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洋：从千古一帝到变态暴君，就是权力扭曲人性最血淋淋的注脚

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帝王像北齐文宣帝高洋这样，在史书中留下如此撕裂的两副面孔。

同一部《北齐书》，前半部分写他“励精图治、征伐四克”，是鲜卑拓跋部百年难遇的雄主；后半部分写他“沉酗昏狂、肆行淫暴”，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变态暴君。他亲手创立的《北齐律》，被誉为“中古律令之最”，影响了此后隋唐乃至宋明的法典编纂；他又亲手制造了“骨琵琶”——将宠妃薛氏杀死后，用她的腿骨制成一把琵琶，在朝堂上边弹边唱。

从英雄天子到衣冠禽兽，高洋只用了不到十年。

他的人生像一面最锋利的镜子，照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绝对权力不会让人变得更好，只会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最极端的版本。当所有的约束都被解除，当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不，人性中最幽暗的欲望便会如决堤之水，冲毁一切道德、理智与情感的堤坝。

一、英雄天子：那个让宇文泰都不敢直视的年轻人

高洋登基之初的表现，足以让任何历史学家惊叹。

天保元年（550年），这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逼迫东魏孝静帝禅让，建立了北齐。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高欢的几个儿子不过是重复权臣篡位的旧剧本，没人对这个“其貌不扬、沉默寡言”的新皇帝抱有期待。他的哥哥高澄活着时，甚至经常欺负他——抢他的衣服、夺他的饭食，他都默默忍受，从不反抗。在高澄眼里，这个弟弟就是个“傻子”。

然而高澄被刺杀身亡后，高洋“临事屡断，雄才大略”，迅速平定叛乱、稳定朝局，随后从容逼迫东魏禅让。登基后的表现，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他厉行节俭，以身作则。史载他“素壮勇，及登极之后，留心政务，简于辞令，于众中虽有触忤，亦无所问”。他把宫中所有豪华装饰全部拆除，收缴的珍宝“尽数毁弃”，自己穿的是破旧的布衣，吃的不过是几样家常小菜。有大臣劝他修缮破败的皇宫，他拒绝道：“天下未定，何暇及此！”

他对外征伐，战功赫赫。天保三年（552年），亲率大军北伐库莫奚，大获全胜；天保四年，征讨契丹，俘虏十余万人，获牲畜数十万头；天保五年，大破山胡，斩首数万级。他一改此前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守势，主动出击，打得突厥、契丹纷纷称臣纳贡。有一次亲征突厥，在朔州境内与突厥主力遭遇，他披甲执槌，身先士卒，杀得突厥人望风而逃。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听闻高洋的军事才能后，不由感叹：“高欢不死矣！”——他不敢趁北齐新立而东进，正是因为畏惧高洋。

他更重要的贡献在制度建设。高洋任命大臣封述等人，在吸收前代法典精华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齐律》。这部法典仅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却开创了中国古代律令体系的新纪元。它首次确立了“重罪十条”——即后世“十恶不赦”的前身，将谋反、大逆、不孝等十种罪行单独列出，永不赦免。它还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体系，为隋唐的封建五刑制度奠定了直接基础。隋朝的《开皇律》、唐朝的《贞观律》《永徽律》，无不以《北齐律》为蓝本。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评价：“隋唐律令，实源于北齐。”

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能文能武，既能亲征大漠，又能立法定制——这样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然而，从天保六年（555年）开始，一切变了。

二、权力的膨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一个不字”

天保五年，高洋击败了最后的劲敌——山胡。至此，北齐的疆域达到全盛：南抵长江，北至大漠，东临大海，西据河东，版图之辽阔远超北周。此时高洋刚刚二十六岁，已经完成了大多数帝王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开国、拓疆、立法、强兵。

然而，没有敌人的日子，比有敌人更可怕。

当外部的威胁消失，高洋的视线便开始转向内部。他不再需要团结朝臣来对抗外敌，他开始怀疑每一个人——这些大臣到底效忠的是我，还是他们自己？他想起哥哥高澄是怎样被刺客杀死的，想起父亲高欢死后那些蠢蠢欲动的权贵，想起自己初登基时那些表面恭顺、背地冷笑的面孔。

他开始清除一切可能的威胁。以“谋反”罪名诛杀亲叔叔高隆之、高德政，又处死政敌元晖业等人。每一次清洗之后，他的权力就更集中一分，而他对权力的恐惧也随之增长一分——因为杀得越多，就越觉得到处都是敌人。

镇压反对派的过程，是高洋权力膨胀的催化剂。每一次成功的清除都让他确信：我是不可挑战的；每一次对异己的消灭都让他感觉到：这天下没有我做不到的事。当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的时候，高洋便失去了最后一根约束自己的绳索。

绝对的权力，开始了他对人性最彻底的腐蚀。

三、从喝酒到喝血：一个暴君的精神崩解过程

高洋的堕落，有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酗酒。

北齐建立之初，高洋并不好酒。但随着权力欲的膨胀和内心恐惧的加深，他开始大量饮酒。史载他“沉酗既久，转更滋甚”，从天保六年前后起，他几乎天天处在醉酒状态。酒精不是他堕落的原因，而是他堕落的催化剂——它麻痹了理智，放大了欲望，摧毁了最后的道德判断力。

酗酒之后，高洋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的病变。他开始出现幻觉和被害妄想。有一次，他梦见一个黑乎乎的怪物扑向自己，醒来后便怀疑是某个大臣在诅咒他，不由分说将其处死。他总觉得有人要刺杀他，于是上朝时腰间佩剑，身边时刻不离十几个带刀侍卫。他怀疑皇后有外遇，在一次酒醉后竟用刀划破皇后的脸，血流满面。

