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有五个兄弟.这五个兄弟可不是一般的，不是说多么的有钱有权

我爸有五个兄弟。这五个兄弟可不是一般的，不是说多么有钱有权——恰恰相反，我们家往上数三代都是种地的，口袋里常年比脸还干净。我说的不一般，是这五个人的脾气、本事和活法，一个比一个邪乎。

大伯叫赵守田，名字听着老实巴交，实际上是个犟种。他这辈子就跟土地较劲，别人种玉米他种高粱，别人用化肥他用农家肥，别人搞大棚他偏偏要露天。村里人都说他脑子轴，可每年秋天他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永远比别人多两成。问他秘诀，他就一句话：“地是活的，你对它好，它知道。”

二伯赵守业是兄弟几个里唯一读过高中的，后来没考上大学，回村当了代课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转正的名额让给别人三回，到头来还是个临时工。我妈说他傻，他说：“我走了，谁教这帮娃娃？”后来他教出来的学生有两个考上了清华，村里放鞭炮庆祝那天，二伯一个人坐在学校门口的槐树下，喝了一斤白酒，哭了半宿。

三伯赵守成是个瘸子。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腿没接好，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的。但他有一门绝活——修鞋。他在镇上摆了个修鞋摊，一摆就是四十年。不管多破的鞋，到他手里都能起死回生。我小时候去给他送午饭，亲眼看见一个城里来的女人开着轿车找到他，手里拎着一双断了跟的红色高跟鞋，说这鞋是她结婚时穿的，三万块买的，跑遍了省城没人肯修。三伯接过去看了两眼，抽出一根钉子，拿锤子轻轻敲了三下，递回去：“好了，不要钱。”那女人当场哭了。

四伯赵守义是兄弟里最不受待见的。他不种地，不教书，不修鞋，也不打工，整天拿着一本泛黄的老黄历，给村里人看日子、起名字、算八字。我爷爷活着的时候骂他“不务正业”，他嬉皮笑脸地回一句：“爸，我给您算过了，您还能骂我二十年。”果然，爷爷九十岁才走，四伯那张乌鸦嘴第一次说准了。后来村里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谁家孩子出生了，第一个要找的不是接生婆，是四伯——“快让守义叔给起个名，压得住！”

最小的五伯赵守礼，我对他印象最深。他是个哑巴。不是天生的，三岁发高烧打了一针，从此再没说过话。但他有一双世界上最巧的手。他会编竹篮、扎灯笼、糊风筝。每年正月十五，他扎的灯笼挂满全村，有兔子、有蜻蜓、有孙悟空，孩子们追着灯笼跑，笑声能把月亮震下来。五伯不会说话，但他笑起来的时候，两排白牙露在外面，比谁都好看。

我爸排行老六，叫赵守信。在五个哥哥的阴影下长大，我爸一直觉得自己是最不起眼的那个。他没有大哥的倔劲，没有二哥的书本，没有三哥的手艺，没有四哥的玄乎，更没有五哥的巧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在镇上的粮站扛了半辈子麻袋，后来粮站倒闭了，他又去工地搬砖，再后来搬不动了，就在家种菜、养鸡、带我。

我小时候不懂事，老埋怨我爸没本事。别人的爸爸开小汽车，我爸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别人的爸爸给儿子买奥特曼，我爸给我用木头削了一把剑，涂上红油漆，说这叫“龙泉宝剑”。我嫌丢人，不肯要。他也不生气，把那把木剑挂在堂屋的墙上，一挂就是二十年。

直到那一年，我才真正认识了我爸这五个兄弟。

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一。我妈查出尿毒症，需要换肾。我们家那点家底，连住院押金都凑不齐。我爸一夜之间白了头，是真的白了，不是夸张。他坐在院子里，对着那堵墙抽了一整夜的烟，第二天早上起来，烟头堆了半个脸盆。

他没有去找他的五个哥哥。他知道他们也没钱。大伯的地里刨不出金子，二伯的代课工资一个月才八百，三伯修一双鞋收两块钱，四伯算一次命连一包烟钱都收不回来，五伯是个哑巴，连话都不会说。找他们有什么用？无非是多几个人一起发愁罢了。

但兄弟就是兄弟，你不找他们，他们会来找你。

我妈住院的第三天，大伯骑着自行车从村里赶到县医院，车后座上绑着一袋米、一篮子鸡蛋，还有用塑料袋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五千块钱。他把钱塞给我爸的时候，手都在抖：“地里今年的收成全卖了，就这些，你先拿着。”

我爸不要。大伯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我是你哥！你跟我客气什么？”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转过身去擦，不肯让我们看见。

当天下午，二伯来了。他从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掏出一万二，整整齐齐的，全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一看就知道攒了很久。他说这是他的工资卡里取出来的，我后来才知道他把存了十年的住房公积金都提前取了出来，罚了一大笔违约金。

三伯来的时候，瘸着腿走了十里路。他兜里揣着八千块，每张都是五块、十块的零钞，用皮筋扎了好几捆。他把钱放在我妈病床边，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爸追出去，三伯头也没回，摆了摆手。后来我听镇上的人说，三伯把修鞋摊上所有的工具都卖了，连那台用了三十年的手摇缝鞋机都卖了，只留了一把锤子。

四伯来的时候最夸张。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揣了一个红包，红包里装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块钱。他把红包放在我妈枕头底下，说：“我给弟妹算过了，这关能过，六六大顺。”我爸红着眼眶说：“哥，你别瞎算了，这次要是准了，我请你喝一年的酒。”四伯嘿嘿一笑：“那你准备好钱吧。”

