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郑州一护士被领导强奸，自己却被判死刑，行刑前为何喜极而泣

2008年12月，郑州北郊。
枯草凝着白霜，刑场周围拉了警戒线。
一个年轻女人被带下车，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
法警递过执行书让她签字，她一笔一画写下“郭爽”两个字，手稳得不像快死的人。
就在被押着往前走时，旁边的女法警凑到她耳边，压低声音说了句话。
郭爽整个人像过了电，腿一软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着哭着又笑出声，眼泪鼻涕糊了满脸。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一个马上要被枪毙的犯人，怎么突然乐疯了？
她听到的那句话是：“他改判了，死缓，不用死。”

时间倒回2005年。
郭爽刚从卫校毕业，家里费尽周折把她塞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事处，做临时工，没编制。
村里人都说老郭家闺女出息了，她自己也觉得，只要肯干，转正只是时间问题。
脏活累活她全包，加班从不推，同事支使她跑腿她笑着答应，领导批评她低头听着，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她不知道，有人把她这股拼劲全看在眼里——不是欣赏，是盘算。
方伟召，人事处处长，河南禹州农村考出来的狠人，同济大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博士后，2004年被郑大作为特殊人才挖回，一来就是博导，次年兼任人事处处长。
履历金灿灿，离婚的事却没几个人知道。他在美国离了婚，回国后一个人住，事业风光，人后冷清，主意打到了手下那个新来的临时工身上。
2006年2月26日，方伟召生日，处里的人张罗庆祝，郭爽也被叫去。
包厢里轮番敬酒，她哪经得住，几杯白酒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散场时方伟召主动说送她回家，车却拐进了自己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第二天早上郭爽醒来，躺在陌生床上，旁边睡着顶头上司。
方伟召醒了，不慌不忙靠着床头，抛出交易：“愿意跟我保持关系，转正的事我来办。”

一个没编制的临时工，想在三甲医院转正，正常渠道遥遥无期。
可方伟召是人事处长，全院进人他一个人签字就管用。
郭爽犹豫了——报警？工作肯定没了，事情传回老家，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所有前途全砸。
他拿捏的不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是一个没有退路的临时工对未来的全部渴望。
她咽下了那口气，以为忍一忍就能过去，以为他总有一天会兑现承诺。
她错了。
半年里她被随叫随到，用各种由头威胁控制，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不回消息就是一顿骂。
想提转正，对方每次都含含糊糊推脱：“快了快了，再等等。”

熬到2006年8月，医院公开招聘有编制的护士，郭爽参加考试过了分数线。
拿到通知单时她愣住了——还是临时工合同。
她冲到方伟召办公室，把合同拍在桌上质问。
方伟召靠在椅子上，脸上挂着从未有过的厌烦，像看一件用过的东西：“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还想转正？玩玩你而已，别当真。”
郭爽说，那一瞬间她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断了，不是愤怒，是整个人被抽空了。
这半年多的忍辱，全是一场笑话。
那段时间她开始泡网吧，不是打游戏，就是坐在屏幕前发呆。
在网上认识了王子健，1988年生，还在荥阳读高二，比她小五岁。
男孩对她一见钟情，追得认真，省饭钱给她买围巾，放学骑四十分钟自行车来郑州看她。
郭爽被他的热情慢慢融化，答应了见面，正式在一起。
她无数次深夜崩溃痛哭，却不敢把方伟召的事告诉他，怕他冲动，更怕他嫌弃。

有一天她还是没忍住，哭着全倒了出来。
王子健听完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拍着桌子说：“我要杀了那个王八蛋！”
郭爽吓了一跳，拉住他：“你疯了，杀人要偿命的！”
他红着眼睛说：“我不怕。”
她以为是一时气话，却不知道这个十七岁的少年是认真的。
2006年9月30日下午，郭爽给方伟召打电话，说想再谈谈转正。
方伟召开着本田来了，车停在郑东新区金水东路和明理路交叉口。
郭爽让他靠边停，后座底下猛地窜出王子健，一把手术刀架在方伟召脖子上。
他们把他逼到副驾驶，郭爽开车往偏僻郊外开。
到没人的地方，王子健用刀片划伤方伟召的颈部和手腕，方伟召挣扎着滚下车往路上跑。
王子健抄起铁锤追上去，朝头部猛砸。
方伟召倒在草丛里，再没动。

两人把尸体抬上车，开到新郑市崔垌村附近的土路边，泼上汽油，连车带人点着。
火光照亮两张惨白的脸，他们带着搜出的几千块钱逃到郑州火车站，却不知该往哪逃。
案发不到24小时，警察在候车室找到他们。
审讯时，两人都拼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郭爽说是她主谋，王子健说是他冲动，都想替对方扛。
2007年8月，郑州市中院一审判决：两人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郭爽的母亲直接晕倒，王子健的父亲把头埋在手心里发抖。
郭爽最怕的不是自己死，是那个十七岁的少年要跟她一起上路。
她觉得自己欠他的，那条命不该被拖进泥潭。
案子报最高院复核，认为王子健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郭爽维持原判。
死缓，不用死。

2008年12月，死刑执行通知下来。
押往刑场的路上，郭爽一遍遍问：“王子健今天会不会也被带过去？”
没人回答。
女法警不忍心，在行刑室路上说了实话：“改判了，死缓，他不用死。”
然后就是开头那一幕——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着哭着又笑，反反复复说：“太好了，太好了，我死也值了。”
执行前半小时，她在遗书上写：“如果能活着出去，希望你能重新开始；如果愿意，请替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这话转达给狱中的王子健，他沉默很久，说：“告诉姐姐，不是她欠我的，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到现在都真心喜欢她。”

半小时后，郭爽被带进行刑室，25岁。
这案子过去快二十年，偶尔还有人提起，总在叹气。
有人说他们太蠢，被欺负了可以报警，为什么用极端报复？
可站在郭爽的角度，一个没编制、没靠山、没退路的临时工，被顶头上司拿捏得死死的。
报警需要证据，她没有；说出来需要勇气，代价是全家的名声和前途。
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年轻女人来说，这不光是前途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我不是替杀人辩护，杀人是错的，触犯法律就要承担后果，郭爽也认了。
但真正该琢磨的是：方伟召手里那点权力，是组织用来选拔人才的，他拿它干了什么？
把一个女人逼到绝境，最后也把自己的命搭了进去。
地狱里最热的地方，往往留给那些滥用权力的衣冠禽兽。
整理这段往事时，我总在想：如果当时医院有人站出来，如果方伟召第一次越界就有人制止，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可惜没有如果。
你们在职场里遇到过这种被权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吗？哪怕没到这种极端，那种无力感也体会过吧？
有些话闷在心里，不如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