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最有名的那位 “长乐老” 冯道有一句世人皆知一句名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明知这是碗鸡汤,却总让人觉得很好喝。
想必大家也留意到了,这句诗常被归为唐诗,只因冯道降生时,大唐尚在。
具体来说,他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正是黄巢起义闹得最凶的年月。
唐朝灭亡时,冯道二十六岁,他卒于后周显德元年,享年七十三岁。
他离世六年之后,大宋建立。
也就是说,这个人生于大动荡时代的开端,逝于太平盛世降临的前夕,完完整整亲历了五代十国的整场乱世浩劫。
说他生不逢时,十分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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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龙潭虎穴:残暴幽州军阀麾下的起步
身处和平年代的人,总爱谈风骨、论气节,因为坚守这些的机会成本极低。
可冯道生长的这片土地,只能孕育纯粹的现实主义者。
纵观五代至北宋初年,这片区域出身的士人,大多信奉 “生存即是最高道德”,因为不懂变通、固守虚名之人,大多早已被乱世淘汰。
冯道的公职生涯始于大唐天佑年间,这是唐朝最后一个年号。换言之,冯道踏入仕途时,大唐政权已然濒临崩塌,而他的顶头上司,从来不是天子,而是割据一方的军阀。这一切,皆是时局造就。
简单梳理唐末的政治格局:安史之乱落幕之后,叛军残余势力并未被彻底肃清,孕育安史叛军的河北之地,始终处于半独立状态,被朝廷统称为河朔三镇,也就是三处拥兵自重的大型军区,军区长官即为节度使。从战乱平定到唐朝灭亡的百余年间,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五十七人,其中由朝廷正式任命的仅有四人,近乎实打实的半独立王国。
冯道所属的瀛州,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管辖,这里正是安史之乱的发源地,百余年间与长安朝廷始终关系紧张。中央朝廷向来不信任此地出身的文人,即便有人侥幸考取科举,仕途也多半坎坷。因此,当地有志入仕的读书人,大多选择进入本地节度使的幕府任职,冯道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如此得来。
那他的职场环境究竟如何?冯道年少时,幽州节度使是刘仁恭,此人堪称丧心病狂。《旧五代史》评价他 “笑傲蓟门,志意盈满”,趁天下大乱,割据一方,妄图闭关做土皇帝,称帝之后又痴心求仙。刘仁恭在辖区山中修建豪华别墅,广纳美艳女子,极尽奢靡,潜心修习长生羽化之术,各类合欢双修的荒诞行径数不胜数。修仙的琐碎细节,想来大家无意细看,便不多赘述。
治下百姓的生活,更是凄惨无比。刘仁恭求仙不忘敛财,严禁辖区商人贩卖南方茶叶,派人进山采摘野草树叶冒充茶叶,高价售卖牟取暴利。他搜刮尽民间财富,收缴市面上所有铜钱,百姓无奈,只能用泥土制钱,勉强维系日常交易。没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以泥为钱。这些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全都被他藏在别墅后山的藏宝洞内。为防止参与开凿的工匠泄露藏宝位置,工程完工后,他将所有工匠尽数灭口,卑劣狠毒至极。生在这种残暴割据政权的统治下,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
所幸报应终至。刘仁恭之子刘守光,暴虐程度不输其父。他先是与父亲的爱妾私通,奸情败露后,索性悍然发动政变,囚禁生父,篡夺了节度使的位置。刘守光摒弃了父亲修仙求道的荒唐行径,行事更为直白狠厉,直接称帝建国。他底气十足,曾直言:“我地方三千里,带甲三十万,只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 十足的狂人姿态,而乱世之中,狂人往往亦是狠人。
他称帝后,并未效仿历代帝王大赦天下笼络人心,反而在朝堂门口摆满各类刑具,明令 “敢谏者斩”。当时有一位正直官员不惧威慑,直言进谏,最终落得死无全尸的下场。
