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带5斤猪肉去相亲，姑娘家穷，她红着眼问：你嫌弃我家穷吗

1982年腊月十八，天还没亮，我就把挂在房梁上那扇猪肉取了下来。五斤，不多不少，是托在食品站当会计的二舅留的。那年头乡下人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五斤猪肉，搁谁家都是一份厚礼。我爹蹲在灶台边抽旱烟，看着我拿麻绳把肉拴好，又用牛皮纸包了两层，末了说了句：“到了人家屋里，嘴巴甜些，别跟个木头桩子似的。”

我娘在里屋没出来，但我听见她在咳嗽，一声接一声的。

那一年我二十三，在村里算大龄了。跟我一般大的后生，孩子都满地跑了。我不是不想娶，是没那个条件。我爹腿脚不好，下不了地，我娘又是药罐子，一家三口就靠我一个人挣工分，后来分田到户，日子稍微松快了些，可也好不到哪里去。

说亲的是隔壁村的赵婶子，她娘家在我们这边，走亲戚的时候知道我还没对象，就说她们那边有个姑娘，叫巧云，二十一了，模样周正，就是家里穷。赵婶子说这话的时候特意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懂——穷对穷，谁也不嫌弃谁。

我没见过巧云，只听说她爹死得早，娘俩相依为命，她娘身体也不好，家里的地大半是她一个人种。赵婶子说她是个能干人，就是命苦。

我跟我爹说了这事，我爹闷了半天，说：“去吧，带点东西，别空手。”

我琢磨了一宿，最后决定带五斤猪肉。那年头，五斤猪肉值两块五毛钱，可那不是钱的事，是心意的事。

从我们村到巧云她们村，走小路大概一个半钟头。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军大衣，脚下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得差不多了，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脚底板硌得生疼。

五斤猪肉挂在肩上，晃晃悠悠的，我走几步就摸一下，生怕绳子断了。

到巧云她们村的时候，大概是上午九点多。冬天的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没什么温度。村子里很安静，偶尔有几声狗叫。赵婶子早就在村口等着了，看见我就笑：“哎呀，来啦来啦，走走走，巧云在家等着呢。”

她一边走一边打量我，我知道她在看什么——看我穿得整不整齐，看我带的东西体不体面。看到我手里那五斤猪肉，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也没说啥，就是步子快了些。

巧云家的房子在村子最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半截，用秫秸挡着。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几棵大白菜码在墙根下，上面盖着稻草。赵婶子推开院门喊了一声：“巧云，来客了。”

堂屋的门开了，一个姑娘从里面走出来。

说实话，我第一眼看见巧云的时候，脑子里嗡了一下。不是因为她有多好看，而是因为她跟我脑子里想的不太一样。我想象中，一个穷人家的姑娘，应该是面黄肌瘦、灰头土脸的。可巧云不是。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脸上干干净净的，眼睛不大，但很亮，像冬天里冻了一层冰的河面，底下有水在流。

她看见我，脸微微红了一下，低了低头，然后抬起头来，说：“来了？进屋坐吧。”

声音不大，但很稳。

赵婶子把我推进屋，又忙着去厨房倒水。堂屋里很简陋，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墙上贴着一张年画，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有的《富贵牡丹》。桌上摆着一盘炒花生，一盘南瓜子，还有一壶茶，茶壶嘴上缺了个口，但擦得很亮。

巧云给我倒了碗茶，坐在我对面，低着头，不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两个人就那么干坐着，谁也不看谁。赵婶子端了一盆热水进来给我洗手，一边忙活一边说：“巧云她娘去镇上抓药了，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先聊，先聊。”

赵婶子说完就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巧云。

沉默了好一会儿，巧云先开了口：“你家几口人？”

“三口，我爹，我娘，还有我。”

“你爹你娘身体咋样？”

“我爹腿不好，我娘肺不好。”

说完我就后悔了——头一回见面，说这些干啥？人家听了还不得跑？可巧云没跑，她点了点头，又问：“你种了多少地？”

“分了八亩，种了五亩麦子，两亩玉米，还有一亩花生。”

“够吃吗？”

“够。”

她又沉默了。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正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什么。她的手不白，骨节分明，指腹上有老茧，一看就是干活的。

