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母亲承压，孩子未满17岁，已历两场战争5次流离失所

伊曼·里法伊并没有选择在黎巴嫩南部的布尔杰·谢马利难民营避难，也没有选择从自己的难民营再迁往北部的巴达维难民营。她的故乡是提比里亚地区的卢比亚。对她和家人来说，从布尔杰·谢马利迁往巴达维，并不是以色列对黎战争中的第一次流离失所，而是第三次。前两次，她曾迁往赛达的艾因·希勒难民营，以便离自己原来的难民营更近一些。

在2024年的战争中，伊曼和家人曾被迫逃往叙利亚，随后又转至纳赫尔·巴里德难民营，直到停火宣布后才返回布尔杰·谢马利。每一次，她都为了保护孩子而离开，却把丈夫留在身后。和许多男性一样，尽管局势危险，他仍坚持留在难民营里。

“我会带着孩子们离开，我害怕。说实话，两种选择都很难，留在轰炸下很难，流离失所也同样艰难，但你还是会尽可能保住自己和孩子的命。”伊曼说，是否该离开、是否该留下，这种无所适从始终伴随着她。“每次流离失所，我都觉得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这种感觉从没离开过我。这让人一直处在焦虑和恐惧中，甚至有些东西我都不敢买，总觉得如果买了，就意味着我要在外面待很久，这不是个好兆头。”

伊曼用一个词概括流离失所：“屈辱”。在她看来，这种屈辱会摧毁一个人及其生活，也会破坏心理上的稳定。“我们的父辈经历过因流离失所带来的屈辱，我们也经历了，不幸的是，这种经历又延续到了我们的孩子身上。我的孩子都还不到17岁，却已经经历了两场战争和5次流离失所，好像这就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命运，是注定写好的。”说到这里，伊曼满是无奈。

伊曼的处境，与许多其他人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每个流离失所者的细节各异。所有人的证词都指向同一点：无论住进安置中心、投靠亲属，还是租住独立住所，流离失所的每一个细节都异常艰难。

巴萨姆·贾米勒祖籍提比里亚。2013年叙利亚战争期间，他从叙利亚逃往黎巴嫩，最终在贝卡谷地城市巴勒贝克落脚。对像他这样从叙利亚来的巴勒斯坦难民而言，黎巴嫩并不友善。当地设置了比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原本承受的限制更严苛的障碍，包括无法获得合法居留、缺乏任何公民权利。这使得大多数人始终笼罩在被监禁、被驱逐或家庭离散的恐惧中。

“流亡就像卡在喉咙和胸口的石头，不让我们呼喊，也不让我们呼吸。”巴萨姆说。他当年从叙利亚的“归返者”难民营逃到乡村地区停留数日，之后才越境进入黎巴嫩。

巴萨姆的流离失所并未止于此。2024年以色列对黎战争期间，他又被迫迁往扎赫勒，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一起住进当地一所学校设立的安置中心。与黎巴嫩巴勒斯坦人可以在其他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得到接纳不同，巴萨姆说，自己在每一次流离失所中，从未感受到“归属感或被热情接纳”，反而感受到“当地社会一种奇怪的竞争心态，好像我们的到来会让他们失去自己的利益和生计”。

他认为，“在这种被压迫者之间彼此竞争的奇怪氛围中，迁往另一个难民营，比迁往难民营外更难”。由于此前几次流离失所带来的心理和经济重压，巴萨姆和家人在这场持续的战争中选择留在巴勒贝克。“流离失所本身就是一种紧急状态下发生的行为，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来不及为它带来的心理、经济甚至身体代价做好准备。对我们来说，这就像被迫执行一项残酷的司法判决。”他说。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其最新黎巴嫩紧急应对报告中指出，在5月20日至6月2日期间，进入该机构两处紧急安置中心的流离失所难民人数增加了约59%。这两处安置中心分别位于南部的斯卜林学院和黎巴嫩北部纳赫尔·巴里德难民营内的巴提尔学校。