最后来的是五伯。五伯不会说话，他来了就往我妈床前一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块玉佩。那块玉我认得，是五伯年轻时在工地上干活，从地基里挖出来的，有人出过三万块钱他没卖，说是他的“命根子”。他把玉佩放在我妈手心里，用手比划了半天。我爸看懂了，五伯的意思是：把这个卖了，不够他再想办法。

我爸攥着那块玉佩，蹲在病房门口，哭得像个孩子。五个哥哥，没一个有本事的，没一个有出息的，加在一起凑出来的钱还不够换肾手术的一半。但那些钱，每一分都是他们从骨头缝里刮出来的。

后来我妈还是走了。不是钱的问题，是没等到合适的肾源。我妈走的那天，五个兄弟全来了。大伯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一整夜，一句话没说。二伯翻了一整本《论语》，嘴里念叨着“生死有命”。三伯蹲在墙角，用手里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地面，把水磨石地板敲出了一个小坑。四伯站在窗前往外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在算什么，还是在念什么。五伯坐在我妈床边，握着她的手，比划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手势，我爸后来告诉我们，五伯说的是——“嫂子，你放心走，孩子我们帮你养。”

那一年，我十三岁，失去了妈妈。但我第一次知道，我有五个“不一般”的伯伯，他们没钱、没权、没势，甚至没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但他们有一种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的东西——那种往骨头里去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砸锅卖铁也要拉你一把的兄弟情。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话长。五伯兑现了他的“手势”，他是五个兄弟里最穷的，一个哑巴修鞋匠，住在镇上一个月八十块钱租金的破房子里，但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往我书包里塞两百块钱。不塞钱的时候就塞吃的，有时候是一袋核桃，有时候是一兜橘子，有时候是一包他自己炸的麻花。他不会说话，每次来就在我家门口站一会儿，看看我在不在，在的话拍拍我的头，然后转身走。

大伯每年秋天都给我送来新米，他说“城里的米不好吃，没劲儿”。二伯每个周末骑一个小时的车来给我补课，他的老花镜越来越厚，但讲起数学题来还是那个样子，急眼了就拍桌子。三伯把我的破鞋修了一遍又一遍，修到实在没法修了，就去镇上的鞋店给我买一双新的，然后把发票藏在鞋盒里，怕我知道是他买的。四伯每年大年三十都来我家贴春联，春联是他自己编的、自己写的，字歪歪扭扭，但内容永远只有一句——“苦尽甘来”。

我考上大学那年，五个伯伯凑了一笔钱给我交学费。我死活不肯要，大伯拍了桌子：“你要是不念这个书，你对得起你妈吗？”我后来才知道，那笔钱是五伯把他攒了半辈子的“棺材本”拿出来的。他一个哑巴，不会说漂亮话，但他在那张皱巴巴的汇款单附言栏里写了两个字——“念书”。

大学四年，我拼了命地学，拿奖学金，做兼职，尽量不给家里添负担。每次打电话回去，我爸都说家里好着呢，伯伯们都好着呢。我信了。

直到我大三那年寒假回去，才发现五伯不在了。

他走了三个月了。没有人告诉我。

我爸说，五伯走之前，让他转交给我一个布包。我打开，里面是一把锤子——三伯当年卖掉又赎回来的那把修鞋锤子，锤柄上刻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字：“好好活”。

那把锤子很沉。我握着它，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钱重多了。

现在我三十岁了，在城里有了工作，买了房子，把爸接来住了。每年过年，我都会回老家，去看我的五个伯伯。大伯的腰弯了，种不动地了，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到我就咧嘴笑，露出仅剩的三颗牙。二伯的白内障做了手术，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还在教村里的孩子，只是从“代课老师”变成了“免费辅导”。三伯的腿更瘸了，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但他那把锤子还在，五伯还给他之后，他再也没舍得卖掉。四伯的老黄历翻烂了，换了一本新的，但算来算去，算的都是别人的日子。

三年前，大伯走了。走的那天，剩下的四个兄弟全来了。二伯握着他的手，念了一首不知道从哪翻出来的古诗，念到最后泣不成声。三伯把他那把锤子放在大伯枕头边，说“哥，你带着，那边修鞋用得上”。四伯破天荒地给自己算了一卦，然后把卦签撕了，没告诉我们结果。我爸跪在床前，喊了一声“大哥”，就再也喊不出来了。

大伯闭眼之前，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他说：“咱爸给咱起名字——守田、守业、守成、守义、守礼、守信。我一辈子没想明白这六个字是啥意思。现在我懂了。守来守去，守的不是田，不是业，不是成，不是义，不是礼，也不是信。守的是人。”

“有人，就什么都在。”

他说完这句话，笑了，然后像睡着了一样，安安静静地走了。

现在我爸也老了。他的五个兄弟，走了两个，剩三个。有时候我下班回家，看到我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面前摆着六个茶杯，斟满了茶，从下午一直坐到天黑。他不说话，就那么坐着。茶杯里的水凉了，他倒掉，再续上。

我知道他在等谁。

有些兄弟，不会来了。但茶，要一直续。

我爸那五个兄弟，确实不一般。不是因为他们多有钱、多有权，恰恰相反，他们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但他们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身后站着多少人。那些人在你最难的时候，会推着自行车、瘸着腿、揣着一兜零钱、淋着雨赶来，不说一句废话，把钱往你手里一塞，转身就走。

走的时候，头也不回。

好像他们欠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