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梅因谈身份社会，是学理性的展开，太烧脑，而且现实中身份的定位千姿百态，很难归类。
那咱们就简单点：在中国古代，身份社会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在现代，是以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的隐性政治等级。
比如，最可靠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最不可靠的就是民族资本家，是统战、改造的对象，最终要通过恩格斯所说的赎买方式完成消灭私有制的理想目标。
这是中国特色，在梅因的社会版图中，人类社会文明的跃迁，是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这对中国来说，或者对民营的小老板来说，很不现实，因为平台一直在追问：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区别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一种身份的追问，它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标准。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不存在企业家与资本家的政治性分类，曹德旺被称为中国唯二的企业家，因为他损了二百亿，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是个资本家，不妨碍他把厂子搬到美国，给美国纳税。
这种追问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追问，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追问，如果问的是某一个具体的老板，这个追问很正常，如果追问的是一个私人产权主导的民营整体，那很不正常。一个一亿八千万的市场主体，支持了中国85%的就业，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就是人民，不需要谁来告诉他们是谁。
走出古老的、充满了封建色彩的等级制与身份社会，现代政治是要用法来背书的，只有守法的与不守法的人，不存在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司法判定，这就是梅因说的“进步社会的运动”。
我们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能一创业，就从最可靠的“无产阶级”，变成了统战的对象，这样的市场主体又怎么建立起信心？每一个守法的老板都是企业家，所不同的是，市场竞争很残酷，企业家是一个高危的选择，他们大多数自己就会在竞争中倒下，不用“再踏上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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