我想起赵婶子说她能干，看来是真的。

这时候厨房里传来赵婶子的声音，喊我过去一下。我起身出去，赵婶子把我拉到灶房门口，压低声音说：“巧云她娘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确实困难。你要是觉得合适，就好好跟人家处；要是不合适，也别耽误人家。”

我说：“赵婶，我家里也穷，我不嫌弃人家。”

赵婶子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又说：“那你去跟人家说说，别光坐着。”

我回到堂屋的时候，巧云正站在八仙桌前，把那盘花生往我跟前推了推。就是那个动作，让我心里忽然软了一下。她推盘子的样子很小心的，像是怕盘子会碎，又像是怕我会嫌弃那盘花生不够好。

我坐下来，拿起一颗花生剥了，放在嘴里嚼。花生炒得有点过火，有点苦，但我吃得挺香。

巧云看着我把那颗花生咽下去，忽然开了口：“你带的猪肉，有五斤吧？”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嗯，五斤。”

“花了多少钱？”

“两块五。”

她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我注意到她的眼眶有点红，但没哭。

又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问了一句话。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你……嫌弃我家穷吗？”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来的。她问完之后，眼睛就移开了，看着桌面，手指又开始在上面画。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

我看着这间屋子，看着墙上那张有些泛黄的《富贵牡丹》，看着桌上那壶嘴缺了个口的茶壶，看着面前这个穿碎花棉袄的姑娘。她坐在那里，脊背挺得直直的，像是怕弯下去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我想起我娘在里屋咳嗽的声音，想起我爹蹲在灶台边抽烟的样子，想起那条磨得差不多了的解放鞋，想起挂在房梁上那五斤猪肉。

“不嫌弃。”

我说了这两个字，声音有点哑。

巧云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的光晃了一下，像河面上的冰裂了一道缝。

“真不嫌弃？”

“真不嫌弃。”

“我家就这两间半土坯房，我娘长年吃药，家里的地我一个人种不完，收成不好，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你要是娶了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一直是稳的，稳得不像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

我看着她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个女人不是怕我嫌弃她，她是怕她自己拖累我。她想把所有的难处都摆在我面前，让我看清楚，让我想明白。她不想骗我，不想哄我，不想让我以后后悔。

我放下手里的花生，转过身去，从八仙桌底下把那个牛皮纸包拿上来，解开绳子，打开纸包。那五斤猪肉整整齐齐地码在纸上，肥瘦相间，皮上有检疫的蓝戳。

我把肉推到巧云面前，说：“这五斤肉，你收着。以后每年过年，我都给你送。”

巧云看着那五斤肉，嘴唇在抖。她没有哭，但她抖得很厉害。

这时候院子外面传来脚步声，赵婶子喊了一声：“巧云她娘回来啦。”

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进了屋，穿着一件黑棉袄，头上包着一条旧围巾，手里提着一包药。她看见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又看了看桌上那五斤猪肉，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最后化作了一个笑。

“来啦？坐坐坐，巧云，给客人倒茶。”

“倒了。”巧云说，声音恢复了平静。

她娘坐下来，问了我一些话，无非是家里几口人、种多少地、年收入多少之类的。我一一答了，没有隐瞒，也没有夸大。她娘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都穷，不挑啥。”

那天中午，巧云她娘留我吃饭。菜就是那五斤猪肉里切下来的一块，炒了白菜，还煮了一锅红薯粥。巧云在灶房里忙活，我坐在堂屋里跟她娘说话，眼睛却不自觉地往灶房那边瞟。

她娘看出了我的心思，笑了笑，没说什么。

吃饭的时候，巧云把肉夹到我碗里，一块又一块。我说够了够了，她还是夹。她娘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就是埋头喝粥。

吃完饭，赵婶子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咋样？行不行？”

我说：“行。”

“那我去问问人家的意思。”

赵婶子去了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脸上带着笑：“巧云她娘说行，巧云也说行。你要是没意见，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我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起风了。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我不觉得冷。五斤猪肉没了，肩膀上轻了，心里却沉甸甸的，装了一个人。

回到家，我爹问我咋样，我说定了。我爹没说话，又蹲在灶台边抽旱烟。我娘从里屋出来，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

