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巅之城——向西，向西（下）

形势在这时发生了变化。拿破仑·波拿巴通过政变推翻了督政府，自立为第一执政，并表示愿意同美国和解。

美国总统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从欧洲回国，带回消息说法国外长塔列朗准备与美国谈判，签署协议。亚当斯抓住这个机会与法国实现了和解，准备将主要精力用于在1800年大选前安抚国内的不满群众。

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联邦党人居于完全的劣势。他们面临着人们的种种指责。违宪滥用权力，镇压不同政见者，试图用联邦军队镇压人民……

选举的结果不出人所料。民主共和党的两名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和艾伦·伯尔每人获得了73张选举人票，亚当斯只获得了65张，联邦党人惨败。不过，由于民主共和党的两名候选人得票数相等，不得不依据宪法在众议院再度进行选举。联邦党人认为伯尔比杰斐逊更加危险，因此最后选举杰斐逊为总统。为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僵局，下一届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规定分开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从而使得这两个职位被获胜的党派全部占据，终止了此前由落选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出任副总统的做法。

为了摆脱联邦党人的奢华传统，杰斐逊在1800年3月4日就职时策划了一个简朴的仪式，从他居住的单身寄宿公寓步行前往国会大厦举行宣誓仪式，没有马车和仪仗队。杰斐逊教养超群，精于世故，在公众面前总是以朴素单纯的形象出现，在入住总统官邸(当时还不叫白宫)后，每次举行国宴时都让客人随便就座，不拘礼节。

从身世背景上讲，杰斐逊是一个富裕的贵族庄园主，拥有100多个奴隶。但是他信奉的却是农业民主派思想，坚信自由权利只有在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勤勉、关心公益的自耕农，这才是能够运用民主权利的公民应有的素质。然而杰斐逊学说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因为勤勉会产生财富，财富导致社会不平等，而不平等威胁着民主社会的基石。对于杰斐逊派来说，解决这个两难局面的办法在于快速扩张领土，向自耕农阶级提供更多的土地，把过剩的人口从东海岸拥挤的城市中解放出来。

杰斐逊对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的“人口论”不以为然，他解释说，在欧洲，土地及其出产食物的总量是固定的，所以过高的出生率会导致死亡率上升。但是在美国，广阔富饶的土地可以供给每一个愿意劳作的人，土地、食物和财富会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除了抽象的政治理念之外，受到杰斐逊派赞许的向西扩张行动还有一些现实因素:它可以保护边境领土免受英国和西班牙势力日益增长的威胁；此外，西部边民是持有反联邦党思想的，肯塔基和田纳西这两个农业州在1800年选举中都投了杰斐逊的票，当时人口正在剧增的俄亥俄也要在下届总统选举时拥有发言权了。今后新建的西部各州如果也采取民主的政治形式，将会加强反联邦党人的力量，巩固杰斐逊派对联邦党人的胜利。1803年，通过一笔意外横财，使得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从而加强了杰斐逊派的信心。

十九世纪初的美国中西部农业各州经济严重依赖于密西西比河的航运。俄亥俄、肯塔基、田纳西的商人把自产的玉米、小麦、烟草、猪肉、牛肉、大麻和木材顺着密西西比河运到新奥尔良港，从那里把这些产品运往东海岸或欧洲的市场。若要把这些体积庞大的农产品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运到东部地区，其运输费用之高使人望而生畏。只有枪支、火药、子弹、铁钉和布匹这些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还可以从这条旱路运进运出。因此，西部各州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使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港对美国商人开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新奥尔良和西属路易斯安那--包括西属佛罗里达--的命运。这些领土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时候，美国人是不担心的，因为西班牙这个曾在十六世纪使得欧洲和世界都对其威名感到恐惧的帝国已经陷入了一种从中央蔓延到四周的可怕的瘫痪状态。虽然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在1800年时从外表看上去依然堂皇显赫，但是昔日天主教双王、查理五世、科尔特斯和毕萨罗那种勇猛、强悍和从事伟大事业的才能已经消失，只留下虚弱无能的最高当局支配着马德里、外省和美洲殖民地。所以当1795年华盛顿要求西班牙君主承认美国人有权使用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港时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满足，而五年之后拿破仑暗中要求西班牙把路易斯安那归还给法国时，西班牙君主也是除了屈从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1802年夏天在密西西比河问题上突然又发生了危机。在法国的秘密要求下，西班牙国王下令封锁新奥尔良港口，不让美国产品通过。紧接着又从欧洲传来了另一个消息，证实了拿破仑已从西班牙手中夺走路易斯安那的谣传。法国人再次成为美国的威胁，就像它十八世纪在加拿大和俄亥俄对北美殖民地的威胁一样。一旦法国国旗在美国边界上升起，一个力量强大、野心勃勃的欧洲强国将会取代西班牙这样的弱国，成为美国向西扩张的障碍。

