的市场力量，就更不难理解这一点。书中客观记录了这个历史过程：人们开始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病菌是“坏”的；依从抗菌规范则是明智、进步且对家人负责的。针对当时身为“家庭采购者”的中产女性，用“对家人健康负责”来绑架她们是很好的销售策略。哪怕当时一些预防理念已被科学证明是谬误，却仍被洁具和消毒剂商家反复宣扬。商业广告不断唤起人们对下水道气体的恐惧，商家宣传册上的素描描绘了“放大一千倍的伤寒微生物”，以此来刺激新马桶的消费。更讽刺的是连“不要随地吐痰”的广告都是由人寿保险业资助，因为如果保持洁净能延长人均寿命，保险公司就有望省下一大笔钱。这确实符合资本的逻辑。

作为读者，我很愿意看科学家和卫生专家为了争夺舆论是如何明争暗斗的，大品牌又是如何利用人们对病菌的恐惧大发横财的。19世纪末，制造商推出了五花八门的新型消毒剂，包括如今我们熟知的四字漱口水品牌在内，那些消毒剂广告中宣称的防护效果已经多到耸人听闻的地步，然而当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去检测它们的杀菌性能时，结果堪比大型“315打假”现场。

历史的一面是真实，另一面可能是荒诞。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本书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在后现代的生活中，人们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从未停止。现代人往往因为陷入工具理性思维而罹患精神焦虑，譬如书中指出，连家庭妇女最终都幡然醒悟，信守所谓的“病菌”观念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我是那种秉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粗率生活态度的人，但这并非宣扬邋遢。如果说，病菌观念的“上位”过程掺杂了宗教造神式的手段和消费主义的过度营销，那么其中过时的、经不起推敲的部分必定不值得我们盲从。

汉坦病毒被认为源自美洲的啮齿动物，但它能通过邮轮和集装箱环游世界。面对现代病毒的威胁，我们当然不鼓励去做一个疏于防护的莽夫，但也不必时刻活在被致命病毒入侵包围的过度紧张状态。在看过历史的真实和荒诞之后，如果能在遵从公共卫生的共同体准则和保持自我生活的主体性之间取得平衡，那就善莫大焉了。

原标题：《“病菌是坏的”，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