婚事定在来年开春，二月二，龙抬头。

彩礼的事情，赵婶子在中间传话。巧云她娘没说多少，就说看着给。我把我爹我娘的意思拢了拢，最后定了一百块钱，外加两床被子、一对暖水瓶、一个脸盆。

一百块钱，在1983年不是个小数目。我东拼西凑，借了三十块，加上自己攒的七十块，凑齐了。我爹把家里那头半大的猪卖了，换了钱给我添置被子。我娘拖着病身子，熬了好几个晚上，把被面绣了花，说是图个吉利。

二月二那天，我穿了一身新衣裳，蓝涤卡的中山装，是借了堂兄的。脚上换了一双新解放鞋，鞋底还是硬邦邦的，走起路来咔咔响。

迎亲的队伍很简单，就我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彩礼，后面跟了几个帮忙的亲戚。从我们村到巧云她们村，一个半钟头的路，我骑了将近两个小时，怕把被子颠散了。

巧云那天穿了一件红棉袄，不是新的，但洗得很干净，领口袖口都没有褶皱。她的头发盘起来了，插了一朵红花，是塑料的，在阳光下亮闪闪的。

她看见我来，没有笑，也没有哭，就是站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我把她从屋里接出来的时候，她娘拉着她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好好过。”然后就松开手，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巧云上了我的自行车后座，一只手抓着座垫，一只手提着她的包袱。我把车子推起来，朝前骑。骑出去老远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娘还站在院门口，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巧云没有回头。

1983年的春天来得晚，二月二的风还是凉的。我骑着车子往前走，巧云在后面坐着，一路都没说话。骑到半路的时候，我感觉到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我的腰上，很轻很轻，像一片叶子落下来。

我骑着骑着，忽然觉得眼眶热了。

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二十三了，我娶媳妇了。家里有个女人了。以后回家，有人给你倒水，有人给你做饭，有人在你出门的时候站在门口看着你走远。

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

到了家，我娘在门口等着，看见巧云，眼泪就下来了。她拉着巧云的手，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说：“好，好，好。”

连说了三个好，然后就不说了，拉着巧云进了屋。

我爹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旱烟袋，看见我们进来，点了点头，说：“进屋吧，外面凉。”

那天的晚饭是我娘和巧云一起做的。我娘身体不好，平时都是我自己做饭，要不就是我爹凑合。那天灶房里热气腾腾的，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肉香从灶房飘出来，满院子都是。

吃饭的时候，我爹破天荒地喝了两杯酒。他不怎么喝酒，那天可能是高兴。他端起酒杯，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巧云，说了句：“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有啥事，商量着来。”

巧云点了点头，端起碗喝了一口粥。

那碗粥是红薯粥，跟相亲那天在巧云家喝的一样。可味道不一样。那天在巧云家喝的是甜的，这碗也是甜的，可这碗甜得踏实。

巧云嫁过来以后，日子跟我想的差不多，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想的是，家里多了个女人，有人做饭了，有人洗衣服了，有人收拾屋子了。这些确实都有了，但不止这些。

巧云把我娘照顾得很好。我娘常年咳嗽，巧云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个偏方，用枇杷叶和冰糖煮水，每天让我娘喝一碗。喝了半个月，我娘的咳嗽竟然好了很多。我娘拉着巧云的手说：“你这孩子，比亲闺女还亲。”

巧云也不说话，就是笑。

她还把院子里那块荒地翻了出来，种了青菜、萝卜、辣椒，一茬接一茬的，吃不完就拿到镇上去卖。她把卖菜的钱攒起来，一个子儿都不乱花。到年底的时候，她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票子。

“一百二十三块，”她把钱递给我，“你拿着。”

我看着那沓钱，又看着她的手——那双手比以前更糙了，手指头裂了口子，用胶布缠着，胶布上沾着泥。

我没接那个钱，我说：“你拿着，家里要用啥你买。”

她把钱重新包好，塞进枕头底下，说：“那我给你攒着，以后盖房子用。”

房子的事，是我跟巧云之间唯一一次红脸。

那时候我们住的是我爹的老房子，三间土坯房，住了几十年了，墙皮掉了大半，屋顶的瓦片碎了不少，下雨天有几处漏。我爹我娘住东屋，我和巧云住西屋，中间是堂屋。晚上睡觉的时候，隔壁的说话声、咳嗽声、翻身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