人数从1264人增至2148人，增长发生在以色列持续袭击提尔地区的难民营和聚居点、并发布疏散警告之后，尤其涉及拉希迪耶、巴斯和布尔杰·谢马利等难民营。报告显示，这些流离失所者中包括728名黎巴嫩人、724名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436名叙利亚人、241名来自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15名其他国籍者，以及4名未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

拉尼娅·萨阿德拉就是其中之一。她被迫从提尔的拉希迪耶难民营迁往赛达一位亲属家中。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流离失所之间，她失去了患病的母亲。此后的每一次迁移，对她来说都更加艰难，因为她总觉得自己把母亲留在了身后。

“这次流离失所最难受的地方，是我觉得自己像是把母亲一个人留在那里，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南方。”拉尼娅说。尽管提尔不断遭到以色列袭击，也不断收到疏散警告，她仍会不时偷偷返回，去看望母亲的墓。她说，流离失所“偷走了人的生活”，“仿佛一个人从一个世界被扔进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像你、也不属于你的世界，在那里，连最基本的私人空间都不存在”。

和许多流离失所的难民一样，拉尼娅无法接受不能回到自己难民营的可能。她认为，这对自己而言“是一种缓慢的死亡”。对她和许多人来说，难民营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祖国”，无法从难民的生命中被切割出去。她说，“只要回到难民营，我们的灵魂就回来了”。

巴勒斯坦难民被迫流离失所的现实，并不只限于2024年的这场战争。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而言，在连续战争和内部冲突中流离失所，早已是长期经验。研究显示，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曾经历过多次被迫迁徙，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其中一些事件导致多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被毁，包括塔尔扎阿塔尔、吉斯尔巴沙、纳巴提耶和纳赫尔·巴里德。这又迫使这些难民营的大量居民迁往其他难民营并在那里定居。

研究难民与强迫迁徙问题的学者贾比尔·苏莱曼说，从历史上看，难民营内部一直存在“人口流动”，原因有时是难民营被毁，有时则出于其他因素。他认为，在当前政治条件和南部持续存在的以色列威胁之下，如果这种威胁进一步向利塔尼河以北蔓延，许多从提尔地区难民营和聚居点逃往其他难民营的人，可能会被迫长期留在那里，而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例如年轻人，则留在原来的难民营。

“流离失所者能否返回，取决于南部局势能否恢复正常。如果他们无法迅速回去，就会留在迁入的难民营里，开始建立新的生活。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说。

苏莱曼认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之所以迁往其他难民营，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和迁移成本考虑。“迁往难民营的人，可以住在亲戚或朋友家里，也更有可能从不同协会获得援助。此外，很多人认为，迁往难民营意味着近东救济工程处会承担更多责任。”他强调，“真正起作用的是经济因素，而不是地点本身”。

巴勒斯坦难民权利维护机构“302委员会”总干事阿里·胡韦迪也认同这一判断。他表示，决定难民是迁往其他难民营、迁往难民营外，还是干脆不迁移的首要因素，都是经济问题。胡韦迪指出，现有统计显示，“前往近东救济工程处在黎巴嫩南北两地安置中心的人数较少，更多人则去了扎赫拉尼河以北的难民营、聚居点和城市，例如米耶米耶难民营、艾因·希勒难民营、赛达市、瓦迪宰纳聚居点等地”。

他补充说，这些人大多寄住在熟人或亲属家中，因为租房“几乎不可能”，这也“给亲属和熟人增加了额外负担”。尤其是在近东救济工程处数据显示巴勒斯坦难民失业率已达45%，而在最近一轮以色列袭击之前，贫困率就已超过80%的情况下，这种压力更为明显。胡韦迪还表示，一些人不愿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负担，二是缺乏私人空间。

巴勒斯坦人权机构“沙希德”今年3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战争进一步加深了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的经济危机。多数难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主要依赖人道援助。研究还显示，由于以色列轰炸导致经济活动停滞，大量设施和服务关闭，难民营内失业率和粮食不安全程度都在上升。

