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戈达尔和让-保罗·贝尔蒙多都已不在人世,这多少有些遗憾,因为他们本可以把法布里齐奥·马耶洛的故事讲得恰到好处。也许这样反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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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由他们来讲,这个故事的结局大概会苦涩、自毁,带着某些法国人物式的悲壮骄傲。但这个故事属于另一种叙事归宿:它不是法国新浪潮式的浪漫宿命,而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那种痛苦的救赎。
马尔科·卡塔内奥的《我本该绑架詹弗兰科·佐拉》由德阿戈斯蒂尼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完成了一件罕见的事:它取材于一桩社会新闻中的刑事案件,却把它写成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成长小说,而且始终没有滑向说教,也没有沉溺于廉价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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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识卡塔内奥,是因为他在“Elastici”节目中的表现。这档节目是《更衣室纪事》这一出色内容品牌中最自由、最疯狂的一档,由他主持。他擅长驾驭自己制造出的叙事混沌,也善于即兴发挥。在这本书里,他把同样灵动而老练的笔法用于讲述一个充满突转、带有悲剧性命运嘲弄、又不乏动人顿悟的故事。
全书节奏始终克制,即便素材本身随时可能滑向修辞化表达,也没有失控。在这里,被处理的材料既珍贵又脆弱。法布里齐奥·马耶洛曾是天赋极高的少年。小时候在蒙扎,人们叫他“巴西人”,因为他盘带时难以预测,脚下处理那些高难度动作时又格外轻盈。
那种“明日之星”的光环、为训练而放弃青春期消遣的生活,还有父亲那句令人不安的预言——他指着球场旁边的监狱告诫儿子,仿佛提前预示了这个小说般人生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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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的膝盖彻底毁了。足球生涯就此结束,犯罪生涯随之开始。抢劫、涉毒、监狱,接踵而至。但这本书非常谨慎地避开了社会学式的捷径。它不为他寻找借口,也不把他塑造成圣徒。它只是呈现一个不断坠落的人,以及这个人在某个时刻开始分不清愤怒与命运。
转折发生在1994年10月31日。马耶洛策划绑架詹弗兰科·佐拉,索要10亿里拉赎金。高速公路服务区、埋伏、逃跑,这一切看上去像一部20世纪70年代黑色电影里的场景,是昆汀·塔伦蒂诺会喜欢的那种类型。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整个计划、整套叙事机制,乃至命运本身都突然短路。佐拉走近他们,微笑着说:“嗨,伙计们。”马耶洛把枪藏在背后,面对这位体育偶像毫无防备的人性温度,最终决定不绑架他。震惊又感动之下,他请佐拉在自己的身份证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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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作有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力量:这位冠军的签名,落在马耶洛迷失身份的形式化替身之上,而他原本也可能成为那样的冠军。
真正的救赎发生在后来,在雷焦艾米利亚的司法精神病院里。那时,马耶洛已经凭借惊人的颠球纪录成了“监狱里的马拉多纳”——多年间,他因为能长时间连续颠球而不让球落地,成了监狱里的“明星”。后来,他用这种个人魅力去保护一名残障在押人员。那个人长期遭到其他收容者霸凌和羞辱。
这才是他人生真正关键的一步:不是那次未遂的犯罪,而是他选择牺牲自己,去保护一个比自己更脆弱的人,并决定像照顾一个每天都需要照料的兄弟那样照顾对方。这个故事离奇得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也正因此,它绝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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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之所以会遇到这个故事,并非偶然。用荣格的话说,这或许可以称作“共时性”。我当时因工作在米兰,要去见朱塞佩·帕斯托雷和伊拉里亚·门卡雷利。我也想再次向影迷推荐他们那档很有意思的播客《面条》。他们邀请我参加这本书的发布会,我原本担心自己赶不上,但后来发现,活动竟然就在我当时所在的同一栋楼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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