巧云从来没抱怨过。可我知道她心里有想法。有一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问她咋了，她说没咋。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你说咱们啥时候能盖新房子？”

我说：“攒够了钱就盖。”

她没再说话。

1985年，我闺女出生了。巧云给她取名叫小禾，说她是在庄稼地里怀上的，就叫小禾。

小禾出生那天，我娘高兴得老泪纵横，抱在怀里不肯撒手。我爹也高兴，蹲在院子里抽了好几袋烟，抽完了一袋又一袋。

巧云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她看着小禾，嘴角弯了弯，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成那样。不是客气地笑，不是礼貌地笑，是从心底里往外冒的那种笑，拦都拦不住。

那天晚上，等小禾睡着了，巧云忽然拉住我的手，说：“他爹，我想跟你说个事。”

“啥事？”

“我想去镇上摆个摊。”

我愣了一下。镇上摆摊，那得早起晚归，风吹日晒的。她刚生完孩子，身子还没养好。

“卖啥？”

“卖早点。我蒸的馒头、包的包子，你吃过，你说好不好？”

巧云蒸的馒头确实好，松软白胖，咬一口有一股甜味。她包的包子也好，馅多皮薄，蒸出来油汪汪的，看着就有食欲。

“你一个人咋忙得过来？小禾谁带？”

“妈帮忙带。她身体好些了，带个孩子没问题。”

我想了想，没答应，也没拒绝。

巧云见我不说话，又说：“咱们不能一直住在这老房子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小禾以后长大了，住哪儿？”

她把“小禾”搬出来，我就没话了。

第二天，我跟巧云说，你要是想干，就干吧，我下了工去帮你。

1985年秋天，巧云的早点摊在镇上的十字街口开张了。

说是摊子，其实就是一辆架子车，上面放一个煤炉，一口大锅，一个蒸笼。头一天早上，巧云三点多就起来了，和面、剁馅、包包子，忙活了两个多钟头，蒸了三笼包子，还熬了一大锅小米粥。

天没亮我就帮她把车子推到镇上，摆好桌子板凳，等着第一批客人来。

镇上的人起得早，天刚亮就有人来买早点了。头一天生意不大好，只卖了不到一半，剩下的包子拿回来，我们自己吃了好几天。

巧云不泄气。第二天接着干。

她不识字，但她会算账。谁给了多少钱，要找多少钱，她算得比我还快。她嘴甜，见了谁都笑，一口一个“大哥”“大姐”“大叔”“大婶”，叫得人心里热乎乎的。慢慢地，回头客多了，生意好起来了。

每天早上，我帮她出摊，然后去地里干活。中午我回来，帮她收摊，把架子车推回去。下午她在家和面、剁馅，准备第二天的东西。晚上我再帮她包包子，包到很晚，两个人坐在灶房里，一边包一边说话。

那些年，日子过得很苦，但很踏实。

有一次我随口说了一句：“等咱们攒够了钱，盖三间大瓦房，院子里种一棵石榴树。”

巧云说：“为啥种石榴树？”

我说：“石榴花红，好看。石榴结籽，多子多福。”

巧云笑了，说：“那就种一棵。”

1987年，我们攒够了钱，把老房子翻盖了。三间红砖大瓦房，在村里也算排得上号了。院子里真的种了一棵石榴树，是从隔壁村要来的苗，巧云亲自栽的，浇了水，培了土，天天去看。

石榴树长得快，第二年就开了花。巧云站在树下，仰着头看那些红艳艳的花，看了很久。

小禾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追着蝴蝶，咯咯地笑。

我爹坐在门口晒太阳，我娘在灶房里做饭。灶房的烟囱冒着烟，肉香飘了一院子。那年过年，巧云杀了自家养的一头猪，腌了腊肉，灌了香肠，还给小禾做了一身新棉袄。

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在桌前吃年夜饭。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的，有鱼有肉，有鸡有鸭，还有巧云自己包的饺子。小禾吃得满嘴都是油，我娘一边给她擦嘴一边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爹端着酒杯，说：“这杯酒，敬巧云。咱家能有今天，巧云功劳最大。”