说了这么多,终究绕回冯道。这位狂妄残暴的刘守光,正是冯道的第一任主公。《旧五代史》记载刘守光辟其为幽州掾,《新五代史》记作刘守光署为参军。两本史书均未记载具体入职细节,想来冯道并非自愿入仕。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二十五六岁初入职场,第一步便踏入这般龙潭虎穴,对政治的第一印象可想而知,堪比刚毕业就误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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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才实学藏于寒门,少年尚存理想赤诚
再看冯道的个人能力,史书的记载十分耐人寻味。《旧五代史》写道,冯道家境清贫,却酷爱读书,潜心治学、勤勉自律,却无明确师承,也未曾考取科举,妥妥的自学成才。要知道,在当时的仕途环境中,无师门、无科举功名,并非光彩之事。
多年后,冯道官至刑部尚书、同平章事,位列宰相重臣,工部侍郎任赞却当众嘲讽他,讥笑他只会翻看《兔园策》。《兔园策》是初唐编撰的通俗类书,收录古今典故、浅显文史知识,是当时孩童的启蒙读物。这番嘲讽,直指冯道学问浅薄、出身寒微。但这不过是世俗偏见,冯道实则身怀真才实学。
有据可凭:晚唐陇西李氏出身的进士、当朝宰相李琪,撰写公文时混淆真定、定州两地,冯道一眼识破、当场纠正,令李琪羞愧不已。后来唐明宗李嗣源想要进献徽号、加封尊荣,三篇表彰文告,皆由冯道领衔执笔。这类文章不仅需要辞藻华美、歌功颂德,更要博古通今、引经据典。自魏晋骈文盛行后,文体规制愈发严苛,典故繁复、对仗精巧,非饱学之士不能胜任。而当时朝野舆论一致评价,冯道的文章气韵浑然、格调高雅,绝非世俗流俗之作,满朝文武无不叹服。由此足以证明,冯道确有真才实学。
那他最初是否心怀理想?年少时定然是有的。回到他追随刘守光的时期,刘守光执意穷兵黩武、贸然开战,冯道挺身而出直言劝谏,却惹怒主公,被打入大牢。须知刘守光素来嗜杀成性、一言不合便屠戮臣属,冯道却屡次援引古今利弊、陈列史实规劝,这份赤诚,便是少年理想的最好佐证。可乱世之中,坚守理想的代价,便是身陷囹圄。后来刘守光兵败覆灭,冯道才在大乱之中,被友人营救脱身。
这场劫难,让冯道彻底看清理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脱险之后,他并未弃仕归隐,而是选择奔赴太原,投奔晋王李存勖。李存勖是击溃刘守光的强者,冯道认定,此处或许能施展抱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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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晋王集团:凭才干格局一路青云直上
自此,他开启了堪称网文爽文主角般的晋升之路。《旧五代史》对这段经历的记载极为精妙,值得所有创作网文的人借鉴。史书层层递进,清晰列明冯道屡屡破格提拔的核心缘由。
起初,冯道偶遇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极为赏识他的文笔与品行,对他格外优待、悉心提拔。这是冯道崭露头角的第一层核心优势 —— 过硬的业务能力。彼时没有办公软件、没有人工智能,军政檄文、往来公文、机要文书的撰写处理,是乱世政权的核心刚需,是任何武装集团都不可或缺的硬实力,这也是冯道奔赴太原求职的底气。凭借这份能力,他迅速成为李存勖集团的核心文职人员。
而文笔出众,并非他被重用的唯一原因。世人常说文人气傲、品行参差,擅长舞文弄墨者多有浮躁之态,但冯道截然不同。他敢于劝谏暴君、险些丧命的经历,非但没有成为污点,反而成了他忠心正直、坚守本心的最好背书,让他收获上层信任,仕途一路晋升。
官场向来如此,骤然破格升迁的外来新人,总会遭遇流言蜚语、暗中诋毁,这是职场亘古不变的常态。当时有一位擅长相面的周元豹,与冯道素有嫌隙,便假借面相之说诋毁他,向张承业进言:“冯生无前程,不可重用。” 这种毫无依据的流言最为致命,极易形成舆论反噬,演变成既定事实。
所幸冯道得贵人相助,李存勖的机要秘书卢质挺身而出为其辩驳:“冯道与盛唐宰相杜黄裳形貌相似,元豹之言不足为信。” 一语落地,满座皆惊,自此,冯道便有 “宰相气度” 的评价,而他最终也的确登顶相位、担起宰辅重任。
他的晋升契机,源于一场后勤纠纷。彼时李存勖势力急速扩张,征战途中招揽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全员随军食宿。初期尚可维系,日久天长,后勤体系不堪重负,主管后勤的官员屡屡上奏,希望削减编制外人员的公费食宿开支,缓解压力。
