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美国文字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读书必有取舍，因为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这正点出了编选各种“读本”的必要性。布鲁姆还认为，好的文选能让经典在当下语境中获得第二次生命。在我看来，选本之好，不在于简单堆砌篇章，而在于编排中织就知识图谱、勾陈文本意义，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和重建的过程。
以此标准衡量，王为松编选的《出版的品格》堪称一部好选本。编者从业三十余年，始终读书、编书、写书，曾以“如果没有书，我会在哪里”表白终身托付出版界的心迹。在职业生涯收官之际，他以这本书为“什么是好的出版”做了思考总结。
全书分“以出版为志业”“阅读与思考”“出版与未来”三部分，探讨“出版是什么”“今天如何做出版”“未来出路”等话题，选文作者多为当代出版业界与学界的代表人物。布鲁姆编《西方正典》只选26位作家，曾被视作过于个人化，他的解释是“一本书容纳不下400位人物”，遂附了一份长书目。《出版的品格》后记亦言：“我选的大多是我所熟悉了解的作者，或者说是曾经打动过我的文字。”可见“自己喜欢的文字”仍是重要标准，但透过全书，仍能清晰看出资深出版人对出版底层逻辑的思考脉络。
书中论题涵盖张元济、王云五、陈原、范用、点校本《二十四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走向世界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读库”“牛津通识读本”，《章太炎全集》《陈寅恪文集》《唐五代诗全编》等，基本覆盖了现当代出版界与学界关心的核心内容。图书出版是知识积累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需要使命意识、历史担当、专业精神、开拓视野和严谨态度。借书中范军先生的话：“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因为出版对读者、社会、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贡献，主要在精神文化方面，而非经济方面。中国出版界需要能舍弃过分功利、有文化担当和理想情怀的出版家。书中董秀玉先生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便为这样的出版家做了生动画像：相对于职业化出版，文人化出版有更多独立思想、个人化兴趣和文化追求；像范用先生那样的编辑主导型出版家必须爱书、爱读书、爱思考，有文化责任感、职业敏感和服务意识，还要眼界高、关注细节、步步到位。由此看，“品格”一词若用一个英文词对应，首当其冲便是“calling”，即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志业”——以出版为志业，就是听从神圣事业的感召，将出版活动与自己的生命连接，倾尽一生为之付出。
出版既是文化事业，也是特定类型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活动，具有显著的产业特征。《出版的品格》也照顾到这个面向，编选了关于学术期刊、印刷技术、数字出版等话题的文章，讨论知识重构与技术变迁下的未来出版图景。如陈昕先生《我的出版观》所揭示：从产业角度观察出版，离不开内容、技术和资本三个维度。内容永远是根本，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和质量至上；技术是手段，必须跟上迭代步伐；资本是重要推动力，必须顺应产业变革。而三个维度之外，关键在于“人”——“没有一批充满理想又脚踏实地、热爱出版又耕耘奉献、高瞻远瞩又善于谋划的出版家，没有一支懂出版、知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出版人队伍，出版产业的转型、创新和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其他选本不同的是，编选者还特别重视出版业界和学界之外的一批人文学者的著述。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与编者一起编选《另外一种散文》时，所选对象主要是“学者散文”。如今，《出版的品格》把相当篇幅留给了葛兆光、王晓明、陈思和、李长声、恺蒂等人文学者所写的“另外一种出版”，为读者带来了出版专业人士可能忽视的“另类”思考维度。
经典化是文化积淀、知识合法化与权威化的重要途径，每个时代都有其正典化焦虑；对于编辑出版这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这种焦虑更深重，尤其是在构建自身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时又遭遇“视听的诱惑”与人工智能大潮。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版的品格》适逢其时。编者在后记中说，选在这本册子里的文章，是“集众家之所长，来探究出版的品格……给后来的现代出版人一个简明的读本，让他们可以快捷地了解曾经辉煌的传统出版的真义”。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这部“现代出版人的简明读本”，对于编辑出版学加快构建和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功莫大焉。
《出版的品格》
王为松 编
光启书局
原标题：《从业30余年，他编了一本出版人的“答案之书”》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肖雅文
本文作者：季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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