不过此时拿破仑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接管路易斯安那，因为他正在海地同那里的黑人起义者卢维杜尔打得热火朝天。杰斐逊未雨绸缪地给驻法公使写信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谁控制它，谁就自然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八分之三的农产品必须经过那里进入市场……一旦法国人占领新奥尔良……我们必须同英国舰队及其整个国家联合起来与法国人为敌。我们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海上力量，使欧洲射出的第一颗炮弹成为……我们控制美洲土地为美英民族的共同目标服务的信号。这不是我们寻求或希望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在法国一旦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情况下必然作出的事情。”

这是杰斐逊思想上的一个惊人转变。他过去一直敬佩法国，反对英国，但是政治观点必须在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前让步。杰斐逊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比较明智、比较重视实际的。

1803年1月，杰斐逊让驻法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与法国政府商谈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新奥尔良和西佛罗里达的事宜(他以为西佛罗里达随路易斯安那一同归属法国了)。为了增强谈判的力量、并授予利文斯顿紧急行动权，杰斐逊还派遣他年轻的追随者詹姆斯·门罗前往法国去协助谈判。

利文斯顿与法国政府接触后，惊讶地发现拿破仑以其特有的出其不意的作风，准备把他从西班牙手中勒索到的整个路易斯安那出售给美国。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刚刚因为讨伐海地失利而损失了三万人马，而与英国签订的《亚眠和约》规定的休战期即将结束，拿破仑决意在欧洲重新掀起战争。一旦英法重新开战，法国海军没有一支可与英国匹敌的舰队，路易斯安那是肯定要丢失的。因此拿破仑放弃了重建法属美洲帝国的计划，节约一切可用的资源用于欧洲。

利文斯顿在最初的一霎那感到为难，因为他并没有接到授权让他购买一大片土地的命令，但是他的胆识足以应付这一重大的事件。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与此同时门罗也带着总统的授权书赶到了法国，他也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表示赞同。

1803年4月30日，美法双方代表在路易斯安那让予条约上签字。法国把它从西班牙得到的全部路易斯安那领地转让给美国，其代价是美国给予价值6000万法郎(1125美元)、年息6%的公债，此外美国政府代法国偿付美国公民要求法国赔偿的一些损失，其价值是1800万法郎(375万美元)。这样，购地价款总计为1500万美元，按照美元的历史购买力换算，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2.19亿美元，只不过大致相当于一架E-2C预警机的价格，甚至还比不上一架C-17运输机或是F-22“猛禽”战斗机。美国购买来的是214.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居住着大约9万白人。

当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消息最先在欧洲披露出来之后，西班牙怒气冲冲地向法国提出了抗议，法国报纸也大发雷霆。拿破仑的兄弟吕西安和约瑟夫要求觐见，以便规劝。当时拿破仑正在洗澡，见两人闯入浴室，愤怒地从澡盆里站了起来，斥责他们的无礼行径，并在跳回澡盆时把水溅了他们一身。吕西安还不甘心，絮絮叨叨地反对出售一片那么美好的领地。拿破仑以极不耐烦的态度把他的鼻烟壶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宣布说如果他自己的兄弟继续反对出售路易斯安那，他就要照样把他也砸得粉身碎骨。有关路易斯安那购买事件的争论在法国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越过大西洋传到美国时，也引起了同样的轩然大波。杰斐逊对于这笔交易最为目瞪口呆。他本来只想以一小笔款项购买新奥尔良和西佛罗里达，可是现在一大块领地已经以一种令人惊愕的方式抛在他的脚边。杰斐逊曾大声反对联邦党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累积的巨额国债，并要求他自己的财政部长、出生于瑞士的阿尔伯特·加勒廷尽力将债务加以缩小，现在却被要求一次就增加1500万美元的负担。此外，杰斐逊曾宜誓要遵守宪法的条款，可是在宪法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规定联邦政府有进行这种交易的权力。

为了想要在手续上做到合法，杰斐逊甚至草拟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认可这笔买卖。不过，批准宪法修正案要经过各州的漫长表决，而眼下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参议院必须批准这笔交易，以免拿破仑改变主意。

现在轮到联邦党人出场扮演冒牌法律学者和冒牌经济学家的角色了。他们对于购并土地的行为更是十分警觉，担心今后从路易斯安那地区分出去的州会坚定地支持杰斐逊派。

1803 年10月，美国国会开始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事件进行辩论，这次辩论十分稀奇古怪，但却意义深远。由于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版图扩大，因此也是整个美利坚民族对领土扩张的看法经受的第一次考验。议员们提出了各种问题:拿破仑有出卖这些土地的合法权利吗?美国是否花了重金只拿到一张不合法的地契呢?宪法中没有关于允许扩展新领土的条款，这类扩展行动可能会导致对宪法的滥用和破坏。最后，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张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六百万人口危险地分散开，而当时他们已经很危险地稀疏散布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大出好几倍的地区了。