这本是一件常规行政问题,可李存勖听闻后勃然大怒:“将士们为我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我难道连让他们吃饱饭都做不到吗?” 盛怒之下,他责令秘书冯道草拟一篇公开文告,措辞严苛,意在斥责后勤官员。
关键时刻,冯道尽显过人的政治远见,手握笔迟迟不肯落笔。李存勖面色严肃、厉声催促。冯道这才从容进言:“后勤官员履职尽责、并无过错,此事只是行政调度的常规问题,妥善调整即可。若是公然发文斥责、将内部矛盾公之于众,只会让敌寇有机可乘、窥探我方虚实,得不偿失。”
李存勖闻言幡然醒悟,瞬间看清利害。这般有胆识、有格局、懂大局的人才,绝不止于区区秘书之职。因此,李存勖称帝之后,冯道仕途青云直上,从机要秘书升任翰林学士,再擢升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跻身副宰相层级,一时风光无两,史称 “绿衣次辅”。
《旧五代史》用三段故事,层层铺垫,完整勾勒出冯道从底层文官一路攀升至宰辅的全过程。史书选材向来严谨,这般记载暗藏古人识人标准:为官者,才干、品德缺一不可,但仅有二者,不足以登顶宰相之位,更需非凡格局与过人政治胆识。而冯道,恰好尽数具备。
很多人或许会疑惑,这般才干格局,并非世间独有,同朝有才者不在少数,为何唯独冯道晋升速度远超众人?答案很现实:乱世之中,官员的最大底气,是运气。唐末五代,政坛血腥动荡,有才之士熬得出头、即将大展拳脚之际,往往一场政变、一场战乱便身死道消。无数能人志士英年早逝,才给了冯道破格跃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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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忧避祸,乱世意外登顶相位
冯道升任副宰相数月后,老家传来父亲离世的噩耗,依古制、朝廷礼法,他必须回乡丁忧守孝三年。对中下层官员而言,丁忧并非致命变故,守孝期满便可官复原职。可对宰辅级别的高官而言,丁忧堪称仕途大忌。基层官职名额充裕,复职极易;可宰相重臣的席位寥寥无几、弥足珍贵,一旦离任三年,朝堂格局早已更迭,几乎很难再重回核心。因此,历代宰辅无不忌惮丁忧。
可这场被迫离任,对冯道而言,却是天大的幸事。他离职守孝的三年,恰好避开了李存勖晚年宠信伶人、宦官乱政引发的一连串血腥政变与朝堂动荡,妥妥的因祸得福。
待他丁忧期满归来,帝位已然更迭,唐明宗李嗣源登基,昔日与他资历相当、实力相近的朝堂文官,大多在动乱中凋零殆尽。史载:“明宗入洛,问晋臣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 臣子答曰:“冯道丁忧归乡,今已返朝,复任翰林学士。” 明宗当即直言:“此人朕素知,可拜宰相。”
就此,四十五岁的冯道一跃成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正式登顶正宰相,位极人臣。自布衣入世,仅二十年便执掌朝政,堪称传奇。世人皆言,唐末乱世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冯道的仕途,便是最鲜活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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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仕四朝十主:千古争议的核心由来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发现,目前为止的冯道,形象近乎完美。那后世绵延千年的巨大争议,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很简单:争议,从他稳居宰辅、历经数朝方才开始。
此后数十年,冯道常年位居宰辅高位、屹立朝堂不倒,可五代的帝王,却无一长寿稳固。二十七年间,中原更迭九位帝王,若算上后晋灭亡后入主开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共计十位君主。帝王轮番更迭,朝堂势力错综复杂,若是逐一罗列,只会枯燥乏味、如同报菜名。我换一种通俗的现代视角,帮大家彻底读懂冯道的争议人生。
冯道早年效力的后唐政权,可归为大型军事集团 —— 河东沙陀集团。世人熟知的关陇集团,是魏、周、隋、唐四朝的政权核心,而河东沙陀集团,便是五代乱世的真正权力核心。往后数十年,无论称帝者姓李、姓石、姓刘还是姓郭,政权根基皆出自河东集团。
