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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不知道收割了多少人的眼泪。每到甲申年,总有一群人披麻戴孝般地在网上发帖,痛陈李自成是国贼,痛骂吴三桂是汉奸,恨不得穿越回去替崇祯挡住那一剑。他们管这叫“意难平”,叫“千古遗恨”,叫“文明最后的绝唱”。我问一句:你们平什么?难什么?绝什么?一个把百姓当柴烧的朝代死了,你替谁哭坟呢?
我不是对历史没感情,而是对这种没来由的“亡国悲情”过敏。你仔细扒一扒明朝的底裤,就会发现那里面藏的不是什么“天子守国门”的悲壮,而是一个烂到根子里的专制机器。它的灭亡不值得惋惜,甚至可以说——死得太晚了。
很多人怀念明朝,是因为觉得它是汉人王朝,是“正统”。但如果一个王朝的正统就是让百姓饿死、累死、被特务整死,那这种正统有什么好怀念的?
先说土地。明朝初年,朱元璋搞了一套“黄册”和“鱼鳞图册”,名义上是厘清土地、均平赋税,实则是把农民死死绑在土地上,方便朝廷随时收割。明朝的田赋名义上不高,但各种加派、火耗、徭役层层叠加,农民实际负担重到离谱。万历年间,张居正搞“一条鞭法”,把赋役折成白银征收,看起来是简化了,但农民为了交税必须把粮食卖给商人换成银子,商人在中间低买高卖,农民被两头吸血。到了明末,“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每亩地最高征到二钱银子,听起来不多?当时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纯收入不过几两银子,交完三饷、地租、杂税,连糠都吃不起。
然后是天灾。明末赶上了小冰河期,北方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史书上记载:“赤地千里,人相食。”陕西的老百姓把树皮剥光、草根挖尽,最后开始吃一种叫“观音土”的东西,吃完腹胀而死。朝廷在干什么?在加派三饷,在催促地方官把拖欠的赋税补齐,在琢磨怎么从百姓嘴里再抠出一口粮来。崇祯心疼他的辽饷,心疼他的剿饷,就是不心疼那些饿死的百姓。你说这种朝廷,值不值得百姓起来造它的反?
明朝的宗室问题是历代最严重的。朱元璋当初定下规矩:所有皇子封亲王,亲王世袭,郡王、将军、中尉一路往下封,全部由国家供养。到明朝中后期,朱家宗室人数膨胀到几十万,每年消耗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山西、河南的粮食不够发俸禄,要从江南调运;运粮的损耗和运费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这些王爷们在封地上干什么?圈地。福王朱常洵封洛阳,万历一次性赏赐两万顷土地,河南不够就从山东、湖广划拨。两万顷是什么概念?两百万亩。一个福王占了两百万亩地,这地原先是谁的?是农民的啊。农民没了地要么当佃农,要么流亡。福王在洛阳过着神仙日子,府中珍宝堆积如山,府外百姓饿殍遍野。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抓住福王,据说把他和几头鹿一起炖了一锅“福禄宴”。我读到这段史料的第一反应不是恶心,是解恨。一个吸干了几十万百姓血汗的人,被做成菜,这不是暴行,这是迟到的正义。
明朝的官绅特权更是离谱。士绅不纳粮、不当差,所有赋税压力全压在普通农民头上。士绅还利用特权大量兼并土地,把自耕农变成自己的佃户,朝廷收不上士绅的税,就加倍征农民。农民交不起,只好把地卖给士绅,自己沦为佃农,恶性循环。到了明末,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官绅地主手里,而他们几乎不交税。朝廷没钱怎么办?加派三饷。加派三饷谁交?还是那批已经快死的农民。这套“劫贫济富”的操作,放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被骂上热搜,但在明朝,它是体制。
很多人骂清朝文字狱,骂清朝特务统治,却选择性忘记了明朝的厂卫制度比清朝更血腥、更无孔不入。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这帮人不受法律约束,可以直接抓人、审人、杀人。诏狱里的酷刑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剥皮、抽肠、刷洗、油煎、沸汤、铁钺、枷带……你随便翻一本《明史》,都能看到大臣被廷杖打死、被下狱折磨致死的记载。
