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几年前，我发现年轻人开始不爱喝酒了。这让我很恼火。我理解那些因酗酒丢掉工作、骚扰陌生人、酒驾的人确实该戒。但那些能适可而止的人偏偏选择不喝，在我看来，简直是在粗鲁地拒绝与别人同乐。
我们活在一个万物皆沦为自助贩卖机或污水池的世界，或者被富到已经不配称为“人”的个体所拥有。最繁荣的伙伴关系似乎是气候崩溃与国家暴力的结合。面对这一切，谁能喝得下去？不喝酒的人谈论“清醒”和“健康”。可我不信那套。我信的，是真实存在的麻烦事——海洋在变热，加沙地带有伤亡，而我作为美国人，间接资助了这两件事。所以，我每天都喝，有时克制，更多时候毫无节制。
在我眼里，不喝酒等同于仇视快乐，像一种追求纯洁的法西斯行为。戒酒是倒退，是把“烂化”美化成成熟，好比下载依恋风格App，却不愿出门跟人上床。我们这些能喝酒、还能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有责任喝下去。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喝酒，不少还喝得挺猛。因为他们和我一样，真诚地认为酒精是唯一能给世界增添一点闪光的东西。
人们用酒做尽各种好玩、鲜活、有文化趣味的事。拿冷门葡萄或草药酿酒，发明能一口尝出八种味道的鸡尾酒。我在马德里郊区去过一家酒吧，他们在一整块倾斜的冰面上供应白葡萄酒，杯子冻在冰里。喝下那杯酒，我热泪盈眶——为这种慷慨而绝妙的发明而感动，也可能，纯粹是因为我喝大了。这一切始于我七岁时。父亲每周日晚上打完篮球，会带回两瓶啤酒，准我抿一口。我往往趁机灌一大口。他生气，但气不久。他看得出我爱喝，也不好硬说我错了。
多年后，全家人去参加一场禁酒的婚礼。刚一抵达，父亲就从外套内兜里掏出一瓶装满伏特加的矿泉水瓶，对我和弟弟哼唱：“瞧——瞧我带了什么。”我和弟弟原本因没法在婚礼上喝醉而瑟瑟发抖，此刻爆发出掌声。“天啊，你简直是个天才，”我喊道。我父亲是个乐观派，总看到杯子里还有半满的部分。而他的这种特质，仿佛一直在反驳我那灰暗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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