世人所说的冯道 “历仕四朝”,本质上就是在同一个核心集团长期任职。数十年间,集团董事会四次换血、派系轮番掌权,而冯道始终是集团资深元老,核心地位、朝堂职务基本稳固不变。看懂这个核心逻辑,便能读懂冯道的一生仕途。
当年将冯道纳入麾下、慧眼识人的人事主管,是大宦官张承业。冯道入职之初,担任集团董事长李存勖的机要秘书,凭借数次出色的政务处置,声名渐起、站稳脚跟。
数年后,新主李嗣源继位,集团版图扩张、亟需人才,早已口碑满载的冯道,被破格提拔为核心辅臣。重用他的原因十分明晰:其一,彼时冯道已在集团任职十三年,业务娴熟、资历深厚,为人低调沉稳、恪守规矩,不结党、不站队,是各方势力都能接纳的中立重臣;其二,冯道出身河北瀛州,而后唐根基虽在山西、陕西,却一心向河北扩张、定都洛阳,重用河北出身的冯道,是朝廷安抚河北世家、稳固地方统治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晚唐以来朝廷惯用的治理思路。
好景不长,李嗣源驾崩后,其后人无力稳固政权、掌控局面,集团内部另一股势力迅速崛起,便是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可石敬瑭自身实力不足,无法独掌大权,遂勾结外敌契丹,借助外力恶意夺权,以燕云十六州为筹码,换取契丹支持,强行篡夺帝位。这般以国土换权位的行径,在集团内部饱受诟病、风评极差。
可冯道对此始终淡然处之,继续身居高位、执掌政务,秉持的便是一句通俗道理:谁赢,他就帮谁。后来,他奉命出使契丹,完成两国盟约签订,这也是他后世风评急转直下的关键节点,远比此前的所有争议都要严重。自此之后,世人眼中的冯道,愈发毫无底线。
不久,契丹大军南下,后晋政权彻底覆灭。身为当朝宰相的冯道,未曾筹划抗敌之策,未曾坚守臣节、以身殉国,而是主动前往拜见辽太宗耶律德光。从正面解读,他是曲线救国,以自身名节为代价,为沦陷区百姓求得一线生机、减少屠戮;可从传统忠义角度评判,这便是妥妥的叛国投敌。
所幸冯道一生运气过人,这般尴尬的境遇并未持续太久。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不久便撤军北归,随后病逝,外来政权的统治危机悄然解除,接手中原大权的,依旧是河东沙陀集团。新任君主刘知远,并未苛责冯道,反而礼遇有加,拜其为太师,职位尊崇,更胜宰相。
彼时的冯道,早已不是单纯的朝堂官僚,而是河东集团的政治图腾。有他坐镇朝堂,便象征着政权有序延续、正统不绝,这一点,历代新君都心知肚明。及至郭威建立后周,对这位五朝元老依旧毕恭毕敬,不仅保留其太师之位,更授予中书令正宰相衔,荣宠不减。
就这样,冯道安然终老,享年七十三岁。他离世之时,帝位已传至郭威养子柴荣。柴荣内心虽鄙夷冯道辗转多朝、毫无气节的行事,却依旧恪守礼制、极尽尊崇。冯道病逝后,柴荣为其辍朝三日,追赠尚书令,赐谥号 “文懿”,给予人臣最高规格的丧葬礼遇。至此,冯道长达数十年的官场生涯彻底落幕。
大家应该能发现,我全程未曾刻意赘述冯道的具体政绩,诸如直言劝谏、制止屠戮、减免赋税、救济贫苦、赎回流民女子等广为流传的善政,都一笔带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世斥责、诟病冯道之人,从未否认他的良政与私德,却依旧给他贴上 “无耻之尤” 的标签。我梳理全程、还原始末,只为探讨:这般千古评判,究竟是否公允。故而跳过细枝末节,直击争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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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评价:时代标准不同,史观自有分野
古往今来,抨击冯道最严苛、最彻底的,当属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欧阳修在冯道列传开篇,便立下千古准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随即直指冯道过失,痛加斥责,直言品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诩历经多朝、安然自保为荣,可谓毫无廉耻之心。整部《新五代史》,冯道是被批判得最狠的人物之一。
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欧阳修并未歪曲史实、刻意抹黑。细读《新五代史・冯道传》会发现,欧阳修笔下的冯道,是良臣、是善人、是极具智慧的智者。后世诸多为冯道辩白、佐证其贤德的史料,尽数出自欧阳修的记载。整篇传记的收尾,也并无刻薄谩骂,反而如实记录:冯道离世之时,时人将其与长寿圣贤孔子比肩,举国惋惜、众人称颂。这般记载,绝非批判诋毁。
