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无意识：维特根斯坦与弗洛伊德

何为无意识

维特根斯坦与弗洛伊德

作者丨李亚明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是奥地利的精神病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集中地表述了其独特的病因理论、人格结构理论和治疗方法，由此，一种作为精神疾病病因的“无意识”概念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之中。然而，对于当时的西方社会，这不仅是新鲜事物，而且这个概念对于如何看待人的本质、人生的本质，都给出了新的视角，甚至还动摇了西方传统身心关系的古老信念。因此，自这种理论提出之日起，来自哲学、心理学、医学等层面的批判、探讨和阐发就从未停止过。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就曾为这个理论深深着迷，并发表了大量的评论。

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维特根斯坦表现出一种矛盾态度：他既对精神分析抱有一种深切的钦佩和赞赏之情，又在某些时候将之视为一种非常危险的理论。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曾经在写作中使用了“无意识”、“升华”、“审查”及“阻抗”等精神分析理论的术语，并且声称自己就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诸多弊病，表达了在思想观念上与弗洛伊德的诸多严重分歧。二者思想方法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纠结在精神世界被论及的各个角落。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曾深受弗洛伊德的启发并且对精神分析理论有所借鉴，然而，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后来围绕着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无意识”展开的激烈争论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维特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的同异之处还在于，二者同为著名的犹太裔学者，但维特根斯坦极力想隐瞒自己的犹太血统，这种羞于启齿的出身成为他潜意识中的一块心病，终其一生难以自拔，而弗洛伊德不但无此烦恼和心理障碍，还把受圈犹太家庭中幼儿、男女间最隐秘的关系和性心理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维特根斯坦素有精神病的特质，并几次游离于精神病的边缘，而弗洛伊德正是治疗精神病的高手；维特根斯坦也曾有龙阳之好、断袖之癖，而这于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治疗方面都是弗洛伊德的绝好案例；维特根斯坦在哲学方面以“语言学转向”而彪炳哲学史册，弗洛伊德在心理学方面则以“哥白尼革命”自许，二人都在人类思想史上“弑父弑君”，搞出不小的动静，留下巨大的身影和长久的争议。

二人对无意识的理解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他们都肯定无意识思维的存在。二者的分析活动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无意识可以在我们毫无察觉的状况下左右我们的行为，支配我们的思想，而对这种无意识的追踪则可以增加我们对某些现象的知识，甚至可以医治疾病。

↑维特根斯坦

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早在16世纪就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如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就是历史上首先使用“无意识”概念的人之一。在精神分析理论诞生之前，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都对无意识的精神过程给出过系统的分析。然而，直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诞生，无意识的概念仍然为多数哲学家所反对。这是因为，一方面，精神分析中描述的无意识过程是无法为经验所证实的；另一方面，这一概念给人带来了情感上的不快。众所周知，心灵在西方传统的身心关系理论中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地位，而这样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却使我们成为自身精神世界中的陌生人。

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至少在心理学领域扭转了西方主流社会对“无意识”的成见。“无意识”概念不但成为精神分析的核心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而且弗洛伊德甚至认为所有的心理状态本身都是无意识的，意识只不过是无意识的显现，犹如冰山的一角，水下才是主体的无意识部分。后来的认知心理学继承并延续了这一认识，认为人的心理认知和计算过程就是无意识的，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规则、马尔（D. Marr）的视觉规则、福多（J. Fodor）的思维语言假说都预设了心理过程的无意识性，拉什利（K. Lashley）甚至认为：“心灵中没有活动是有意识的。”这种扬“无意识”抑“有意识”的观念走到极端，“剥穷上反下”，自然会引来相反意见的批评，杰克逊（F. Jackson）和内格尔（J. Negal）等哲学家经研究发现意识也是心理现象不可忽视的特征。著名哲学家、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约翰·塞尔（John Searle）也主张相对于“无意识”而言，“意识优先”。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的压轴戏，会议最后一天的全体大会暨闭幕式，标题就是“关于认知科学与塞尔教授的对话”。顾名思义，应该能听到塞尔教授关于意识、无意识方面的高见，可惜他讲的都是“社会本体论”的内容，不知他为什么回避主题，离题万里。而目的论语义学的倡导者米利肯更主张意识中心论，她认为“意识在认识上是透明的、不可错的”。这是意识和无意识关系的另一个极端。

由于意识和无意识问题的复杂性，布伦塔诺把它转换成“意向性问题”。莱勒（K. Lehrer）和塞尔都认为“人类心灵的最显著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东西有两个方面，一是意向性，一是意识”。塞尔甚至把同无意识有关的意向性再分为“内在意向性”和“仿佛意向性”，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所以引来功能主义的代表福多的反对，他不但反对塞尔意识优先的原则，而且主张弱化意识问题。可见，弗洛伊德揭示、维特根斯坦激赏的无意识问题给人类思想界带来了多少麻烦和生机。围绕着意识和无意识和关系问题，无论是分离论还是不可分离论，无论是意识优先还是无意识优先，都是两张皮，都不能把二者的关系摆弄清楚，于是，吉勒特（G. Gillett）和麦克米伦（J. Mcmillan）走向二者统一、结合的第三条道路，阐述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在联系和互为基础、互为条件，自觉不自觉地向辩证法靠拢。塞尔提出的，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关联原则”也是向这方面的努力。主张无意识的意向性状态“更为根本”、反对塞尔意识优先的意向性专家雅各布（P. Jacob）力图用“表征主义战略”解决问题，所谓表征主义很大程度上用到语言分析的内容，如马塞尔(A. Marcell)的阈下单词感知实验。心理学家们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维特根斯坦的长项和老本行。

