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退休老干部回单位办事，2小时没人理，以前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根据真实人物故事改编

01. 你退休那天，单位就把你删了。

我叫陈建国。

今年62岁，退休刚满两年。今天早上六点半我就醒了。不是睡不着，是心里有事。那块石头压了一整夜，翻来覆去，像一块没盖好章的红印泥，蹭得到处都是。

老伴儿翻了个身嘟囔：“几点了你就折腾？”

“六点半。”

“再睡会儿。”

“睡不着。”

她叹了口气，撑起半个身子看我：“医保那个证明今天去办？”

“嗯。”

“材料都带齐了？”

“齐了。”

她不信，爬起来把那沓纸又数了一遍。工龄证明、退休证、身份证、医保卡、医院发票、出院小结——一共六样，她数了三遍。这是她的习惯。我当领导那会儿，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操心，我只需要去开会、去签字、去吃饭。现在我没会开了，没字签了，没饭吃了，她还在帮我数。

她把材料塞进一个透明文件袋，递给我时突然说了句话：“你回去办事，态度好点。你现在不是陈书记了。”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你那个脾气，人家现在不欠你什么。

我没吭声。换上那件干净的深蓝色夹克，对着镜子把头发梳了梳。镜子里的老头看起来还行，不显老，就是肚子大了，脖子上的皮松了。以前上电视的时候，化妆师说我的脸型适合穿白衬衫。现在白衬衫挂在衣柜最里面，领口发黄，扣子都快扣不上了。

出门的时候天刚亮透。

从家到单位，坐公交要转一趟车，五十分钟。以前上班，车接车送，司机小周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准时在楼下按喇叭，我从单元门走到车门那几步路，小区保安都会提前把栏杆抬起来。我从来不觉得那有什么。现在保安看到我，问的是“哪个楼的”。

公交站台上等车的人没人看我一眼。挺好的。

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一闪而过的街景我都不认识了。这条街以前叫建设路，路两边全是老槐树，夏天遮天蔽日的。现在树砍了，路拓宽了，沿街的铺面换了十几茬。我以前最爱吃的那家牛肉面馆，没了。变成了一家卖电动车的。

五十分钟的车程，我看了四十分钟的窗外，想了一路的从前。

02. 门卫不认识你了，就等于你从没在这里存在过。

单位还是那个单位。

大门没变，灰白色的水磨石柱子，上面挂着的铜牌还是那几块。院子里的法桐长高了不少，枝丫都快伸到四楼窗户了。以前我在四楼办公，春天一开窗，满屋子都是那种青涩的树叶味。

门卫换了。

以前老张在这儿的时候，我还没下车他就迎出来了，“陈书记早”喊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老张退休两年了，听说回老家带孙子去了。现在门卫室里坐着一个年轻人，三十来岁，寸头，穿黑色棉袄，正低头看手机。

我走进去，他抬头了。

“你找谁？”

“我回单位办点事，退休之前在这儿工作。”

“哪个部门的？”

“党委办公室。”

“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问。”

我说不用打，我找老韩——韩主任，他在吧？

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太熟悉了。以前我在办公室的时候，也这样看过那些找上门来的人。不是什么恶意，就是公事公办的打量——你是谁，你找谁，你有什么事。

他拨了电话，对着话筒说了几句，挂掉对我说：“韩主任在开会，你进去吧，登记一下。”

登记本是一个灰皮的硬壳本子，搁在窗台上，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和车牌号。我拿起笔，在“来访人”一栏写下“陈建国”。“单位”一栏我愣了两秒，写了“退休”。“事由”一栏我写了“办事”。

写“退休”那两个字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我这辈子在这个院子里写名字写了二十三年，从来没有登记过。

人事处在三楼。

楼梯还是那个楼梯，水泥台阶被磨得发亮，扶手是漆成绿色的铁管，有几处掉了漆，露出锈迹。墙上挂着一排宣传栏，不锈钢边框，里面的照片全是生面孔。我以前的那张七寸工作照挂在三楼走廊第一块宣传栏里，挂了七八年，现在换成别人了。