这些精神症状，在史书中被记录为“狂暴昏乱”。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高洋很可能患有酒精性精神病——长期大量饮酒导致大脑器质性损伤，出现妄想、幻觉、情绪失控等症状。但在当时，没有人能诊断他，也没有人敢诊断他——因为诊断他的人，会被他当场杀死。

酗酒和精神病变相互强化，最终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序列。

他“裸露形体，涂傅粉黛”，脱光衣服在大街上游荡，脸上涂脂抹粉，学女人走路。他在隆冬时节“徒跣疾走”，赤脚在雪地里狂奔，冻得浑身发紫也不停。他让大批宫女“袒露身体，与从官为乱”，供手下取乐。

他发明了无数骇人听闻的酷刑。将人“置镬中，少时炙烂”——活活烹死；让人“持槊走马，以刺人腹”——骑在马上用长矛刺穿人腹取乐；有时“以火灸人”，用火烧活人。更离奇的是，他“于众中剖其腹，折其骨，支解而观之”，把活人肢解后观察内脏。

最令后世震悚的，是“骨琵琶”事件。

高洋有一个宠妃薛氏，他一度非常宠爱她。但后来他怀疑薛氏曾与他人有染，一怒之下亲手将她杀死。杀完之后，他“取髀骨为琵琶”——将薛氏的大腿骨取下，做成一把琵琶的琴身，每日弹奏。弹到动情处，他“潸然泪下”，对着那把骨琵琶说：“佳人难再得。”

杀人，制骨，弹奏，流泪——这一连串行为展现出的，是一种已经完全脱离人性的精神状态。在他的认知里，人已经不再是“人”，而只是他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一个活生生的女子，可以被杀死、被肢解、被制成乐器、被用来取乐。这种状态下，权力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工具，而是一种毁灭一切的本能。

四、弑兄阴影：高澄之死与报复性的心理补偿

高洋的变态行为中，有一个不易察觉但极为关键的心理动因——他对兄长高澄的长期压抑与最终爆发。

高澄比高洋大八岁，是高欢的嫡长子，自幼被当作继承人培养。高澄聪明果决，但也骄横跋扈，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弟弟极为轻蔑。史书记载，高澄“常轻视洋，以为非己敌”，经常侮辱他。有一次高澄抢夺了高洋的衣物，高洋默默忍受；又有一次高澄在高洋的饭菜里吐口水，高洋面不改色地吃下去。高澄得意地对左右说：“此人亦复能富贵耶？”

长期的压抑，在高洋心中埋下了刻骨的怨恨。高澄被刺杀后，高洋迅速接管权力，表面上为哥哥办丧事、追封谥号。但他对高澄的真实感情，从后来一件事中可以窥见一斑——他追尊父亲高欢为神武帝，却只追尊高澄为文襄帝，而且从不主动祭祀。有一次大臣催他祭祀，他冷笑道：“他配吗？”

这种怨恨在权力不受约束后，演化为一种报复性的心理补偿。高洋疯狂地享受权力带来的支配快感，本质上是在向那个曾经欺辱自己的哥哥证明：你看，我比你强。而证明的方式，就是彻底打破一切道德和礼法的界限——因为那些束缚，正是当年高澄用来定义“高贵”的标准。高洋要通过践踏一切规矩，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主宰。

从这个角度看，高洋的暴虐并非纯粹的“变态”，而是一种被极端权力放大了的心理创伤后应激反应。当一个人被压抑太久，一旦获得绝对自由，他的反弹就会异常猛烈。而这种反弹没有节制，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节制他。

五、绝对权力如何制造绝对腐败

高洋的故事，是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政治学命题的极端案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在权力的初期，高洋有节制、有理智，他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登基之初，他虽然已是皇帝，但仍需要团结大臣对抗外敌，需要勤政爱民来争取民心，需要立法建制来巩固统治。这些“需要”，就是权力的约束条件。

但当外敌被消灭、异己被清除、民心被震慑之后，这些约束条件逐一消失。他不再需要团结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他的臣仆；他不再需要勤政爱民——因为民怨再大也翻不了天；他不再需要道德形象——因为没有人敢指责他的行为。当权力失去一切制衡，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便开始主导一切。

高洋的堕落，不是从某一刻突然开始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纵欲都让他获得快感，每一次暴行都让他感受到支配的力量。酒精的刺激让他的理智逐渐模糊，权力的膨胀让他的欲望无限放大，而精神的病变则让这一切变得不可逆转。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在行使权力，而是权力在吞噬他这个人本身。

他死在天保十年（559年），年仅三十四岁。死因是“饮酒过度，忽忽不乐”。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吾儿尚幼，堪当大任否？”——他终于在最后一刻，想起了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他的儿子高殷继位不到两年，就被他的弟弟高演废黜杀害。北齐在他死后不到三十年，便被北周所灭。

《北齐书》的史臣在最后这样总结高洋的一生：“纵情肆欲，甚于桀纣。人伦之变，自此始矣。”这是一句沉重的判词。但更深层的追问不是高洋这个人的善恶，而是那个让他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的制度——皇帝制度本身。只要一个人可以凌驾于一切法律、道德、舆论之上，那么下一个高洋的出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高洋死后一千四百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高洋用他短短三十四年的人生，提前为这句话做了最血淋淋的注脚。那位曾经创制立法、北伐突厥的“英雄天子”，与那位以人骨制琵琶、当众淫乱的“变态暴君”，其实是同一个人。

把他们分开的那个东西，叫做不受约束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