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选票仍在统计中，但从本周选举的结果看，这位曾经的真人秀明星、在帕利塞兹山火中失去住房的普拉特，很可能将在今年的市长大选中与巴斯正面对决。不过，由于计票仍在继续，目前选情仍然过于接近，尚不能正式宣布结果。
普拉特把自己对这场山火的愤怒放在竞选核心位置，这并不难理解。公众对这场灾难本身以及灾后重建进展缓慢，至今仍有强烈不满。
即便他最终进入11月的大选选票，他击败巴斯的可能性仍然不大。现任市长确实不受欢迎，但普拉特那种好斗的政治风格，以及他与“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关联，对多数洛杉矶选民而言恐怕仍难以接受。
尽管如此，普拉特的崛起仍提供了一个重要例证：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如何激起民粹式愤怒，并推动激进型政治人物上升。这类政治人物呈现出一种“气候愤怒政治”——尽管他们自己未必接受这个标签。它带来的挑战很难纳入模型推演，却几乎肯定会叠加既有的气候风险，并使治理难题进一步加剧。
普拉特围绕火灾展开的政治诉求，确实很容易引发共鸣。距离那场大火已经过去18个月，但重建工作依然缓慢而断续。在一则竞选广告中，他和家人坐在自家旧址上露营；随后他走过巴斯整洁如新的街道，以此形成对比。
普拉特提出的诉求之一，是要求民选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保险制度和应急管理改革。至少从表面看，这些主张并无问题。但即便他对部分问题的诊断是正确的，他究竟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仍不清楚。
他整个竞选的底层逻辑，是对既有政治精英及其专业能力的怀疑。恰恰是在应对和预防气候相关灾害时，这种专业能力不可或缺。我未能就这篇报道联系到普拉特本人置评。
对于研究灾后政治后果的学者来说，普拉特的上升并不令人意外。长期以来，研究已经表明，灾害应对失当会加剧公众对制度的不信任，并为反建制政治人物提供肥沃土壤。
例如，意大利研究人员在2023年的一项分析显示，一场地震后糟糕的灾害应对如何催生了更趋集中的治理倾向。美洲开发银行的另一项研究则梳理了墨西哥一场地震如何导致政治不信任上升，同时指出，称职的灾害应对有助于缓解这种趋势。另有报道显示，美国一些激进政治团体会把灾后环境当作招募新成员的场域。类似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
气候领域的许多人也忽视了这一现象。他们坚持认为，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将推动政治变革，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普拉特至少说明，这种情况并非普遍成立。
在我看来，普拉特批评我那篇报道，讽刺之处在于：如果他愿意认真读完，也许会认同我对灾害应对的批评，并意识到他所轻视的气候适应工作，恰恰是未来市长必须真正投入的事情，只有这样，类似悲剧才不至于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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