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二号人物性格多火爆，不由分说打骂？参谋长、军长领教过

1967年7月30日，北京某处，一个61岁的老人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曾经是红军最大方面军的政委，手握8万兵马，权势仅次于张国焘，排名甚至在总指挥徐向前之前。

然而死的时候，身边没有战友，没有荣誉，没有追悼。他叫陈昌浩。他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

说陈昌浩，得先搞清楚他是怎么起家的。

1906年，陈昌浩生于湖北汉阳。早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当时中共党内一批留苏派中的核心成员，也是史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个身份，放在当年的苏区，几乎就是镀了金的。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就是陈昌浩。两个人的起点完全不同——徐向前是从副师长一路打出来的，一仗一仗攒出来的资历；而陈昌浩，从苏联回来直接空降政委，一步到位，中间没有任何过渡。

这种空降带来的，不只是职务，还有一种俯视的姿态。陈昌浩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正确的代言人身份进入四方面军的，他代表的，是当时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对基层红军的直接渗透。

方面军成立初期，战绩确实亮眼。1932年初，徐向前主导的商城潢川战役重创国军；3月的苏家埠战役，歼敌3万余人，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陈昌浩在这一阶段主要负责政治动员和部队整训，配合徐向前打开了鄂豫皖的局面。

但问题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埋下。留苏背景给了他超出能力的权力，而权力如果没有经验来驾驭，就很容易变成脾气。陈昌浩的性格，在战事紧张的时候，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1932年10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告急。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张国焘的决策下被迫向西转移，离开了苦心经营的根据地。

这次撤离，让整支部队在心理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陈昌浩，此后的仕途却继续往上走——1934年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一个叠一个，声望在外，争议在内。

1932年底到1935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在四川、陕南之间打出了一块新的根据地。部队从两万人扩张到八万人，这是陈昌浩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性格问题最集中爆发的时期。

先说战绩。1933年底，四川军阀刘湘纠集20万兵力，兵分六路围剿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统领东西两线，陈昌浩居中调度，张国焘坐镇后方。双方在万源一线形成拉锯，红军以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最终突破包围，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这场仗，打出了四方面军的威名，也让陈昌浩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稳固。

但战场上的胜利，没能掩盖内部管理上的问题。

四方面军从上到下，打骂成风。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从上至下传导的习气。张国焘家长式的管理方式，直接影响了整个方面军的风气；而陈昌浩作为政委，不但没有纠正这种风气，自己反而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当时四方面军出身的秦忠后来回忆，陈昌浩的脾气之大，在整个方面军里几乎人尽皆知。他不经调查就下结论，有人在他面前说某部队的坏话，他不查证，上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完全不给对方辩解的机会。

有一次，红4军军长王宏坤去前线视察部队，正常的工作安排。结果陈昌浩打来电话，开口就是质问，问他跑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好好做工事。王宏坤被问得一脸懵，想解释，对方根本不听，直接在电话里发火。王宏坤被逼急了，顶了一句话，陈昌浩当即挂掉电话。

事后冷静下来，王宏坤主动打回电话说明情况，两人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激动。王宏坤说，红4军做了这么多工作，得不到认可，功劳还被抹杀，四军上下都不服你，大不了被撸了职务。这话，是一个军长对方面军政委说的，可见积怨之深。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参谋长倪志亮身上。

倪志亮资历不浅，1932年离开鄂豫皖时已经是主力师师长，后来成为四方面军参谋长，管过很多人，自己也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动不动就拔枪。据秦忠回忆，有一次开会，他对倪志亮的部署提出不同意见，倪不由分说，当场骂骂咧咧地解开枪套掏枪，秦忠看势头不对，赶紧往屋外跑。这种场面，在四方面军里稀松平常。

但倪志亮也有怕的人——就是陈昌浩。

秦忠有一次去总部送信。陈昌浩处理完信件后，拨了个电话，对方声音太小，陈昌浩让他大声说话。电话那头直接骂回来，还嚷嚷听不听得清。陈昌浩气得脸都红了，挂了电话就翻身上马，直奔电话对面的人。等他到了，才发现对面是倪志亮。发现太晚，已经收不回来了——陈昌浩二话不说，抄起马鞭就抽，一边打一边骂，把堂堂方面军参谋长打得狼狈不堪。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四方面军。上面打下面，政委打参谋长，没有任何人出来制止，也没有任何人追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某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对这种行为的默认与纵容。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后来会师，一方面军的干部对四方面军评价里有一条很刺耳的话：军阀习气太重。红一方面军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明令禁止打骂战士，推行官兵一致，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以理服人。而四方面军，打出来的战功再多，这块短板始终没补上。

1935年，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后来成了他终生都没能翻过去的一道坎。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之达维胜利会师。这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次会师，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兵力达到十几万人。会师之后，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开始浮上水面。

核心分歧只有一条：向北，还是向南。党中央的方针是北上，占领陕甘川，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张国焘则坚持西进，先占青海、新疆，或者干脆南下。两条路线，背后是两种对革命前途的根本判断。

1935年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会上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陈昌浩权力的顶点。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跟随右路军行动。