我爬到三楼的时候喘得厉害。膝盖疼，腰也疼。退休这两年，身体像漏了气的皮球，一天比一天瘪。以前一口气上三楼不带喘的，现在爬到二楼就得扶着栏杆缓一缓。

人事处的大门开着。

里面坐着一个姑娘，二十五六岁，披肩发，戴着一副白色的蓝牙耳机，正盯着电脑屏幕看什么表格。旁边的工位空着两个，桌上堆着文件夹和一次性纸杯。

我敲了敲门框。

她抬头看我。

“你好，我找一下小吴，吴科长。”

“哪个吴科长？”

“吴海东。”

“吴主任调走了，去宣传处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吴海东，我一手提拔的最后一个科长。那年他三十二岁，在人事处干了五年科员，业务熟练，人又稳重。我跟当时的几个班子成员碰了头，把他提了上来。我退休前还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说好好干，前途无量。

这才两年，就走了？

“那现在人事处谁负责？”我问。

“高处长出差了，下周才回来。你什么事？”

我把透明文件袋打开，抽出那沓材料递过去：“医保报销需要核实工龄，我以前是党办的，想请你们帮我确认一下。”

她接过去翻了翻，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停了一下，又继续往后翻，最后把材料还给我：“这个要专门的人办，负责工龄的小李今天请病假了。”

“那其他人能办吗？”

“其他人不懂这个。办错了你要负责还是我们要负责？”

这句话听着真耳熟。

以前我在党办的时候，每个月的“主任接待日”，总有群众来反映问题。有的是拆迁补偿的，有的是社保转移的，有的是子女就业的。我听完了，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事情不归我管，你要去某某部门，按照某某流程办理。”

我把材料收好，问：“那你看我什么时候再来合适？”

“你留个电话吧，小李回来了我通知你。”

我找了一张纸条，写下手机号递给她。她把纸条压在键盘下面，重新戴上了耳机。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说“麻烦你了”，但人家根本没打算麻烦。想说“我以前也是这单位的”，但这种话现在说出来，除了让人笑话，还有什么用？

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出来。

身后响起了键盘声。

我站在走廊里愣了一会儿。

走廊很长，从东到西少说有五十米。地砖是白色的，有些地方裂了缝，用黑色胶带粘着。墙上的白漆泛着黄，暖气片旁边的墙皮鼓了一个包。这些细节，我以前从来注意不到。以前走在这条走廊上，我脑子里想的全是会议、文件、人事安排。走廊就是一条通道，从这间办公室到那间办公室，从这头到那头，走过去就是了。

现在我不是陈书记了，这条走廊突然变长了，变旧了，变冷了。

我决定去找财务处。

03. 你以为的人情还在，其实早就凉透了。

财务处在二楼，楼梯口往右拐第二间。

走廊里碰到一个人，推着小推车，上面摞着几箱打印纸。是老周，后勤处的老周。他比我大两岁，去年退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出了线头。

他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睛一亮：“老陈？你怎么来了？”

“来办点事，医保盖章。”

老周把推车靠墙停好，拉着我走到走廊角落里。他看了看左右，压低声音说：“你找谁盖？”

“以前不是找小孙盖章吗？”

“小孙调走了，现在是个新来的，姓林。你听我说，这个人不好说话，特别讲究流程。我上次报销医药费，跑了他三趟。”

“三趟？”

“第一趟说我表填错了。第二趟说发票顺序不对。第三趟说领导签字日期有问题。后来我去找老韩说了，才给我盖了。你说气不气人，我在这个单位干了四十年，退休了连报个医药费都要看人脸色。”

