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荣毅仁到北京开会，邓小平对他说：希望你能减少一些其他工作

1946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上海外滩雾气未散，荣毅仁陪父亲荣德生走进公司大楼。电梯口排队的工人远远向老老板点头致意，气氛却并不轻松——通货膨胀让面粉厂的面粉价格日翻三次，大家都在猜测，这座城市还能撑多久。那一年，荣家父子第一次动了留下来、而不是随国民党渡海的念头。

国共内战的硝烟愈演愈烈时，荣家暗暗与上海地下党接触。荣德生讲得直白：“只要能让机器继续转，工人有饭吃，谁能行我们就跟谁走。”对方递来一份“保障私人正当财产权”的新政策，话不多，却给了这对老少企业家踏实感。荣家最终决定按兵不动，此举让不少同行松了口气：连荣家都不走，市面八成稳得住。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破晓，街边躺满了刚进城的解放军士兵，泥水未干，呼吸均匀。33岁的荣毅仁打开窗户，低声自语：“这座城，活过来了。”他旋即把远在香港的妻女接回，并向朋友宣称要“投身新中国的机器轰鸣里”。同年秋天，老人荣德生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父子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听到国歌现场奏起，那激动就像机器开闸的轰响，震得人心口直跳。

荣德生1952年病逝后，家族事务落到年仅37岁的荣毅仁肩上。谁都知道，这位“少壮派”在老上海名声不小，可他真正让人服气，是在1956年。当年国家号召公私合营，他几句话没说，就把茂新面粉厂等资产悉数交公。陈毅市长评价：“人有志，家先放下身段，这路子走得对。”从此，“荣少爷”变成了“荣副市长”，又很快被调进纺织工业部，包里常备的算盘，换成了厚厚的产业规划草稿。

60年代风云翻涌，他也难逃冲击。有人见他被批斗后，背脊依旧挺直，回到家仍然吩咐儿女：“机器不能听风声停，订单得照旧做。”多年后他说，那段苦日子磨不掉的，是做实业的手劲儿。1978年春，中央决定起用一批懂经济、懂国际市场的人，他迅速出现在名单上：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真正的关键点落在1979年1月17日。这天上午九点，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气氛并不拘谨，邓小平把工商界骨干请来“拉家常”。茶喝到一半，他忽然转向荣毅仁：“你还有许多兼职吧？希望你能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为对外开放出份力。”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短暂沉默后，荣毅仁笑了：“63岁，还能再跑二十年，任务尽管来。”会后，他揣着小字条出门，只写了两行：全权负责；商业原则。走到台阶下，他把纸条折好塞进皮夹，那一刻的阳光很硬朗，好像在催着人往前冲。

不久，他递交《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初步意见》。文件薄薄十页，核心是八个字——“用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策划案里有三把钥匙：第一，国有独资，给外商吃定心丸；第二，项目自负盈亏，政府不兜底；第三，外汇调剂自主，利润回流自决。有人担心：外资占比过高怎么办？他摆摆手：“拉他们的钱，咱掌握方向，主权守得住。”

议案辗转到陈云案头，老人只批四个字：“可以一试。”7月8日，国务院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顺带抛出另一条新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筹备成立。媒体一片惊讶：居然是民间色彩的机构，还挂着国务院牌子，这算盘够精。

公司初起步，说寒碜也不为过：北京和平宾馆几间客房当办公室，两辆旧车外加几辆“飞鸽”自行车。十来个员工里，年过六旬的占半数。财务负责人闵一民先当了半个月“誊写员”，每天抄合同抄到夜半。连打印纸都是夫人杨鉴清掏腰包买的，她笑说：“别嫌丑，咱穷得只剩勇气。”

缺钱怎么办？荣毅仁带队奔赴东京，首次在海外发行债券，为仪征化纤项目融资。日本投行经理犹豫利率高低，他拍桌定调：“贵一点就贵一点，拼的不是面子，是时间。”债券一炮打响，外汇滚滚而来，“仪征模式”立住了——合资不只技术，还能卖金融创新。

更大的战场随之打开。中信公司牵头，中日合资的京瓷电子、中意合营的动力设备厂、港资酒店项目陆续落地。不到五年，注册资本翻数倍，投资额突破百亿。外国商人很快形成共识：凡在中国谈大项目，绕不过一个人——荣毅仁。

基辛格1985年在纽约见到这位白发而神采奕奕的中国企业家，感慨地说：“要是莫斯科也有个荣先生，也许冷战会早些结束。”笑声里，有敬意，也有几分羡慕。

1986年底，荣毅仁在办公室挂起那张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来访的外商问：“这是你们的副总理？”他答：“不仅是副总理，他是让我放手干的人。”随手一指窗外，“北京冬天冷，可市场是热的，这股热气会一直往外散，不会停。”

直到晚年，荣毅仁谈起1979年那张小字条，仍说那是他人生最大的“贷款”。他用二十年还清了利息——一座国际化的中信，一个崭新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就此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