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银行冉海陵被查后还有谁 ？

重庆银行前行长冉海陵在退休三年后被查，这是重庆金融界自重庆三峡银行行长、董事长丁世录被双开、瀚华金控实控人张国祥被拘后的又一大事件！

冉海陵被查，是否会引发重庆银行高层的大震荡？

地方区域性银行，与全国性银行相比有粗糙的风控系统，更灵活的管理体系。冉海陵之后，重庆金融界是否还会有更多人被查？

重庆金融界大地震或是经济裸泳之必然！

冉海陵被查或有前兆

6月10日庆市纪委监委消息，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冉海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冉海陵，这个毕业于彭水师范学校，从普子中学老师做到重庆银行行长的重庆金融界大佬翻车了！

资料显示，重庆银行成立于1996年，是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成立最早的地方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3年3月，冉海陵加入重庆银行，任党委委员、副行长。他自2011年2月起担任重庆银行执行董事、2013年4月起担任行长、2013年12月起担任党委副书记。

2023年8月，重庆银行发布公告称，冉海陵因到龄退休。

冉海陵任行长期间，重庆银行下设166家分支机构，网点覆盖了重庆市所有区县，并先后在成都、贵阳、西安设立了分支行。

冉海陵对重庆银行最大的贡献，即是在他任上完成了该行“A+H”的资本市场上市对接工作。

重庆银行是否会迎来高层大地震？

按照重庆市政府的发展战略，重庆银行于2013年11月6日在港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全国城商行中首家在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的内地城商行。2021年2月5日，又成功登陆上交所主板，成为西部首家“A+H”上市城商行。

冉海陵领军重庆银行最大的短板是高管团队的培养！

在他退休一年内，重庆银行高层进行了大换血，刘建华、杨世银、彭彦曦等多位副行长辞任或离任；同时，侯曦蒙、李聪、张松、颜小川、王伟列等5位新任副行长陆续上任 。

换血前，重庆市委巡视组反馈指出重庆银行存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差距”、“防控重点领域廉洁风险力度不够”、“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 。

重庆银行涉房不良贷款猛增是冉海陵的负贡献！

换血前，重庆银行曾因信贷资金挪用、理财业务违规等问题多次收到监管罚单。尽管2024年上半年重庆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1.25%，但零售贷款不良率上升，且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仍高达5.78% 。新管理层需重点化解存量风险，提升内控水平。

有金融研究人士表示，这是冉海陵被查的前兆！

冉海陵被查，是否会引发重庆银行高层的大震荡？

重庆金融界还有哪些金融高管将翻车？

重庆金融界是否会有银行高层接连翻车？

重庆银行前行长冉海陵在退休三年后被查，这是重庆金融界自重庆三峡银行行长、董事长丁世录被双开、瀚华金控实控人张国祥被拘后的又一大事件！

今年5月以来，已经有多位金融高管被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位：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王绍俊（亦作王少俊）‌：2026年6月9日至10日期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王绍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其在任期间曾涉及违规问题并被罚款，此次落马引发金融圈震动。

·‌工商银行甘肃分行原副行长吕红晓‌：2026年6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吕红晓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检察机关。

·‌贵州银行毕节分行副行长潘虎特‌：2026年6月10日，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潘虎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他是贵州银行近两年被查的第三位高管，此前该行原行长许安、原董事长李志明已相继落马。

·‌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席荣贵‌：2026年5月26日，据南方网报道，席荣贵与其他多名官员同日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查。

·截至2026年6月11日，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已通报至少23名金融系统高管被查（含审查调查或“双开”），其中多数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银行或地方银行分行级及以上干部，部分来自金融监管机构。

·冉海陵之后，重庆还将有哪些金融高管将会翻车呢？‌

地方银行的“传统化陷阱”显性化

冉海陵被查的幕后，是地方银行“传统化陷阱”的显性化！

经济下行，地方银行和他们的重要客户都面临裸泳！

“传统化陷阱” 是指地方性银行（如城商行、农商行）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虽然引入了大数据、线上审批等技术工具，但经营理念、风控手段和管理模式仍停留在“人情信贷、粗放扩张、重规模轻质量”的旧有轨道上，最终导致技术悬浮、风险失控、业绩虚胖的困局。

冉海陵等地方银行高管或将成为“传统化陷阱”的祭品！

地方银行的“传统化陷阱”有以下四个典型特征：

1. “线上获客、线下看房”的形式主义

许多地方银行虽然上线了手机APP、线上申请贷款功能，但风控内核仍是传统的IPC模式（即信贷员实地调查、交叉检验、依赖个人经验）。

典型场景：客户线上提交申请，银行依然要求客户经理去现场拍照、查水表、盘库存。结果既没有发挥大数据的效率优势，又保留了人工操作的主观随意性和道德风险。

2. “重关系、轻数据”的决策惯性

地方银行扎根当地，本应利用“地缘、人缘”软信息优势，但过度依赖往往演变为关系型信贷。

问题所在：当行长或信贷主管与某企业主“熟悉”时，会天然忽视该企业在征信系统、税务数据中暴露的风险信号（如纳税骤降、对外担保过多）。系统模型提示风险，但被“关系信任”人工否决，导致风控体系形同虚设。

3. “冲规模、盖不良”的粗放增长

为应对竞争、满足股东或地方政府对资产规模的考核要求，地方银行易陷入“为了放贷而放贷”的陷阱。

手段包括：降低准入门槛、放松“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虚增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如通过关联企业循环倒贷）。短期报表好看，长期积累大量潜在不良，最终像重庆三峡银行案例那样，通过造假粉饰数据，掩盖实际坏账。

4. “一把手文化”下的风控失灵

地方银行公司治理薄弱，往往存在“内部人控制”或“家长制”。

表现：风控总监、授信审批部门缺乏独立性，大额贷款由行长或董事长“拍板”。一旦决策者出现道德风险，再先进的系统模型都可以被手动“打勾”通过。这便是传统“人治”的极致体现——制度为权力让路。

这意味着，未来或将有更多的“冉海陵”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