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周作人临终之际吃上了“鲁迅饭”，去世无人送终，最后只在厨房铺板床度过人生终点
1943年深冬的北平灰天低垂，东黄城根胡同里一间小屋却灯火通明。几位被日军强行召集的文化人围坐炉边，传阅着一份刚油印出的《日本的孔子圣朝》序言。那是周作人的最新“成果”。有人压低嗓音嘟囔：“这序言写得油滑，可真下得去笔。”坐在角落的周作人抬了抬眼皮，没有作声。尴尬的炭火噼啪，两股寒意一同在屋里蒸腾。
当时的北平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管控，报馆与书局每天都在翻译和歌颂“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人若不合作，日伪直接断稿费、查封书店，日子立刻难捱。周作人并非钢铁意志者，更缺乏鲁迅那股顶风骂人的劲头。他有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家里两个女儿都依赖他的收入，生活的绳索勒在脖子上。于是，他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和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的职位。职位不高，却足以让日伪借他的名气粉饰太平。
对周作人而言，这看似安稳的妥协其实是套在颈上的绳索。1945年日本投降，北平万人空巷，他却发现自己站在队伍的对面。熟人敬而远之，学生避而不见，街坊背后只剩“汉奸”两个字。那年秋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写下的字，像刀子一样反噬。
1949年，城头换了红旗。新政府忙碌于接管城市、清算敌伪余孽，也商量着怎么处置这些“文化污点”。周作人倚着旧式藤椅，一遍遍修改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既辩解也求情。他在信里提及幼年共患难的旧事，话锋一转却将责任推给形势：“身不由己，愿以文字赎罪。”信发出的那个黄昏，他对夫人苦笑：“只盼能混口饭吃吧。”
政策的回声来得不算刺耳。中央确定“宽严相济”，对轻罪文化人先教育后使用。人民出版社很快送来一纸合同，要他翻译希腊神话，每月预付二百元稿酬。对积欠书帐、茶水账的周作人，这简直是雪中炭。可真正的赦免并未到来。1958年，他鼓起勇气申请恢复选举权，被公文冷冰冰驳回，理由只有一句：“时机未到。”
60年代初的日子仍旧拮据，羽太信子久病成疾。医院床位紧张，他把仅剩的手稿抵押给旧书商，换来医疗费。1961年夏天，信子去世。灵堂里，帘子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邻居偷偷张望，却不敢进门。周作人把唯一完整的紫砂茶壶当作殡葬费，神情木然。
日子刚见微光，又迎来骤变。1966年红卫兵抄家，他的书房遭洗劫，满柜手稿散落院中。有人拎起皮鞭叫嚷：“写日夷马屁文的人，该打！”劈头盖脸的棍影里，八十二岁的老头蜷成一团。待人群散去，他扶着厨房门框站不直，只能把断裂的案板拼成一张窄床，从此夜里靠着微弱的煤油灯写残稿。
1967年4月26日，他在泛黄纸片上写下遗嘱，交代把未付印的《伊索寓言》译稿交人民出版社换取稿费，“以备膳食”。半个月后，他在凌晨微雨中撒手。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灯泡，案板床下堆着没来得及退的旧书，屋外红卫兵的口号声渐行渐远。火化那天，无人相送，骨灰盒由街道办事员草草领走。
人们后来对周作人的评价依旧撕裂——学者称他译介世界文化有功，抗战老兵痛斥他为日伪张目。可在他自己看来，也许最难安放的不是身后事，而是那份始终摇摆不定的灵魂：既渴望文字的自由，又害怕现实的风刀霜剑。若说他的结局是一张放在厨房里的木板床，那木板上更沉甸甸地压着一个时代赎不完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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