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名买车被执行，实际出资人能否“要回”车辆？

借名买车，通常是因购车人未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实际购车人遂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将车辆登记于后者名下，由购车人实际占有、使用的情形。

此类现象多发生于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在司法实践中，当作为登记权利人的“名义车主”因涉诉被法院强制执行时，实际购车人能否主张权利，以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6月9日，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通过一则真实案例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实际出资人凭什么“翻盘”

2020年10月，岳某与周某签订借名购车协议，约定由岳某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某名下，车辆实际由岳某使用。2021年3月，岳某在某二手车平台购买涉案车辆，并以周某名义办理车辆登记。购车后，岳某一直占有并使用该车辆，并连续多年为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被保险人皆为岳某。

此后，某公司依据对周某享有的30余万元生效债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某的财产。2024年，法院依法查封了登记在周某名下的涉案车辆。

岳某得知后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其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异议，岳某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亦被驳回，遂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最终认为，岳某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为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其对车辆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某公司基于对周某的债权而申请的强制执行，故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

二审改判≠合法合规

二审做出改判的主要依据是什么？法官确认车辆所有权归实际出资人岳某享有，这是否等同于司法认可了其借名买车行为？

就此，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首先告诉记者，本案中借名买车行为的认定应当关注两大法律问题：

一是机动车所有权的归属，以出资和交付为判断依据，不以登记为准。据法官介绍，若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购车合同、付款凭证、保险单据、车辆实际使用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其实际出资购买并持续占有使用车辆，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为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

二是车辆登记情况不等于所有权登记，一般债权人不等于“善意第三人”。

“现行机动车登记制度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并非所有权登记，故登记名义人不一定是实际所有权人。而‘善意第三人’，通常是指基于对登记簿的信赖，与名义登记人从事机动车交易（如买卖、抵押）并支付合理对价的相对方。”法官解释道。

值得关注的是，申请执行的普通债权人（即本案中对周某享有30余万元债权的某公司），仅因金钱债权被查封登记在名义人（即本案中的周某）名下的财产，其债权本身并不因查封而具有物权属性，不属于相关法律界定的“善意第三人”。因此，一般债权人基于普通债权对登记车辆申请强制执行，不能对抗实际所有权人（即本案中的岳某）。

但岳某似乎也没能成为最终赢家，他和周某都要为曾经的借名买车行为“买单”。

来自北京金融法院的介绍，虽然司法实践中为保护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益，可依据出资和占有事实认定所有权归属，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3款的规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另外，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出借、借用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一经查实，指标管理机构将作废相关指标，且三年内不予受理行为人的指标申请。

对于像岳某这样的车辆实际出资人而言，法官明确，车辆登记在他人名下，并不意味着丧失所有权，但也绝不代表权利毫无瑕疵。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而“交付”与“实际占有”虽能证明权利，却往往难以查明，需要充分的证据链条支撑。

本案中，岳某之所以能够获得二审法院支持，关键在于其保留了完整的购车付款记录、保险单据，并能证明其对车辆的持续占有和使用。因此，在法官看来，实际出资人务必留存好购车合同、付款凭证、保险单据、车辆实际使用记录等材料，以便在发生权属争议或面临执行风险时，能够有效举证、维护自身权益。

而对于像周某这类车辆名义登记人而言，法官提示，出借购车指标也存在着多重法律风险。

“借名买车行为规避了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当事人不仅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如指标作废、限制申请，在发生交通事故、购车贷款逾期等情况时，名义登记人亦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因此，出借指标前应充分评估风险，明确责任划分，切勿因小失大。”法官特别提醒道。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黄鑫宇 编辑 陈莉 校对 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