我说那我也去找老韩。

老周看着我，欲言又止。他舔了舔嘴唇，最后还是说了：“老陈，我跟你讲，你现在去了也不一定好使。韩主任现在忙得很，上次我去找他，他秘书拦了我三次。第一次说主任在开会，第二次说主任在接电话，第三次说主任中午有饭局。我在走廊里从上午九点等到十一点半，连他面都没见着。”

我说没事，我去看看。

老周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个力道很轻，但我能感觉到他想说什么。他没说，推起小推车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老陈，办完了给我打个电话，咱俩吃个饭。”

我说好。

他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一件事。十年前，老周的母亲去世，他来找我批丧葬补助。那时候我是分管后勤的副书记，他拿着申请表站在我办公室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他在，说你怎么不进来？他说怕打扰您。我说进来吧，大笔一挥签了字。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我连他母亲叫什么名字都没问。

财务处的门关着。我敲了两下，里面有人说“进来”。

一个三十出头的男的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白衬衫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毛背心，袖子卷到小臂。桌上整整齐齐，左边是文件夹，右边是一排印泥、计算器、订书机，屏幕擦得锃亮。

我把材料递上去。他接过去扫了一眼，像翻扑克牌一样翻了翻，抬头看我：“这个要人事处先盖章，再到我们这里来。”

“人事处负责工龄的人今天不在，能不能先帮我核算一下基数？就差这一步了。”

“不行。顺序不能乱。财务这边只认人事处的确认单，没有确认单，我们没办法核算。”

我说我以前在党办的时候，这个事情一天就办完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不急不躁，甚至带着一点微笑：“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你是领导，现在你是退休人员，都按规矩来。”

这句话说得没错。

每一个字都没错。

但我听了，像吞了一块没化开的盐。

我没再说什么，把材料装回文件袋，转身走了。

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迎面碰见一个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色的羽绒服，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我看着他的脸，觉得眼熟，一时没想起来是谁。

他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陈书记？您怎么来了？”

我认出来了。小刘，刘志远。十年前我把他从基层调到党办，手把手带了一年多。他那时候刚结婚，媳妇在县城，两地分居，我帮他协调了工作调动的事。后来他一步一步往上走，现在是副处了。

“来办点事，医保那个证明。”我说，“没事，你去忙。”

他说：“您等一下，我跟财务那边打个招呼。”

我说不用，流程嘛，我理解。

他不听，已经掏出手机走到一边打电话了。声音压得很低，我只能听到几个词：“陈书记……医保……对……老领导……”

他挂了电话走回来：“林科长说了，您先把人事处的单子拿过来，他这边随时可以办。”

我说好，谢谢你，小刘。

他说：“您别跟我客气。改天我请您吃饭。”

又是“请您吃饭”。

韩主任说过，老周说过，现在小刘也说。这只怕是一句客气话，跟“您好”“谢谢”“再见”差不多，说的人不一定要当真，听的人千万别当真。

小刘走了之后，我站在原地，把“随时可以办”这四个字在舌尖上滚了几滚。

以前我做领导的时候，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随时可以办”。开会的材料，随时可以办。出差的审批，随时可以办。家属的调动，随时可以办。我当时觉得理所当然——我是领导嘛，我的事当然是第一位的。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随时可以办”这四个字，从来就不是给我的。是给我头顶上的那个头衔的，是给我屁股下的那把椅子的，是给我手里握着的那个印章的。

头衔没了，椅子没了，印章没了。

这四个字也没了。

04. 等你跌到了谷底，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人。

我决定去找老韩。

韩志国，韩主任。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十五年前，他还是个小科长，在政研室写材料。话不多，但做事扎实。我那时候是分管组织的副书记，有一次班子讨论干部调整，我说政研室的韩志国可以往上提一提。有人反对，说他资历不够，没有基层经验。我说写材料写了八年，什么政策不清楚？资历不够，干了再看。

后来他上了副处。再后来正处。我退休之前，力排众议，让他接了我的位置。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这个单位里谁都可以不认识我，韩志国不可能。