那为何世人皆说欧阳修痛批冯道?只因他用的是史书最高明的春秋笔法。他从不否认冯道清廉自律、体恤百姓、才干卓绝、人缘极佳,却精准点出其核心弊病:有德无节。
在欧阳修看来,国家崩塌、君主遇害、外敌入侵、社稷倾覆之际,冯道始终将个人安危、仕途荣辱放在首位,无固定立场、无坚守原则,顺势而为、随波逐流,笑骂由人、安然自保。这,才是他最无法容忍的大奸大恶。欧阳修批判冯道,从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贪权误国,而是斥责他身居高位、私德无瑕,却唯独缺失立身报国的风骨气节。
在罗列完冯道一生诸多美德之后,欧阳修用四句论断,完成了最犀利、最深刻的终极批判,堪称传统史学骂人艺术的巅峰。通俗解读便是:冯道年少修身、勤勉自律、处事持重的种种美德,毕生沉稳有度、安然立身的处世姿态,本质上都是一套极致高明的自保之术。他将与乱世邪恶共存、在更迭政权中苟全禄位的经历,包装成自身的资历与荣耀,这是欧阳修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欧阳修之所以揪出这位私德端正、无大过错的老臣严厉批判、彻底否定,核心原因在于,冯道的处世之道,扭曲了一整代人的价值观。他将圆滑自保、毫无气节的苟活之道,活成了乱世最优解,成为世人效仿的标杆,让厚身自保、顺势沉浮成为风气。为重塑儒家纲常、匡正世道人心,必须将其思想彻底批判、连根拔除。
读懂欧阳修的核心用意,便能彻底理解新旧《五代史》对冯道的两极评价。《旧五代史》由北宋初年宰相薛居正主持编撰。薛居正生于大唐灭亡第五年,仅比冯道年少三十岁,亲身亲历五代乱世的动荡与无奈,与冯道身处同一时代。因此,他笔下的冯道,满是共情与体谅。
《旧五代史》最终定论:冯道有古人贤士之风,虽历仕多朝、屡换君主,被世人诟病不忠,却并非本心所愿,实为乱世身不由己的悲哀,值得世人体谅同情。
这番定论,看似是为冯道一人立传评价,实则是为北宋开国一众功臣发放了一张 “道德豁免券”。北宋初年的开国文臣武将,大多历经五代更迭、辗转多主,与冯道所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止群臣,就连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亦是如此。
《宋史》记载,赵弘殷最初效力于成德军节度使王镕,后受王镕派遣,率五百骑兵支援李存勖,因才干出众、战功卓著,被李存勖赏识留用。此后数十年,辗转唐、晋、汉、周四朝,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王如何更换,始终身居高位、执掌兵权,最终生子赵匡胤,代周建宋、登基称帝。试问,这般历经数朝、屡易其主的经历,算不算气节有亏?与冯道的所作所为,又有几分差别?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
北宋初年,世人皆知这段过往,若彼时严苛批判冯道 “不忠无节”,难免牵连一众开国功臣、皇室先祖,太过尴尬。故而《旧五代史》落笔温和、手下留情,多有体谅。
世事变迁、时移世易。六十年后,时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北宋皇权稳固、天下太平,无需再避讳乱世旧事,朝堂道德标准彻底更新。庆历三年,冯道曾孙冯顺清,献上冯道生前二十通官诰,希望凭借先祖功勋,凭借宋代荫补制度,求取一官半职、入仕履职。
宋仁宗素有贤名、治世宽仁,却唯独对此事断然拒绝,理由十分明确:“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 直言冯道历仕四朝、苟且求荣,毫无值得表彰的气节品行,拒绝其后人凭先祖恩荫入仕。
宋仁宗的态度,确立了北宋中期全新的政治正确。朝堂已然稳固,不再需要包容乱世的无奈变通,忠义气节、君臣纲常,成为最高道德准则。正因如此,欧阳修重修五代史书,一改旧史的包容体谅,严苛批判冯道、重塑史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到底,新旧史书的两极评价,不过是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环境下的不同道德标准罢了。我们看待历史人物的千秋功过,亦当秉持这般客观视角,与时俱进、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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