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犹太球员布劳恩，17岁进国家队，为何多年被遗忘？

像贝拉·古特曼这样有影响力的犹太教练，曾在那场历史浩劫中幸存下来。在新书中，大卫·博尔乔弗把目光投向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

谁是巴西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答案通常是贝利。阿根廷呢？马拉多纳或梅西。匈牙利？普斯卡什。荷兰？克鲁伊夫。德国？贝肯鲍尔。葡萄牙？尤西比奥或罗纳尔多，任选其一。法国？齐达内。英格兰？也许是博比·查尔顿。

那么，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足球运动员是谁？这个问题，往往足以让一群最熟悉历史的犹太足球迷长时间沉默。人们大概连一个像样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也许他们会笑一笑，像是在暗示：我们犹太人本来就不太擅长足球，所以讨论“最伟大”也许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即便最好的那一个，放到更大的范围里看，可能也并不算多么出色。

如果几年前有人这样问我，我大概也会一时语塞，露出同样带着自嘲的笑容。但如今，我读过大量同时代媒体对顶尖犹太球员的报道，已经可以作出一个有根据的判断。这个选择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水准其实极高，竞争也很激烈。到最后，答案大致落在两位匈牙利右路攻击手之间：卡尔曼·康拉德和约瑟夫·布劳恩。

凭直觉，我会略微倾向后者。布劳恩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小镇普特诺克一个极其虔诚的犹太家庭，是12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那里如今位于斯洛伐克边境一带。17岁时，他就凭借惊人的天赋入选匈牙利国家队。那时的匈牙利，以及此后数十年间，一直是欧洲最顶尖的足球强国之一。

布劳恩速度惊人，技术出众。他在球场上的天才表现和辉煌的国际比赛生涯，却在20多岁时因接连不断的伤病而过早中断，而这些伤病正是一些怀恨在心的后卫造成的。

布劳恩活到41岁时，被杀害了。在残酷的俄罗斯寒冬中，他作为奴工被匈牙利人活活打死，倒在雪地里。就在不到20年前，这些匈牙利人中的一些人，也许还曾在夜晚和朋友兴奋地谈论他在球场上的壮举。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布劳恩的最后一幕，是那些匈牙利看守蹲在他毫无生气的尸体旁，撬开他的嘴，取走金牙。

布劳恩死后，没有像尤西比奥、约翰·克鲁伊夫和迭戈·马拉多纳那样得到广泛悼念。没有公开的死亡通告为他播出。骄傲的犹太人从未传颂他的名字，就像普斯卡什退役多年后出生的匈牙利人仍会热情赞美他的才华，或像年迈的巴西人会告诉年幼的孙辈，没有什么能真正超过看贝利踢球的感受。

那些本来可能会为布劳恩动情追忆的人，几乎都在与他相近的时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孩子或孙辈也是如此，而后者关于拥有自己孩子和孙辈的梦想，也一并消失了。于是，这个故事几乎就此戛然而止。

这就是种族灭绝所造成的后果。它消灭的不只是人，也包括仍然活着的人关于这些人的故事。欧洲那场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不仅导致600万犹太人遇难，也严重摧毁了犹太人的集体记忆链条。以至于如果你把“约瑟夫·布劳恩”这个名字抛给前面提到的那些犹太足球迷当作竞猜题，他们很可能会猜他是某家著名电子公司的创始人，是剃须产品的代名词，而不是一个曾让边后卫无所适从的球员。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贝拉·古特曼的书。古特曼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我很享受发掘他的故事：这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极具个人魅力，也极有影响力，他从那场浩劫带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最终站上了自己行业的顶峰。

古特曼的经历本身已足够惊心动魄，但在研究过程中，更让我震撼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故事：在灾难来临之前，欧洲犹太人在足球领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那里有一批顶尖球员，有革新训练方法和场上战术的创新型教练，有许多非凡的人物，有令人自豪的犹太复国主义球队网络，有无处不在的俱乐部主席和投资人，有在推动这项运动职业化和国际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管理者，还有大批热情的球迷，甚至包括顶级裁判。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进行一次考古发掘，向深处挖掘，只为显露一个被毁灭社会残存的少许痕迹，尤其是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而他们之中有那么多人曾在这项运动中表现卓越。

同样令我着迷的，还有一个我的这一代人在现实世界中已无法见到的欧洲图景：那里曾有数以百万计高效而富有创造力的犹太人，而他们后来的缺席，已经彻底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

在业余时间里，我开始撰写并收集犹太足球运动员和教练的生平摘要。这些摘要后面常常带着巨大的问号，因为80年过去，他们最终的命运往往仍笼罩在迷雾之中。我也尽可能多地阅读其他运动项目中犹太人的故事。

比如，来自希腊萨洛尼卡的拳击手萨拉莫·阿鲁赫，为了给看守取乐，在奥斯维辛赢下了200场拳赛，输掉就意味着死亡。后来，他在特拉维夫以一家航运公司经理的身份度过余生。又比如，保持世界纪录的游泳运动员阿尔弗雷德·纳卡什，这位法属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在从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走出时，体重只剩42公斤，还在哀悼被杀害的妻子和两岁女儿，但仅仅一年后，他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关于犹太体育人物与那段历史悲剧，还有足够多同样令人震惊的故事，足以摆满好几个书架，其中许多几乎无人知晓。不过，我的注意力越来越被其中那些没能活下来讲述自己故事的人所吸引。古特曼、阿鲁赫、纳卡什，以及其他那些如今在大屠杀纪念日里以越来越少的数量出现在我们视野和听觉中的幸存者，他们这些几乎不可能发生却最终发生的故事，的确能带来希望，也令人由衷敬佩。

但我开始觉得，尽管有学校课程、电影、书籍和电视节目，很多人对那段历史悲剧的理解，仍没有反映出一种更普遍的现实：那往往是几乎彻底的毁灭。古特曼的故事代表的是例外，而我现在强烈地想写下的，是那条规则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