他办公室在四楼，走廊最里面那间。以前是我的办公室。门上的牌子换了，以前写着“党委书记”，现在写着“主任办公室”。铜牌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

秘书小赵在外间办公，看到我站起来：“陈书记？您怎么来了？韩主任这会儿在谈事情，您稍等一下。”

小赵是去年才来的，我之前没见过。但显然有人跟他提起过我，他叫“陈书记”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

我说好，没事。

小赵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坐在外间的沙发上等。

我看了看表，上午十点十分。

小赵进去通报了一下，出来说：“韩主任说让您等一下，这个客人马上就走。”

我说不急。

然后我就开始等。

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

小赵进去又出来一次，说客人还没走，再等一会儿。

我说好。

四十分钟，五十分钟。

小赵第三次进去，这次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一些。我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讨论什么项目的事。小赵出来时脸有点红，说：“韩主任让您再稍等一会儿。”

我说好，没事。

我端起纸杯喝了口水。水凉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的腰开始疼了。这个沙发太软，坐下去整个人陷在里面，腰那里是空的，没有支撑。我想站起来走走，又怕韩主任正好出来，显得我没耐心。我想换到硬椅子上坐，又觉得不合适——那是给来办事的人坐的，我坐上去算什么？

以前，我也让别人等过。

最久的一次，是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想争取一个修路的指标。他上午九点就来了，我上午有一个常委会，一个项目协调会，中午还有接待。等我忙完，下午两点多了。秘书说他还在外面等着。我说那就让他进来吧，五分钟。

他进来的时候，我正接一个电话。他站着等了三分多钟。我挂了电话，他赶紧递上材料，我看了几眼，说这个事要上会研究，你先回去等消息。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前后不到八分钟。

他在门口等了五个多小时。

我现在也在等。

等一个我亲手提拔起来的人。

快两个小时了。

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个人，四十多岁，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跟小赵点头道别。小赵进去说了什么，出来对我说：“陈书记，韩主任现在可以见您了，但他只有十分钟时间，下午还有会。”

我说够了够了，就盖个章的事。

我推门进去。

办公室还是那个办公室。格局没变，办公桌朝南，背后是一排书柜，墙上挂着一幅字——“厚德载物”。那是上一任老书记留下来的，我在位时没换，韩志国上来也没换。但桌上的东西全换了。以前我摆的是一个笔筒、一盏台灯、一家三口的合影。现在摆着的是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无线键盘、一个陶瓷茶杯。

韩志国坐在办公桌后面，看到我站起来，笑着绕过桌子走过来：“老书记来了？坐坐坐，好久不见。”

他老了。两年前我退休的时候，他头发还是黑的，现在鬓角全白了，眼袋也深了。但精神很好，说话的声音中气很足，握手的时候力气很大。

我说老韩，找你帮个忙。我把材料递过去。

他接过去翻了翻，脸上的笑容没变，但眉心跳了一下。他把材料放在桌上，坐回椅子上：“医保的事啊，这个应该是人事处先确认。”

“人事处的人今天不在，你看能不能帮我跟财务那边打个招呼？就差一个章了。”

他沉吟了一下。那个停顿很短，不到两秒，但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按了桌上的电话：“小赵，你把财务处的林科长叫过来。”

等了大概五分钟，林科长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白衬衫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韩志国说：“老陈书记的医保单子，你帮他把章盖了。”

林科长看了看材料，没接。他说：“韩主任，人事处的确认单没有，我们盖不了。审计那边查到了，责任谁担？”

审计。

又是审计。

韩志国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懂——不是不想帮，是帮不了。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点什么，最后说出来的却是：“老书记，实在不好意思，现在审计特别严，我也是没办法。”

我说没事，我等人事处的人回来再办。

他把材料递还给我，站起来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改天我请您吃饭，咱们叙叙旧。”

“请您吃饭”。

不是“请你吃饭”。

多了一个“您”字，生分了一百倍。

我说好，你忙。

出来的时候小赵送我，一直送到楼梯口。我说别送了，他说应该的。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他转身回去，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哒、哒、哒，越来越远。

