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数字童年的“屏幕焦虑”

　　对话人：

　　纪秀君 本报记者

　　李敏谊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教授

　　学前阶段儿童屏幕暴露的政策目标，应从单纯“控时长”转向“控总量、提质量、重情境、强责任”

　　关注屏幕使用的整个动态过程

　　记者：数字时代，学前儿童难免触屏，但屏幕暴露带来的隐忧，深深困扰着家庭和幼儿园。国内外新近研究揭示了什么？

　　李敏谊：屏幕暴露（screen exposure）或者说屏幕时间（screen time）近年来已成为全球儿童青少年学习与生活中日渐凸显的重要问题，给家庭和幼儿园带来了不少困扰。我们课题组基于在广东省开展的大规模调查，深入探讨了我国学前儿童屏幕暴露、家长媒介干预与儿童早期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早在2018年，学前儿童屏幕暴露现象已相当普遍，样本儿童平均每天屏幕时间约110分钟，接近2小时，明显高于世界卫生组织针对2—4岁儿童每天静坐屏幕时间“不超过1小时，越少越好”的建议标准。新冠疫情之后，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学前儿童屏幕暴露现象愈发普遍。

　　从国内外研究趋势来看，该领域相关研究从刚开始聚焦使用时间，到逐渐关注儿童数字生活的整体生态，包括使用年龄、使用时长、使用类型、使用内容、使用情境、家长干预，以及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等多方面。

　　因此，家庭和幼儿园要从关注“孩子看了多久”，进一步追问“孩子看了什么、和谁一起看、看完以后发生了什么”，关注儿童屏幕使用的整个动态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

　　记者：怎样看待屏幕暴露对学前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

　　李敏谊：就认知能力发展而言，许多研究关注到了屏幕暴露对注意力、执行功能等的影响。我一直关注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尤其是早期读写能力。我们在广东省的研究发现，屏幕时间过长往往会产生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它挤占了儿童与成人面对面真实对话、纸质图画书阅读、玩具操作和户外探索等时间。进一步探索屏幕暴露对早期读写能力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儿童性别、月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屏幕时间会负向影响早期读写能力；但教育类屏幕活动频率能够削弱这种负向作用。

　　分析屏幕暴露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至少要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数量与质量：包括屏幕使用时长、内容类型、是否有家长陪同使用等，这些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意义存在明显差异。第二，机会与风险：有效利用数字屏幕可以助力儿童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建立与社会的联结，但不当使用也可能带来生理和心理伤害，以及遭遇广告诱导、网络欺凌、血腥暴力内容和隐私泄露等多重风险。第三，儿童及家庭差异：儿童年龄越小，越依赖身体经验、面对面互动，也越需要成人共同使用；家庭资源越不足，越可能把屏幕当作照看工具，也越需要外部支持。

　　从单纯“控时长”转向“综合施策”

　　记者：国外关于学前儿童屏幕暴露的干预政策，侧重怎么解决问题？对我国相关治理工作有何启示？

　　李敏谊：国外关于儿童数字环境治理和学前儿童屏幕暴露的相关政策，往往是在儿童权利、健康保护和支持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202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数字时代儿童的生活如何》的报告，提出“四支柱”政策框架：第一，完善法律和政策治理框架，推动数字服务提供者把儿童安全、隐私保护、内容过滤、投诉救济和适龄化设计嵌入产品与服务；第二，发挥教师、学校和教育系统的作用，培养儿童数字素养和数字公民能力；第三，面向父母、照护者和监护人，为其提供可理解、可执行的指导；第四，纳入儿童视角，把儿童自身的观点和经验融入政策设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益保障署2025年报告则把建议落到三个方面：连接、数字技能和心理健康。

　　这些干预政策启示我们：学前阶段儿童屏幕暴露的政策目标，应从单纯“控时长”转向“控总量、提质量、重情境、强责任”；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对面向学前儿童的屏幕设备、应用程序、数字内容和平台服务的规范与监管，推动数字产品和服务落实儿童优先、安全默认、隐私保护和质量保障原则；加强家园合作，家园应形成一致的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理念和基本规则，共同明确屏幕使用的时间、场景、内容和陪伴方式。

　　将“简单控制”变为“积极干预”

　　记者：家长在干预学前儿童的屏幕暴露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您对家长有何建议？

　　李敏谊：对0—6岁儿童而言，他们尚未形成成熟的自我控制能力、判断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屏幕使用的时间、内容、场景和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环境与成人教养方式。因此，家长最重要的角色不是单纯的“监督员”，而是儿童数字生活的共同建构者和共同调节者。

　　我们在研究中把家长媒介干预区分为四种类型：限制性干预、教育性主动干预、照看性主动干预和无目的性干预。结果显示，教育性主动干预和限制性干预能正向预测儿童早期发展结果，而照看性主动干预和无目的性干预则负向预测儿童早期发展结果。也就是说，并不是只要家长“介入”就一定有效，关键在于介入的性质。

　　从国际研究来看，家长媒介干预也越来越强调“积极中介”而不是简单控制。经合组织2025年度报告指出，家长要帮助儿童建立健康的数字媒介使用习惯，并通过共同讨论、内容管理和家庭媒介计划，平衡儿童的自主性与保护需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益保障署2025年报告同样提醒，保护儿童不能只依靠限制屏幕时间，更要关注儿童实际接触的内容、平台环境和可能遭遇的具体风险。

　　由此可见，数字时代如何为人父母，家长既要有边界意识，也要有高质量的陪伴意识和教育意识。我对家长的建议是：定规则、选内容、共使用、做榜样、留替代。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强调的是父母活在当下，只有当真实生活足够丰富，屏幕才不容易成为儿童最主要的娱乐和情绪调节方式。

　　（本报记者纪秀君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6月21日 第02版

作者：本报记者纪秀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