一些美国政治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通过其国土面积来衡量，而要通过其人口的集中程度和土地的有效占据程度来计算。有些人赞同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的看法、把美国领土扩大一倍看成是“一种目前衰弱和今后分裂的根源”。杰斐逊也承认这一点，在他提交给国会的宪法修正案草案中，提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土地占有权和自治权只限于现有的印第安居民”，还为北纬三十二度以北的路易斯安那领土制订了一部专门的宪法，规定这块新领土全部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以阻止白人移民潮过快地向西流动。

在辩论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一些人便开始更直接地触及问题的本质了:购买路易斯安那势必打破东部各州所享有的权力，使得政治力量的均势向西部倾斜，并且使联邦政府的权力转移到双手老茧的边疆农民和怀有平均主义倾向的杰斐逊派手中。新英格兰人和纽约人认为增添了路易斯安那这样的外国土地，会为那些不懂“神圣的盎格鲁-撒克逊原则”的人打开闸门，而这些神圣的原则--代议制啦、陪审团啦、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啦--却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基础。在他们看来，甚至连荒野里的水獭，对“神圣的盎格鲁-撒克逊原则”的理解力大概也不会低于路易斯安那地区那些“法国-西班牙-印第安未开化的人和冒险家的杂凑队伍”。

在这些辩论中最有趣的是纽约州参议员、忠实的联邦党成员古诺维尔·莫里斯的发言，二十年前他起草了关于接纳新州加入联邦的美国宪法第四条。莫里斯在参议院作证时说，他认为国会无权接纳“在制订宪法当时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成为新的州或准州。这位老先生自顾自地解释说，他曾有意识地使宪法第四条的文字模糊不清，因为他的观点是，即使未来的美国征服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加拿大这些地方，也应当把它们作为行省来统治，“不让这些地方在我们的国会中有发言权”。

然而联邦党人的辩才并不能挫败杰斐逊派的斗志，后者最终控制了参议院的票数，条约被批准了。与此同时西班牙也签字画押正式确认了法国对路易斯安那的所有权。1803年12月，合众国士兵将法兰西三色旗从新奥尔良政府大厦前的广场旗杆上降下，升起了星条旗。

路易斯安那交接仪式，1803年12月

这样，美国一下子便得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土地不过在当时没人知道这片土地具体有多大。当利文斯顿就这个问题询问法国外交部长时，他得到了含糊其辞的答复，这位部长和其他任何人都提供不出一幅正确的地图。唯一清楚的是它的东部边界是密西西比河，西边的边界起自雷德河(红河)河口，向西北弯弯曲曲地延伸至落基山脉，北边与英国哈得孙湾公司的私有领地“鲁珀特地”接壤,具体的边界要待来日勘测。当时无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知道得克萨斯的东部地区是否应当包括在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境内。

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后，美国领土的扩张引起了联邦党人、特别是新英格兰各州联邦党人的愤怒反抗，因为领土越是向西扩张，加入联邦的州越多，联邦党的势力和他们控制的地区在美国所占的比例也就变得越来越小。马萨诸塞的一帮激进派联邦党分子最后得出结论，新英格兰唯一的出路在于脱离美国，另行成立一个北方联邦国家。

不过，这样一个国家若想稳固地立足下去，就必须包括纽约和新泽西这两个州。但是纽约的联邦党人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拒绝支持这一分裂计划。密谋分子随后向汉密尔顿的劲敌、当时的副总统艾伦·伯尔求助。

伯尔在联邦党内是一个没有多大前途的政治家，因为杰斐逊永远不会原谅他给1800年总统选举带来的僵局。有传闻说他接受了新英格兰分裂分子的请求，于是汉密尔顿愤而批评伯尔阴谋叛变。与此同时，伯尔在1804年竞选纽约州长失败，将其归罪于汉密尔顿的恶毒攻击，于是提出进行决斗。汉密尔顿接受了这一要求，但是决定不向对方开枪。可是伯尔在决斗那天(1804年7月11日)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打中了汉密尔顿，后者在一天后去世。

汉密尔顿-伯尔决斗事件1804年7月11日

为了避免谋杀的指控，伯尔不得不抛弃副总统职位，逃出纽约，投奔新奥尔良的美国驻军司令和路易斯安那领地总督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他随后与威尔金森发起一次密谋远征，策划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当时在华盛顿议论纷纷，人人都传言说伯尔试图在北美洲的西南地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西部帝国。

可是，当1806年伯尔真地带着一队武装随从，沿着俄亥俄河顺流而下时，威尔金森将军反戈一击，通知总统说伯尔正在密谋反叛，进攻新奥尔良城。杰斐逊立即下令以叛国罪的罪名逮捕伯尔及其随从，并将其送到弗吉尼亚进行审判。但是由于缺乏定罪证据，陪审团最后宣告伯尔无罪。不过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算是终结了。伯尔自我放逐，逃往欧洲,六年后才返回美国，在纽约当了一名很成功的律师。他后来又活了很久，亲眼看到了1836年美国移民的“得克萨斯共和国”从墨西哥分裂出去。这是他曾经发起的“解放”墨西哥运动的一项深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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