我的眼眶突然热了一下。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我终于懂了。

我以前也这样送走过老领导。笑着，客客气气的，说“改天请您吃饭”。然后那个请客的电话，从来没有打出去过。

现在轮到我了。

05. 人走茶凉不是最心酸的，最心酸的是你亲手倒掉了自己的茶。

从四楼下来，我没出大门。

我站在一楼走廊的窗户前面，看着院子里的法桐发了好一会儿呆。

怎么办？回去？明天再来？还是就这么算了？

医保报销的钱不多，三千七百多块。老伴儿住院那几天花的，报下来也就一千多。为了这一千多块钱，我跑了整整一个上午，连个章都没盖上。

不是钱的事。是这口气。

我说不清楚这口气是什么。不是不甘心，不是不服气，是一种说不出口的难堪。就像你穿了一辈子的鞋，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这鞋不是你的，你一直光着脚。

我在走廊里站了大概有十分钟。来来往往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有认识我的，也有不认识的。认识我的，有的点个头，有的叫一声“陈书记”，步子都不带停的。不认识的，看都不看我一眼。

以前在这条走廊上，我走一步，至少有三个人跟我打招呼。现在我跟一根走廊柱子没什么区别。

我又上了三楼。

不是去人事处，是去审计处。老周说过，小孙在审计处。

审计处的门半开着。我从门缝往里看，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男的，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有点少，正对着电脑屏幕皱眉。是小孙，孙国良。

我敲了敲门。

他转过头，看到我的那一瞬间，表情明显变了。先是愣住，然后眼睛睁大了一点，接着整个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陈书记？您怎么来了？”他快步走过来，声音有点发紧。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他一边听一边点头，等我说完了，他没犹豫，拿起手机就拨了一个号。他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侧过身子，声音压得很低：“喂，你今天请病假是吧？嗯，我知道……有个事……陈书记，对，就是老陈书记……他的工龄确认单，你能不能明天帮他办了……好，好，我让他把材料放我这儿，明天一早我拿给你……行，谢谢媳妇儿。”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对我说：“陈书记，我老婆说了，您这个工龄没问题，她明天上班第一时间帮您办。材料您放我这儿，办好了我给您打电话。”

我说好，谢谢你，小孙。

“您别客气。对了，您还记得吗？我结婚的时候，您给我当过证婚人。”

我看着他的脸。

想起来了。

那是……哪一年来着？应该是2012年，对，2012年秋天。小孙结婚，请我证婚。我当时很忙，本来不想去的，但办公室主任说小孙在财务处干得很好，是骨干，去一下不耽误事。我去了，在婚礼上说了几句话，什么“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之类的场面话。说完就走了，连喜酒都没喝。

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跟他握手。但我记得那天我赶着去开一个会，很重要，关于干部调整的会。

十年后，这个年轻人坐在审计处的办公室里，他在帮我跑腿，打电话，求他老婆。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我退休了，对他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他就是念着那个证婚的情分。

也许不只是证婚的情分。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也许是我在任时签过的某一份文件，批过的某一个条子，说过的一句“小孙不错”。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却记了十年。

走出审计处的时候，走廊里没人。

我靠着墙，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我干了二十三年领导工作。提拔过多少人？安排过多少岗位？批过多少条子？签过多少文件？我全都记不清了。我以为我在这单位留下的是成绩，是口碑，是人情。其实我留下的是什么？是一个又一个被我冷落的“小孙”，是一个又一个让我等了半天的基层干部，是一个又一个我随口说了一句“下次再说”就再也没有下回的老同事。

我亲手给自己泡了一杯茶。

然后亲手把它晾凉了。

现在我想喝一口，杯子空了，茶凉了，连倒水的人都没有了。

06. 退休后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当一个普通人。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又来了。