根据这项研究，许多难民失去了难民营外的工作，尤其是在贝鲁特和提尔等城市。原因是战争期间的安全风险以及行动限制，结果是许多家庭完全失去收入来源。“沙希德”的研究还指出，对生活条件继续恶化和粮食不安全的担忧，已经成为巴勒斯坦难民的现实焦虑，并由此加剧了难民营居民的心理压力和社会紧张。

谁来满足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多数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认为，各方在提供援助方面都存在失职，从近东救济工程处到不同的巴勒斯坦派别，再到黎巴嫩政府，无一例外。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作用基本限于提供两处安置中心，以及一些实物和现金援助。

胡韦迪说：“近东救济工程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提前制定应急方案和相关情景预案来应对流离失所，尽管很多迹象早已显示，黎巴嫩安全局势可能爆发并直接或间接影响难民营。”他指出，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才启动应急计划，并拨出超过1200万美元预算以满足需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机构在安置中心内提供服务时，主要依赖合作伙伴提供食物、饮用水和其他必需品，然后再由它进行分发。”他说。

贾比尔·苏莱曼则谈到，满足流离失所者需求方面的不足，具有长期性。无论是在黎巴嫩内战时期，还是此后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多次战争中，无论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还是巴勒斯坦派别，都未能充分应对。“需求量总是远远大于所提供的服务，而近东救济工程处预算长期短缺，它能做的往往只是最低限度的事情，比如开放安置中心。”他说。

苏莱曼和胡韦迪都认为，巴勒斯坦各派别几乎没有提供值得一提的帮助，“他们的工作基本只限于统计难民营内的流离失所者人数”。苏莱曼还带着讽刺意味说，“这些派别的任务似乎已经变成了批评近东救济工程处，而不是提供服务”，结果是把主要负担都压到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和民间社会身上。

贝鲁特马尔·伊利亚斯难民营人民委员会秘书瓦利德·艾哈迈德说，流离失所者抵达难民营后，会与人民委员会协调。委员会负责登记和统计，也会收集被难民营接纳家庭的信息，而这些家庭大多是黎巴嫩人。他还提到，在贝鲁特南郊受到以色列威胁并接到疏散警告时，也有一些巴勒斯坦家庭从布尔杰·巴拉杰内难民营迁出。

艾哈迈德表示，流离失所者之所以与人民委员会联系，主要是因为委员会能提供一些服务。“自流离失所开始以来，我们马尔·伊利亚斯难民营人民委员会提供了床垫、毛毯、个人卫生用品和一些食品，还提供了热餐。”此外，一些机构也提供了食品包、食品物资、心理支持和部分老年人用品，并组织了面向流离失所者的娱乐活动。

在北部巴达维难民营，社会活动人士达拉勒·沙赫鲁尔表示，根据人民委员会最新统计，迁入该营地的流离失所者已达400个家庭。“通常的情况是，流离失所者先住在亲戚家，直到自己租到房子。没有能力租房的人，则由人民委员会转介到纳赫尔·巴里德难民营巴提尔学校的安置中心。”她说。

沙赫鲁尔强调，大多数流离失所者都会到人民委员会登记信息，因为不同机构发放援助时都依赖人民委员会的数据。她还指出，只有极少数经济条件较好、又不愿接受援助的人，不会在委员会登记姓名。她认为，委员会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是流离失所者人数波动很大，尤其是在这场战争中。“每一次宣布停火、每一次发布疏散警告，人数都会变化。”她说，援助短缺也是在一线工作中满足流离失所者需求时面临的另一项挑战。

每经历一轮流离失所，流离失所者都会失去一部分自我，也会失去一部分人的尊严。随着一次次迁移，在充满日常挑战的环境中坚持下去的可能性也在不断缩小。“我们尽可能去守住自己的人的价值，无论流落到哪里。等待，或者追逐回去的梦想，都是沉重的两条路，代价都很高。”巴萨姆·贾米勒说。

那么，对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言，回到巴勒斯坦被占领村庄和城市的希望，是否正在收缩，转而变成一种更现实也更迫切的愿望：回到他们被迫离开的难民营、房屋和原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