维特根斯坦与弗洛伊德都明显地、深刻地表现出对无意识的信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研究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他的出蓝之处在于：提出不仅存在无意识，连我们的意识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意识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家们无非是用“无意识”和“意识”两个词作了一个游戏：抑制了“无意识”，同时保留了“意识”，并在“意识”上大做文章。但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无意识”的否认无一例外都是无意义的、徒劳的。他揭示出哲学本身就是一个语言所创造出的错觉，但人们对此始终都无意识，所以他后期转向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力求探索出日常语言通过哲学对精神世界所构陷的欺骗性。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是一个无意识的语义学欺骗，而在这个骗局中，欺骗者同样是受骗者。因此，哲学成了一种人们必须从其重压下解脱出来的语言的疾病。要实现这种解脱，就要揭示那些“无意识”在语言中玩弄的幻觉；要治愈自身的疾病，哲学家们必须对自己用语言玩些什么有一个透彻的分析。而这一哲学重压的解放者和哲学家们疾病的救治者自然就非他莫属了。

无论是心理疾病还是哲学疾病，治疗的药物和手术器械都是语言分析工具，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是由对无意识思维的压抑产生的，尤其是难以启齿的性压抑，治疗的方法只能通过语言分析和自由联想引导出无意识——通过“无意识唤醒”——才好对症下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他是有特殊资格的译电员，因此有能力对病人的无意识作出正确破译。但人们直觉地感到他的这种能力是不可靠的，维特根斯坦更用“甲虫盒子”的思想实验来质疑这类心理译电员的本领——不“打开头脑的盒子”，你怎么知道你我头脑中意识到的此甲虫非彼甲虫？更进一步，维特根斯坦认为展示人的无意识之梦就像张开的纸所呈现的一幅图画，精神分析师的作用就是为这些画“解谜”，解释成什么样则是人言人殊的。但丁在《神曲》中梦到的“花儿”被解释为教会腐败的象征，因为当时高层神职人员所收受的意大利金币一面的图案就是百合花，而弗洛伊德“释梦”中的“花儿”却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梦到“花瓶的破碎”自然就是处女失身了。

弗洛伊德拿梦说事儿其实并非首创，中国历史上早有释梦的传统，民间早就形成了“周公解梦”的神秘文化和俗文化。虽然也有和生殖有关的，但它的政治意义更为明显，记入正史的大多与帝王将相的身世有染，如殷的祖先简狄和秦的祖先女惰都是梦见“玄鸟”遗卵，吞而生子；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更是“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其父“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记录俯拾即是。

弗洛伊德的最大不同是，他力图把这种对梦的神秘解释心理学化、科学化、常人化，并把它同无意识及性本能联系起来，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用于解释人的行为和治疗人的精神疾病。如弗洛伊德曾这样解一个梦的画谜：“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婴儿从乳房里吸吮饱足，脸上泛着红光并且带着一种充满喜悦的微笑入睡时，他必定会反映出，这幅图画表现的是一个性的满足的原型。”在这里，他将两件事物——一个饱餐后的婴儿和一个性交后的成人——并列放置在一起。弗洛伊德要求我们注意的是性满足后的疲倦和饱餐后婴儿的困倦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一个外部假设被构建出来，即吸吮母亲的乳房是日后每一次性满足的无可比拟的原型。两种现象的并置被弗洛伊德当做其间有因果联系的证据，但事实上，二者间自然的相似性是否必然有因果联系还很难说。维特根斯坦就不同意这种混淆和牵强。他以一个成年女孩的“就寝仪式强迫症”为例，反驳弗洛伊德的这种混淆，他认为这个女孩“试图通过魔幻的仪式，分开男人和女人，即分开父母，以阻止交媾的发生”。她设想床板是个女人，床架是个男人，这很明显只是一种“描述”。同样，在阻止床板和床架的接触中，她在制止交媾行为，这也只是“进一步的描述”。但这里交媾的“所指”就是她自己父母之间的云雨之事吗？这种解释是弗洛伊德的还是患者自己的就无从考证了。这里，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就显得十分贴切：他曾经将梦的意义区分为表面的意义和推论的意义。表面的意义无须证据，只要正确描述就可以了，而推论的意义则需要经验的证明。弗洛伊德的分析往往就是在表面意义与压制意义的推论间摇摆，由此便引发了混乱，这种混乱只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更深层混乱的折射。

弗洛伊德试图确证的是一种可由话语来描述的理性，而维特根斯坦展示给我们的是话语之外的心理结构。如果说他们都在追踪某种隐藏起来的无意识，那么弗洛伊德追踪的是一个事件，而维特根斯坦追踪的则是一种话语方式的形成故事。弗洛伊德通过对话语的聆听寻找无意识，而维特根斯坦发现无意识就呈现在话语之中。无意识究竟该在何种层面上加以把握？还是像维特根斯坦暗示的，我们天生就进入了一个无意识所编织的网络之中？果真那样的话，弗洛伊德努力建立的理性的神经病理学就要以一种非理性的哲学收场了。

李亚明｜著，文章原载《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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