朱元璋杀胡惟庸,杀3万人;杀蓝玉,杀1.5万人。这些人是不是都该杀?当然不是,绝大多数是无辜被牵连的。朱元璋甚至发明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的罪名——读书人不想出来做官,居然也是犯罪,要杀头。这种对人基本自由的剥夺,比任何外族统治都更野蛮。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的阉党更是把特务政治推向极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些正直的官员被关进诏狱,被铁刷子刷烂了皮肉,被铁钉钉穿耳朵,被铁钳拔掉指甲,最后惨死狱中。你以为只有东林党人遭殃?不,只要魏忠贤看你不顺眼,你就得死。整个天启朝,朝廷上下一片死寂,没人敢说真话,没人敢提意见。这就是明粉口中“有风骨”的明朝?这分明是一个用恐怖维系的黑暗王朝。
明粉把崇祯塑造成一个“勤政却无力回天”的悲剧英雄,我每次看到都想笑。崇祯确实勤政——十七年如一日,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衣服打着补丁。但勤政不等于英明,他的勤政恰恰是灾难。因为他事必躬亲、越俎代庖,把所有权力抓在手里,却又没有驾驭这些权力的能力。
他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杀了十一个兵部尚书。袁崇焕这样的名将,被他凌迟处死;孙传庭这样的能臣,被他逼出潼关送死。他不会用人,更不会信人。他一边求大臣们捐款,一边抄大臣们的家;一边说“诸臣误我”,一边自己把最后能打的牌全打烂了。
崇祯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死要面子。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提出议和条件:封王割地就退兵。崇祯如果答应了,至少能保住半壁江山。可他怕背上“丧权辱国”的骂名,犹豫不决,拖了三天,李自成攻城了。城破之前,有人劝他迁都南京,他又怕被人说“逃跑”,硬是没走。最后吊死在煤山上,留下一句“诸臣误我”。谁误谁?不是你误了天下苍生吗?
明亡之后,华夏文明并没有断。清朝虽然推行剃发易服,但汉文化的核心——语言文字、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宗族制度——依然延续。清朝后期,统治者甚至主动拥抱汉文化,康熙、乾隆对儒家经典的研读比很多明朝皇帝都深。你说“无华夏”,那《四库全书》是谁编的?那《红楼梦》是谁写的?那是清朝的文化成就,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毁掉了大量典籍,但这种大规模的文化整理工作本身就有正面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华夏文明的生命力从来不是靠一个王朝维系的,而是靠千千万万普通人日用而不知的习俗、语言、人情世故来维系的。明朝死了,华夏照样活。
退一步讲,就算清朝确实造成了文化上的某些断裂,那也不等于明朝就值得怀念。一个烂掉的王朝死了,腾出空间给下一个王朝,哪怕是外族建立的王朝,也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康熙推行“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这些政策对百姓的实际好处,比明朝那些嘴上“仁政”、实则“三饷”的花架子强得多。我不是给清朝唱赞歌,清朝的黑暗面也很多,但至少在清理明朝留下的烂摊子这件事上,它做得比明朝自己强。这就够了。
我知道,有人会反驳:“你这太功利了,一个民族需要精神象征,明朝就是汉人最后的硬骨头。”可问题在于,这块硬骨头是假的。明朝的硬气从来只对内不对外。对百姓够硬,对权贵够硬,对异见者够硬,但对后金(清朝前身)呢?萨尔浒之战,十二万明军打不过六万八旗兵;松锦之战,十三万明军又被几万清军打崩。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十七年,明清之间打了二十多年,明朝基本没赢过几场像样的仗。你说硬气,硬在哪?硬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吗?
一个王朝的尊严,不在于它的皇帝死得多壮烈,而在于它活着的时候让百姓活得多有尊严。明朝在这条线上的得分,是负数。它的百姓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上升通道——除了造反和被镇压,你几乎没有别的命运。
所以,明亡了,就亡了吧。不必意难平,不必哭天抢地,更不必把那些吃人的封建帝王当成民族英雄来膜拜。我们要悼念的不是一个腐烂的王朝,而是那些在王朝废墟中被碾碎的普通人——那些被福王占了地的佃农,那些被崇祯加派三饷逼死的农民,那些被锦衣卫抓进诏狱折磨至死的无辜者。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篇“悼念明朝”的文章里,因为他们不被那些痛哭“亡国”的人当成“国”的一部分。
明朝死了,死得好。
别再给它哭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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