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魏晋南北朝这段370年的大分裂历史,总觉得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或者朝廷太腐败,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
真正让国家长年无法统一的底层原因,是藏在那些世家大族背后的蓄奴经济。
那时候,门阀大族把成百万的普通老百姓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让他们当奴婢、部曲和佃客。
朝廷手里没有纳税的人,也没有当兵的人,国家自然就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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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搞清楚魏晋南北朝为什么天天打仗、国家四分五裂,我们得先看看当时的底层社会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老百姓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私人的世家大族。
这就是当时最核心的依附经济,也就是变相的蓄奴制。
当时这些被门阀大族控制的人口,主要分成三个阶层。
第一种是奴婢,在当时的律法里,奴婢不是独立的人,而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在资产划分上等同于家畜。
主人可以随便在市场上买卖、赠送他们,甚至打死他们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这些奴婢被大量投入到庄园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承担高强度的劳动。
第二种叫部曲,他们的地位比奴婢略高,但同样没有独立的户口。
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士族门阀自己的账簿上,也就是历史记载的“注家籍”。
部曲的身份是世袭的,世代都无法改变。
他们平时在庄园里种地,一旦发生战争,就要拿起武器当主人的私兵,跟着主人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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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叫佃客,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普通人,但因为土地被抢夺或者因灾荒破产,只能主动跑到世家大族的庄园里求生存。
他们不向国家交税,也不给国家服兵役,而是把种出来的大部分粮食作为地租交给门阀大族。
这种把人口变成私人财产的做法,直接破坏了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那就是“编户齐民”。
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朝廷直接管理每一个老百姓,老百姓直接向朝廷交税、当兵。
可是到了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利用手里的政治特权,合法地跟朝廷抢夺人口。
西晋统一全国后,颁布了《占田令》,里面明确规定了“荫客制”。
这个制度规定,一品官可以合法地庇护亲属三代,并且可以占有佃客十五户、衣食客三户。
官职越低,能够合法占有的户数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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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这些门阀大族根本不遵守规定,他们利用地方官府不敢得罪士族的心理,超额庇护了成千上万户的老百姓。
这些人躲进大族的庄园后,地方官府的公务人员连庄园的大门都进不去,根本无法清查人数。
根据历史记载,西晋在太康三年统一全国的时候,官方统计的户口只有2490万人。
但是根据后世历史学家的推算,当时全国实际人口接近4000万人。
那少掉的一千多万人,全都在门阀大族的庄园里给大族干活,变成了私属人口。
这就导致国家陷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糟糕局面,朝廷能够控制的登记户口越来越少,但是朝廷的财政开支和战争费用没有减少。
这样一来,赋税和兵役就全部分摊到剩下那些自耕农头上。
普通的自耕农无法生存,唯一的出路就是主动把自己的土地送给门阀,自愿变成门阀的奴婢或者佃客。
国家掌握的人口越少,朝廷就越穷、军队就越弱,最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彻底垮台,国家只能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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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这种蓄奴和依附经济的支配下,南方的东晋南朝和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演变出了两种不同但本质一样的社会形态。
这两种形态在实际层面上把中国固定在分裂状态中。
我们先看北方,北方在经历永嘉之乱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地方行政秩序崩溃。这时候,当地的汉族豪强和有势力的宗族就带领着乡亲们,在山上或者地势险要的地方修筑高墙和深沟,这种军事堡寨就叫做“坞壁”。
比如西晋末年的名士庾衮,曾率领流民在禹余山修筑坞壁,西北凉州的张轨家族也经营着大量坞壁。
坞壁内部封闭且自给自足,坞主既是军事长官又是大地主。
流民为了躲避杀戮跑到这里,交出自由变成依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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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坞壁外面种地,把粮食交给坞壁主,当有其他政权的军队来进攻时,他们就要穿上皮甲,拿起武器,在坞壁主的指挥下进行防守。
在北方的平原和山地之间,分布着几千个大大小小的坞壁。
这些坞壁在地方上拥有独立的控制权,北方的十六国政权虽然名义上统治着这些地方,但根本没有办法直接管理坞壁里的人口和财富。