右路军顺利过了草地，在包座战役中取得胜利。形势一片大好。

然后，张国焘的电报来了。

9月，张国焘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公开拒绝北上，强令部队南下。电报一封接一封，措辞越来越强硬，态度越来越决绝。陈昌浩夹在中间，两头都有压力。最初，他在毛儿盖会议上表态支持北上，态度坚决。但随着张国焘的电报越来越密集，他的立场开始动摇。

最终，他选择了南下。跟着张国焘走了。

这个选择的代价，不是立刻就显现的。但史书后来的记载，用的是陈昌浩自己的话——这是他终生的一大憾事。

南下的结果很快就来了。由于路线、方针根本性错误，大举南进迅速失败，红四方面军总兵力从高峰时的8万人大幅锐减。两次过草地，减员惨重，战士死的死、散的散，活下来的人都吃尽了苦头。

1936年7月，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多方斡旋和压力下，陈昌浩有所转变，开始支持北上。他们共同推动张国焘改变态度，同意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是长征史上的高光时刻，但陈昌浩内心深处，这道裂痕已经结下了。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会宁会师一个月不到，命运再次推着陈昌浩走向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地方。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军委电示，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编为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2万余人，孤军深入，背后是黄河，前面是马步芳的骑兵。

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战斗，持续数月，伤亡惨重。补给断绝，援军迟迟不来，部队在严酷的西北冬天里一点一点被消耗殆尽。关于西路军的战略决策，后来各方说法不一，争论延续数十年，涉及中央决策、张国焘的责任、西路军自身指挥等多个层面，至今仍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1937年3月14日，祁连山腹地的石窝，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陈昌浩与徐向前离开部队，返回陕北。

两个人带着几十名警卫，昼伏夜行，在山里转了三天，走不出去。目标太大，马步芳的骑兵四处搜捕。最后决定化整为零，各自分散行动。徐向前把信件交代好，先走一步，最终经镇原、云阳、西安，7月24日回到延安。

陈昌浩没有那么快。他病倒了，在一个老中医但复三父子家里养病，养了一个多月。等身体恢复，他没有直奔延安，而是辗转回到了武汉——在家里见了阔别十年的老母、妻子和儿子，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才赶赴陕北。

这段时间差，后来被很多人解读为不同的意思。徐向前是第一时间回去请罪，陈昌浩则绕道回家，两个人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这件事，让中央对他原本已经不多的信任，又薄了一层。

1937年11月，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结论是：西路军的失败要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分析。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近一年的审查检讨。

这一年，他独自写检讨，反复说：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向西路军回来的同志检讨。一个曾经的政治局委员、方面军政委，坐在窑洞里写检讨书——这种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1938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8月27日，陈昌浩携幼子随周恩来夫妇赴苏联治病。飞机在新疆停留期间，他专程去看了西路军的残部。面对那些曾经跟着他浴血奋战的老部下，陈昌浩多次深深鞠躬，以手抱拳到额，向他们谢罪。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苏联，对陈昌浩来说，既是治病的地方，也是放逐的地方。

1939年他抵达苏联，本来是去治胃溃疡的。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闪击苏联，战火迅速蔓延，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

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曾经指挥过8万红军，曾经是让马家军闻风丧胆的西路军主席。他没有任何生产技能，只能去采石场做苦力。粮食紧张，没有药物，胃溃疡越来越重，他就这样在异国的工地上扛着。

他给中共中央写信，给苏共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柳暗花明。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发来公函，聘他为翻译，赶赴斯大林格勒前线。这场二战中最惨烈的战役，他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参与其中。采石场苦力，变成了前线翻译——命运的转折，往往就在一封公函之间。

1952年6月，陈昌浩终于回到北京。离开时是1939年，回来是1952年，整整13年，在苏联漂泊。刘少奇和朱德亲自迎接他。两位老同志，面对这个白了头的昔日战友，场面难以言说。

但陈昌浩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谢绝了所有党内、军内任职。他没有去争军职，没有去要待遇，选择了做一名党史研究学者。先后担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编《俄华大辞典》，翻译出版《旅顺口》《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书。

1955年，徐向前成为共和国元帅。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搭档，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处。陈昌浩在书房里，继续翻译，继续写字。

20世纪60年代，他曾返回湖北故乡，见到了许多当年的老部下——如今皆是解放军高级将领。陈昌浩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再一次独自承担西路军覆灭的历史责任。

台上的他，白发苍苍；台下的人，有的哭了，有的沉默。

徐向前为他主持了追悼会。这个举动，在那个敏感的年代，需要勇气。昔日的总指挥，亲手送走了昔日的政委。

回头看陈昌浩的一生，很难用一句话定性。

他的功，是实实在在的。从鄂豫皖到川陕，他配合徐向前打出了8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保留并壮大了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份功劳，不能因为他后来的失误而被抹杀。

他的过，也是实实在在的。在北上还是南下的关键时刻，他动摇了；卷入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西路军覆灭，2万余人的鲜血，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打骂之风在四方面军的蔓延，他作为政委难辞其咎。

但有一点值得记下——他没有逃避。西路军失败后，他一次次公开认错，一次次向老部下鞠躬谢罪；回到北京后，他放弃了重新登台的机会，选择了一个低调的、靠劳动换价值的位置。这种自我放逐，本身就是一种承担。

历史对一个人的评判，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陈昌浩站在他所在的位置，做了他所能做的选择，也承受了那些选择带来的后果。峰高谷深，四个字，刻在了他的一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