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小孙的老婆果然把工龄确认单打好了，盖了人事处的章。小孙亲自把单子送到我手上，又带我去了财务处。林科长看到小孙陪着，什么话都没说，接过去算了一遍，盖了财务处的章。

最后一道是办公室的章。

我又上了四楼。小赵看到我手里的单子，接过去说：“陈书记您稍等一下，我帮您拿进去。”不到一分钟他就出来了，单子上已经多了一个鲜红的公章——中共XX市委XX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三个章，齐了。

小赵笑着把单子递给我：“韩主任说，盖好了。”

我没问韩主任为什么不出来跟我说句话。

有些事，心知肚明就行了。

我拿着单子走出单位大门。

阳光很好，院子里的法桐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哗啦往下掉。清洁工拿着大扫帚在扫，刚扫成一堆，风又吹散了。

门卫还是那个年轻人。

他叫住了我：“师傅，您登记了吗？”

我说登了登了。

他看了看登记本，翻到昨天那一页，念道：“陈建国，办事，出去时间……昨天下午两点二十三分。行，走吧。”

我突然想跟他说句话。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他有点戒备地看着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就是问问。

他说：“姓王。”

我说小王，好好干。

他没理我，低下头看手机去了。

我站在大门口，回头看了看这个我待了二十三年的院子。

二十三年。八千多个日夜。我从四十二岁来到这里，六十五岁退休（延迟了三年）。我把人生最好的一段年华，全部耗在了这幢灰白色的楼里。我在这里签了无数文件，开了无数会议，见了无数的人。我以为这里是我的家，这些人是我的人。

走出这扇门，我什么都不是。

公交车上，我把那张盖了三个章的医保单子看了又看。

人事处的章，红色的，圆形的，上面写着“中共XX市委XX工作委员会人事处”。财务处的章，红色的，椭圆形的，写着“XX市XX局财务专用章”。办公室的章，红色的，方形的，写着“中共XX市委XX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三个章。三种形状。三种字体。

它们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二十三年的全部价值。

老伴儿在家等我。她问我办好了没有。

我说办好了。

她说顺利吗？

我说挺顺利的，就是跑了两天。

她说你看，我早就说了，你现在不是陈书记了。

我说我知道。

晚上吃饭的时候，儿子打电话来。他在省城工作，一年回来两三次。他问我医保的事办好了没有，我说办好了，别惦记。他突然说了一句：“爸，你退休了就少往单位跑。以后这种事你跟我说，我请个假回来帮你办。”

我说不用，我自己能办。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没看。

老伴儿坐过来，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

她说不就是盖个章的事吗，至于吗？

我说至于。

她看着我，没再问了。

我拿起手机，翻通讯录。

两千一百三十七个联系人。这是我当领导二十三年攒下的人脉。我把通讯录从上往下翻，翻了两遍。

这里面有多少人，是真的认识陈建国的？不是认识陈书记，是认识陈建国这个人——那个喜欢下象棋、不会用手机支付、炒菜爱放很多盐的老头？

我找来找去，除了家人，可能不超过五个。

一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叫李德厚，现在在老家种地。一个是当兵时的班长，退伍后再也没见过，微信头像还是一面国旗。一个是二十年前的老邻居，搬走之后就断了联系，但我一直没舍得删。还有两个，是退休后认识的老棋友，在公园里下棋认识的，他们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我姓陈，棋臭瘾大。

这就是全部了。

两千一百三十七减去五，等于两千一百三十二。

两千一百三十二个联系人，在那二十三年里，叫我“陈书记”“陈主任”“陈局”。现在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机里，像一座巨大的、无声的、落满灰尘的墓地。

我把手机放下。

老伴儿问我在干嘛。

我说我在数，我到底有几个朋友。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

人走茶凉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连那只倒茶的杯子都没带走。

那只杯子，永远留在四楼走廊最里面那间办公室了。

而我，只是一个站在大门口，被门卫拦住问“你找谁”的老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