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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省绿色金融高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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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与绿色协同转型是破解工业治污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协同困境的关键路径。该转型通过重构重污染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溢出效应。本文选取2012—2022年中国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系统探究工业领域数字—绿色协同转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数字与绿色协同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揭示了两条作用路径:第一,从绿色创新视角来看,该转型会推动重污染企业开展绿色管理创新,进而拉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结合财政分权的动态特征,适度的财政分权能够正向强化数字—绿色转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非传统工业基地、沿海地区以及非资源依赖型城市的企业,其转型带来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财政分权存在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程度低于0.4018时,滞后的数字-绿色转型会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当分权程度达到0.4018及以上时,二者关系转为正向促进。上述结论表明,政策制定者需结合财政分权的弹性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体系。各地政府可优化跨行业数据要素再配置的激励机制与制度约束,依托多层级治理体系,有效助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
研究背景
提升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化解农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约束矛盾、落实“双碳”目标、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抓手。当前我国农业陷入双重困境:资源利用边际效率递减,农业面源污染负外部性凸显,农业源氮磷排放已突破水环境生态阈值,传统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国内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突出。国家“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明确提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重塑农业竞争力、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强调依托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现有理论与文献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研究多局限于单一产业,未能系统拆解工业跨产业绿色协同转型,如何借助制度中介变量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二是忽视数据要素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破解农业面源污染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三是未将财政分权等制度变量纳入分析,难以解释“数字+绿色”融合战略下工农绿色转型的系统性问题,也无法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通道。
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构建 “技术—制度—空间”三维协同转型理论体系,跳出以往只研究单一产业绿色转型的范式,将工业数绿协同转型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合至统一分析框架;同时引入财政分权门槛效应与空间异质性,弥补过往研究缺少“制度—空间”双重调节机制解析的缺陷,相比传统技术扩散单向研究,理论模型更具动态性与现实适配性。
(2)突破传统研究把绿色创新限定在生产技术层面的固有思路,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明确绿色管理创新的核心中介地位。梳理出“工业环境数据资产化—农业知识重构”的微观路径,解释了数据要素跨行业配置如何破解农业绿色生产的阿罗信息悖论,丰富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共生理论,也为跨产业绿色合作补充了微观实证依据。
(3)颠覆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对财政分权线性作用的固有观点,提出制度协同门槛假说,首次实证识别出财政分权对工农绿色协同转型的U型调节特征,厘清了财政分权在不同区间下的差异化作用,完善了相关制度理论的实证支撑。
研究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重污染企业数绿协同转型与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该结果验证了数字—绿色协同转型打破了传统环境规制的路径依赖锁定,通过重构“技术—制度—空间”三元互动结构,实现了工业绿色转型成本向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红利的跨产业价值转化。实证结果显示,在未纳入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的基准模型(1)中,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的边际效应系数为0.2248,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数绿协同转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得到模型(2)、进一步控制个体与时间双重固定效应得到模型(3)后,该变量系数依旧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设定调整并未削弱其显著性,证明研究结论具备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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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稳健性检验结果
首先,加入时间-行业固定效应。时间-行业固定效应能够有效缓解因行业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带来的遗漏变量偏误,尤其可以剔除数字化技术扩散过程中的行业异质性对数字—绿色协同转型估计系数的干扰。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的系数仍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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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入城市固定效应。城市层面的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等空间异质性因素,可能会通过空间溢出干扰估计结果,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该方法可以剔除不随时间变化、但存在区域差异的不可观测因素,规避由样本选择偏误引发的伪回归问题。表5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系数的正负、显著性水平以及边际效应大小均与基准模型高度一致,证明数绿协同转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备空间普适性。
第三,更换Logit模型。为检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连续性假设是否会影响结论可靠性,本文依据五分位数标准,将其转换为二元虚拟变量,并采用Logit模型重新回归。表5的结果显示,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的边际效应依旧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作用方向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排除了模型设定偏误导致的估计偏差。
3.内生性检验结果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开展回归估计。本研究选取同城市内其他企业(不含样本企业自身)的数字-绿色协同转型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6所示。两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对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沃尔德F统计量远高于10%水平的临界值,不可识别检验的拉格朗日乘数(LM)统计量为571.634(p<0.01),充分证明所选工具变量具备强相关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绿色协同转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效应依旧为正,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其系数相较于基准模型有所增大,这说明若忽视内生性问题,会低估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的实际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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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检验结果
(1)财政分权
如表7实证结果所示,数字—绿色协同转型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验证了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制度变量,通过重构 “技术创新—要素流动—制度”激励三维传导机制,显著强化了重污染企业数字—绿色协同转型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二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和时间协同性。其本质在于,财政自主权的扩大让地方政府拥有了更为灵活的政策工具。借助制度创新,工业绿色转型产生的负外部性得以转化为农业绿色发展的正外部性,最终实现环境规制成本向生态红利的帕累托最优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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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管理创新
表7的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绿色协同转型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绿色管理创新的中介效应,本质是将工业数字-绿色协同转型所产生的数据要素,通过制度渠道转化为农业绿色生产的组织运营模式与核心竞争力。数据要素的跨行业再配置,破解了科斯定理中环境产权界定的交易成本难题。这使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再受制于传统环境规制的局限,转而演变为由数据驱动的熊彼特式创新过程。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第一,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老工业基地城市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由表8第(1)、(2)列结果可知,坐落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重污染企业,其数字—绿色协同转型对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二,将样本划分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由表8第(3)、(4)列结果可见,地处沿海城市的重污染企业,其数字—绿色协同转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第三,将样本划分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表8第(6)、(7)列回归结果显示,位于非资源型城市的重污染企业,其数绿协同转型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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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门槛效应结果
由表9的分析结果可知,财政分权(GTRDE)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表10结果显示:当财政分权水平低于0.4018时,数字—绿色协同转型会抑制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当财政分权水平达到0.4018及以上时,数字—绿色协同转型能够提升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图2的门槛拟合图直观呈现了这一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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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本文系统考察重污染企业数字—绿色协同转型影响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作用机制,并得到如下核心研究结论:
第一,数字—绿色协同转型能够显著推动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验证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在跨产业绿色转型场景下的适用性。
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绿色管理创新作为核心中介变量,化解工业环境数据要素与农业绿色生产之间的“科斯协商困境”,实现技术外溢效应向制度红利转化;而财政分权依托“环保退税—生态补偿”双渠道产生U型调节效应。当财政分权跨越门槛值(财政分权度≥0.4018)后,制度协同效应将带来边际贡献率的超线性跃升,其本质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突破“制度能力陷阱”所形成的帕累托改进。
第三,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沿海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具备更高的要素重置弹性与制度学习能力,数字绿色协同转型对当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效果更为突出,证实空间维度下“地理—制度”交互作用会塑造工农绿色协同转型效率。
参考文献:Cao T, Xie N, Hanim W, et al. Digital-green synergistic transi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5, 385: 12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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