巧云红着脸说：“爹，您别这么说，都是大家的功劳。”

我爹说：“你别谦虚，我心里有数。”

巧云低下头，端起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给她拍背，她摆摆手说没事，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

那是我第二次看见她红眼眶。第一次是1982年冬天，她问我“你嫌弃我家穷吗”的时候。

巧云后来跟我说起过她小时候的事。

她爹是1975年冬天走的，那年她才十四岁。她爹得的是肝病，拖了大半年，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能借的都借了，最后还是没救过来。她爹走的时候，棺材是借的，寿衣是赊的，连埋人的坑都是村里几个好心人帮忙挖的。

她爹下葬那天，她娘哭晕过去两次。她没有哭。她站在坟前，看着那些黄土一锹一锹地盖上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娘还活着，她不能倒下。

从那以后，十四岁的巧云就当了半个家。她下地干活，回家做饭，照顾生病的娘。村里人看她可怜，有时候接济她一把菜、一碗米，她都记着，后来条件好了，挨家挨户还了人情。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她坐在灶台边，手里剥着花生，一颗一颗地剥，剥好的花生米放在碗里，花生壳扔进灶膛里烧。

“那几年，”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顿肉，吃个够。”

“后来呢？”

“后来就跟你相亲，你带了五斤猪肉来。”她说到这里，笑了一下，“我那时候看着那五斤肉，心里就想，这个男人，我要嫁。”

我愣住了。我一直以为她嫁给我是因为我老实，因为我家里也穷，因为她娘同意了，因为她没有别的选择。没想到，是因为那五斤猪肉。

“五斤猪肉就把你收买了？”我故意逗她。

她没笑，认真地看着我说：“不是五斤猪肉的事，是你愿意把五斤猪肉都留给我的事。那年头，谁家舍得把整五斤肉送人？你舍得。我就知道，跟着你，就算吃糠咽菜，你也不会让我挨饿。”

她说完这话，继续剥花生，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刚才说的不是什么要紧的话。

可我把那些话记了一辈子。

小禾长到五岁的时候，巧云跟我商量了一件事。

“我想让小禾上幼儿园。”

那年头，村里的孩子很少有上幼儿园的，都是在家玩到七八岁，直接上小学。我说：“上啥幼儿园？在家待着呗。”

巧云说：“不行。我吃了没文化的亏，不能让小禾也吃了。”

巧云不识字，她一直觉得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她卖早点的时候，人家写的菜单她看不懂，要找旁边的人帮忙念。她记账的时候，只能画圈圈，画了多少个圈，就是多少钱。后来她自己琢磨出一套法子，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的数字，别人看不懂，她自己能看懂。

“你知不知道，”她说，“我不识字，连小禾的作业都辅导不了。以后她上学了，别的孩子有爹妈教，她没有。”

我说：“我可以教她。”

“你小学都没毕业，你教啥？”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就是陈述一个事实。我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我认识的字，大概也就够读一张报纸。

那天晚上，巧云跟我说了很久。她说她不想让小禾再过苦日子，不想让小禾嫁人的时候连一件新棉袄都穿不上，不想让小禾以后跟她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

“我没啥本事，就这一点心气。”她说，“你要是同意，我就多卖几笼包子，多攒点钱，把小禾送去镇上上学。”

我看着她，看着她粗糙的手，看着她眼角那些比实际年龄老得多的皱纹，看着她眼睛里的光。

“行，”我说，“你说了算。”

小禾上幼儿园那天，巧云特意歇了一天摊。她给小禾穿了一身新衣服，红色的，是她自己缝的。她蹲下来，给小禾系好鞋带，又把小禾的头发扎成两个小辫子，扎得很紧，小禾说疼，她又松了松。

“去了好好听老师的话，”巧云说，“别跟小朋友打架。”

小禾点了点头，背着那个布书包跑了出去。

巧云站在门口看着小禾的背影，一直看到看不见了，还站在那里。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你说，”她说，“小禾以后会不会有出息？”

“会的。”

“你说她会不会嫌弃我，嫌弃我没文化？”

“不会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希望吧。”

