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8年的武汉，是一座随时可能沦陷的危城。
日军沿着长江一路西进，飞机隔三差五地轰炸。
国民政府刚迁至此地半年，街上满是难民、伤兵和从各地逃来的学生。
前线的消息一天比一天难看——上海丢了，南京丢了，徐州也丢了。
国民党内部乱成一锅粥。
有人说继续打，有人说赶紧谈，还有人直接断言“抗战必亡”。
这个人就是陈布雷。
国民党内甚至流传着一句话：“国民党的半壁江山，是蒋委员长打下来的；另外半壁江山，是陈布雷写出来的。”
1938年7月，陈布雷顶酷暑、冒空袭，撰写了六千余字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起初，他可能只是想了解一下“对手在说什么”。
但翻开第一页之后，他就再也放不下了。
每个阶段打多久、怎么打、敌我力量如何变化，都分析得清清楚楚。
算准了中国地大、人多，能够与日本长期消耗；
还算准了国际形势会变化——日本会越打越弱，中国会越打越强。
他手里的烟，抖了一下。
一个是喊口号，一个是摆事实。高下立判。
他读了一整夜。
天亮时，秘书推门进来，看见他还坐在原处，眼眶深陷，烟头烧到手指都没有发觉。
“先生，您一夜没睡？”
陈布雷缓缓抬起头，说了一句让秘书记了一辈子的话：
“此人倘若在南京，我哪有立足之地。”
后来，蒋介石也看到了《论持久战》，把陈布雷叫来，让他写一篇东西回应。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是对的。”
后来还有一次，蒋介石拍着桌子对陈布雷说：“你看人家写得多好，为什么我们写不出来？”
陈布雷回了一句让蒋介石更不痛快的话：“因为那些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他的才华全部倾注在“怎么写”上，而非“写什么”上。
一个在书房里揣摩上意，一个在战场上总结规律。
其间的差距，陈布雷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
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自白：他本想在新闻界干一辈子，如今却“如俳优之蓄于富贵之家”——像被豢养在豪门里的戏子，有才情，有技巧，却没有独立的灵魂。
1948年11月，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布雷在南京寓所吞下整瓶安眠药，终年59岁。
遗书里有一句话：“我一生缺乏勇气，不敢毅然决然为民众说话。”
他不是没有才华。他的笔，曾让无数人热血沸腾。
但他是“借来的笔”——借给蒋介石，借给国民党，借给一个他越来越看不懂的政权。
而1938年那个夜晚，当他读完《论持久战》时，或许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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