朝廷无法征税和征兵,导致北方的政权频繁更迭,根本无法形成长期的统一力量。
我们再看南方,南方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密集的战火,但是从北方逃过去的东晋世家大族,依仗着他们手里掌握的朝廷大权,在江南地区大肆强占土地和山林,这就是南方的士族庄园经济。
南朝门阀谢灵运在始宁拥有巨额产业,史书记载,他的庄园依山带江,养着数百名奴婢和部曲。
有一次他动员这数百人开山修路,引发地方官员上报朝廷称其动员人数过多恐有谋反意图。
南方的士族庄园同样是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体,庄园里面不仅可以种粮食,还可以种果树、养鱼、采矿、冶铁、酿酒,甚至在庄园内部设立了专门买卖东西的集市。这些庄园占据了江南最肥沃的土地和最重要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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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朝廷的皇帝虽然坐在皇位上,但实际上能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很少。
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琊王氏的势力大到可以和皇帝平等对话。
皇帝想要北伐统一中原,可是手里的国库是空的,军队也没有人。
每一次朝廷想要招募士兵,都会遭到门阀大族的强烈抵制,因为朝廷要招兵,就会动到大族庄园里的部曲和佃客。
这些部曲和私兵因为一辈子都依附于士族,他们从小到大只听从主人的命令,不知道朝廷的法令。
历史上东晋发生的苏峻之乱和桓玄之乱,叛军的核心主力全都是军阀和士族平日里在庄园里养着的部曲和奴婢。
门阀大族有了源源不断的私人兵源,又有了庄园经济提供的粮食和财富,随时都有底气和朝廷对抗。
这种军事力量和经济财富的私人化,把整个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推进了长期无法统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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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个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原因,最终是在北方被解决的。
北方的政权通过一系列强硬的制度改革,率先打破了门阀大族的蓄奴与依附经济,从而获得了统一全国的绝对力量。
北魏在全盛时期,面对北方遍地都是坞壁、人口被豪强大量隐匿的局面,决定和世家大族进行正面争夺。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下令推行均田制和三长制。
三长制是指在基层设立邻长、里长、党长,由朝廷直接任命。
他们的任务是绕过豪强,深入村庄清查没有登记的黑户。
均田制配合三长制推行,朝廷清查出人口后,跳过门阀,把荒地分给破产农民。而且规定奴婢和耕牛也能分到土地。
在均田制推行后,大量奴婢离开庄园向朝廷登记户口,从国家那里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北朝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从豪强手里强行夺回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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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重新变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开始向朝廷交纳租调,给朝廷服兵役。
有了充足的人口和财政作为基础,西魏和北周政权进一步开发出了府兵制。
府兵制把军事编制和户籍管理结合在一起,国家直接掌握了一支由自耕农组成的强大军队,彻底取代了过去依附于私人的部曲制度。
而在南方,门阀世族依然维持着这种蓄奴经济。
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个朝代,虽然也有些皇帝尝试过推行“土断”来清查士族隐匿的人口,但是每一次都因为士族的联合反对而失败。
到了梁武帝时期,建康的士族庄园经济发展到了最严重的顶峰,高门大户家里养着成群的奴婢,每天过着奢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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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方这种长期消耗国家力量的行为,最终迎来了毁灭性的结果。
公元548年,来自北方的降将侯景发动了侯景之乱。
侯景的军队攻陷了建康,为了彻底摧毁南朝的根基,侯景下达了一道命令:宣布免除所有高门大族的奴婢身份,让他们变成自由的良人。
同时,侯景放纵手下的士兵,对乌衣巷里的王氏、谢氏等顶级门阀进行了彻底的人身消灭。
这场持续数年的血腥暴动,从实际层面上把南方门阀赖以生存的庄园全部毁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部曲在战火中四散逃亡,南方门阀的蓄奴经济基础在这一刻被彻底摧毁了。
当北朝发展出来的隋朝军队在公元589年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时候,阻碍中国大一统的底层原因已经被彻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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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和接下来的唐朝,完整地继承了北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并且开创了科举制。
老百姓彻底摆脱了门阀庄园的人身依附,重新成为直接向国家负责的纳税人。
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彻底终结了门阀政治,也正是这个底层基础的改变,才最终迎来了大一统帝国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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