1992年，小禾上了小学。巧云的早点摊已经开了七年，在小镇上有了名气，很多人都知道十字街口那个“巧云包子”好吃。巧云不光卖包子了，还加了油条、豆浆、茶叶蛋，生意越来越好。

那一年，我们家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十四寸的黑白熊猫牌，花了三百多块钱。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小禾坐在巧云腿上，巧云一边看一边给她剥花生。电视里放的是《渴望》，刘慧芳的命运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巧云看得很入迷，看到动情处，眼圈红红的，但不哭出来。

小禾问她：“妈，你咋了？”

巧云说：“没事，眼睛里进沙子了。”

我知道她不是进沙子了，她是想起了自己的日子。

刘慧芳命苦，巧云的命也苦。可巧云从来没抱怨过命。她不说“凭什么”，她只说“咋办”。遇到难处了，她想的是怎么过去，不是问老天爷为啥跟自己过不去。

就这一点，我这辈子都服她。

1995年，小禾上三年级的时候，出了一件事，让我差点跟人打起来。

小禾班上有个男同学，家里在镇上开饭馆的，条件好，人就很横。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小禾妈在街上摆摊卖早点，就在班上笑话小禾，说她妈是个“卖包子的”，说她是“包子家的闺女”。

小禾回来的时候没跟我说，她跟她妈说了。

巧云听完，半天没说话。

第二天，巧云照常出摊。中午收摊的时候，她多包了一袋包子，用牛皮纸包好，让我送到那个男同学家里去。我愣住了，说：“送包子干啥？人家笑话咱，咱还送包子？”

巧云说：“你不懂。你送去，就说是小禾他爸送的，谢谢他家孩子跟小禾做同学。”

我不愿意去。巧云说：“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我没办法，骑着车子去了镇上那个饭馆。老板姓刘，胖乎乎的，看着挺和气的。我把包子放在柜台上，把巧云教我的话说了。刘老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非要留我吃饭，我没吃，骑上车就走了。

第二天，那个男同学再也没笑话过小禾。他见了小禾还主动打招呼，有时候还分糖给她吃。

我问巧云咋回事，巧云说：“人家笑话咱，咱不能跟人家吵。你越吵，他越来劲。你送点东西去，人家反倒不好意思了。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跟谁有深仇大恨？”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我聪明得多。

小禾上初中的时候，成绩一直在班里前几名。巧云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小禾又考了第一。有人问她，小禾以后想考啥学校？巧云说：“考大学，考北京的大学。”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我在别的地方没见过。那是一个母亲把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全部寄托在女儿身上的光。

2001年，小禾考上了县一中，那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巧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跑到镇上，买了一只老母鸡，回来炖了汤，让小禾喝。

小禾喝了一口，说：“妈，你也喝。”

巧云说：“我不喝，你喝，你喝了好好读书。”

小禾说：“你不喝我也不喝。”

巧云没办法，也喝了一碗。喝完咂咂嘴，说：“这鸡真香。”

2004年，小禾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也是重点。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巧云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虽然她一个字都看不懂。

她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眼眶红了。

那是我第三次看见她红眼眶。第一次是1982年相亲，第二次是1987年过年我爹敬酒，第三次就是这一次。

“他爹，”她说，“咱们闺女，出息了。”

我说：“嗯，出息了。”

她抹了一把眼睛，说：“这辈子的苦，没白吃。”

小禾去省城上学那天，巧云送她到镇上的汽车站。她给小禾带了一大包东西，有煮鸡蛋，有烙饼，有腌的咸菜，还有一罐她自己做的辣椒酱。

车子要开了，巧云站在车窗外，拉着小禾的手，说了很多话，无非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省钱、该花就花之类的话。

车子开走的时候，巧云跟着车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站在路边，一直看着车消失的方向。

我走过去，说：“走吧，回去了。”

她没动。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没有去理。

“他爹，”她说，“小禾走了，咱们又剩下两个人了。”

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粗糙得不像话，骨节粗大，指腹上全是老茧，有几处裂了口子，用胶布缠着。

“没事，”我说，“还有我呢。”

后来小禾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了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巧云去省城帮她带了两年孩子，带完就回来了，说还是在乡下自在。

2008年，小禾在省城买了房子，要把我们接去住。巧云不去，说住不惯，说楼上楼下谁也不认识谁，闷得慌。

小禾劝了好几次，都不管用。后来没办法，小禾每个月回来一趟，给我们带些吃的用的。巧云每次都说：“别乱花钱，我们啥都有。”

2015年，我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乘凉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想起1982年那个冬天，我挂着五斤猪肉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想起巧云红着眼眶问我“你嫌弃我家穷吗”，想起她用手轻轻搭在我腰上的那个下午。

这么多年了，那棵石榴树已经长得很大了，每年夏天开满红色的花，秋天结满果子。石榴裂开嘴的时候，里面的籽一粒一粒的，红得透亮。

巧云从屋里端了一碗绿豆汤出来，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凉的，甜的。

“巧云，”我说。

“嗯？”

“那年你问我嫌不嫌弃你家穷，我说不嫌弃。你现在信了不？”

巧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像秋天收割完的麦茬地，一垄一垄的，很密，很深。

“信了。”

“真信了？”

“真信了。”她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看着那棵石榴树，慢慢地说，“这些年，你对我咋样，我心里有数。”

我没说话，喝着绿豆汤，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地上，斑斑驳驳的，像碎了一地的金子。

巧云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年你带那五斤肉来，我娘看见了，偷偷抹眼泪。她说，这孩子实诚，把整五斤肉都拿来了，一点没留。她说，跟着这样的人，错不了。”

我转过头看着她。她没看我，还看着那棵石榴树。

“你娘呢？她咋想的？”

巧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娘说，穷不怕，就怕心穷。人穷了，能挣回来；心穷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她把这句话说得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可那句话在我心里翻了好几个滚。

人穷了，能挣回来；心穷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我想起1982年那个冬天，巧云坐在那张缺了口的八仙桌后面，脊背挺得直直的，问我“你嫌弃我家穷吗”。她问的不是“你嫌弃我吗”，她问的是“你嫌弃我家穷吗”。她把自己和穷捆在一起问，她没有躲，没有藏，没有找借口，没有说她家虽然穷但她是个好姑娘。

她就那样直直地问了，像把心掏出来放在桌上，让你看，看清楚，看仔细，看完了再回答。

我说不嫌弃。

我说了两个字，她信了一辈子。

2018年，巧云的腰开始疼，去医院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干重活了。早点摊不摆了，她就在家里待着，种种菜，养养鸡，看看电视。

我在镇上找了个活，帮人看仓库，一个月两千块钱，够我们俩花了。

小禾每个月都寄钱回来，巧云不让寄，说我们有钱，可小禾还是寄。那些钱巧云都存着，说留着以后给小禾的孩子上学用。

2020年，疫情闹得厉害，小禾回不来，整天在电话里哭，说想我们。巧云在电话里说：“别哭，好好的，我们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惦记。”

挂了电话，她坐在沙发上，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想小禾了？”

“嗯。”

“她说等疫情过了就回来。”

“我知道。”

她靠在我肩膀上，没再说话。窗外那棵石榴树正开着花，红艳艳的，蜜蜂嗡嗡嗡地在花间飞来飞去。

巧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她的腰越来越弯，走路越来越慢，做饭的时候站久了就疼得直不起腰。我让她歇着，我来做饭。她说你做的饭不好吃。我说不好吃也得吃，总比你疼着强。

她拗不过我，就让我做。我做的饭确实不好吃，但巧云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还说比昨天好了一点。

我知道她在哄我。

可她哄了我一辈子，我也习惯了。

今年春天，石榴树又开花了。巧云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花，看了很久。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那棵老石榴树的树皮还深。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跟1982年相亲那天穿的那件差不多，只是人老了。

我端了一碗绿豆汤出来给她。

她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说：“他爹，你说小禾的孩子以后会记得我们不？”

我说：“会的。”

“咱们也没给她留啥东西，就这棵石榴树。”

“够啦，”我说，“这棵树够了。”

她笑了笑，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粗糙得不像话，骨节粗大，指腹上全是老茧，可那只手是热的。

很热。

我想起1982年那个冬天，她从里屋走出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脸上干干净净的，眼睛不大，但很亮。

她问我：“你嫌弃我家穷吗？”

我说：“不嫌弃。”

她信了一辈子。

我也守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