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其好不能说其不好的社会，好不了

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是尝到过“直言敢谏”给他带来的不愉快后果的。他在广东见到了英国舰船的先进、火炮的犀利，于是向道光帝奏了一本，提议加强海防，仿英国军械制造船、炮，但他的建议让道光帝龙颜大怒，在林则徐的奏折上御笔朱批“欲效英夷恫吓于朕耶”。

道光帝对林则徐的这个批语，语气很重，简直是在斥责林则徐“屁股坐歪了”，竟然选择了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为英国武力做宣扬，恫吓大清皇帝。这不是叛国、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林则徐也是大清官场老手，得到过道光朝乃至整个大清都算是“会当官”的曹文正公曹振镛的亲自指点，眼看自己的言行让皇帝不高兴，赶紧改。

于是，林大人变了，开始只说好话，只说“大清武力强于英夷”、“英国人腿不会打弯，打陆战必败”、“英国人靠大清的大黄通便，就算武力搞不定，只要对英国人禁运大黄，他们会因为大便不通腹胀而死”；在跟英国人的小规模冲突中，林大人寄给朝廷的消息都是“大捷”。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载，1839年中英在穿鼻岛初次小规模交战中，林则徐在奏折中宣称关天培等将英舰“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跌入海”，“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泊者，尚不可以数计”，而“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中炮米艇“烧毙兵丁六名”。

这场战斗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关于中国的通讯》载有义律的证词：“我们冲破中国的防线，猛烈开火，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一艘战船在手枪射击距离被炸飞了，……三艘被击沉了，另外几艘显然也进了水”，“在不到三刻钟的时间里，他和他的舰队就狼狈逃回他们原来的锚地”，英国舰队损伤很小，只有一名水兵受了伤。

林则徐不是无知，他在广州与英国人打交道，他还把对当时西洋的了解编成《四洲志》，英国人的膝盖能不能打弯他还能不知道？但他只能装无知。哪怕战斗没占便宜，他也只能写“清军大捷”，否则皇上不高兴，大清老百姓也不高兴。

说林则徐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有证据的。道光帝将林则徐作为大清被英国击败的“替罪羊”发配新疆的路上，林则徐在写给王柏心的信中说了真话：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林则徐在信中向友人坦诚：大清武器不如人，士兵训练不如人。

信的末尾，林则徐还极具城府地叮嘱友人说：“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林则徐知道，哪怕大清实际上再不行，但“大清不行”这样的话只能私下说，公开场合必须说“大清很行”。

所以，有如此觉悟的林则徐虽然被发配新疆，后来又被朝廷起复。如果他寿命再长一些，太平天国说不定会在成气候之前被他镇压下去。

在大清，官员想办点实事就得像林则徐这样，官场里要会八面玲珑、逢场作戏，说一些违心的逢迎的话，实际操作中还得有良心办实事。

跟林则徐比，被称为大清“清醒看世界第一人”的 郭嵩焘则悲惨得多。

郭嵩焘是湘军创始人之一，主管湘军财务工作。没有他，湘军早就在经济上破产了，曾国藩根本打不了仗。

郭嵩焘看到西方的强大，开始全面研究西方。不研究还好，一研究之后他发现：大清不光是器物不如洋人，而是思想和制度“全面落后”。彼时西方已经有全面的自然科学体系，有现代法律体系和国际法体系，大部分西方国家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连对女性权益的尊重、人民使用肥皂等个人卫生习惯都远强于大清；大清只是个中世纪的农业社会。

为了更好地研究当时最强大的英国， 郭嵩焘还学会了流利的英语，慈禧太后在1876年委任他为驻英国公使。

郭嵩焘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认为议会政治是西方富强之本，“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欲循西洋之法，以求进于富强，未有舍政教而可收效者”。他还认为商人和士人是平等的，应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认识到“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郭嵩焘还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体制。他说，武器、制造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培养出合适的人才，但改变人心风俗是最难的，哪怕器物和制度的外表已经改变，但秦制帝国两千年塑造的思维、文化的惯性需要三百年才能改变。

大清一直自诩文明之邦，视海外为蛮夷，按照 郭嵩焘的说法，大清才是蛮夷，西方列强才是“文明人”。

这还了得？

于是郭嵩焘被很多人骂为“长洋人志气灭大清威风”、“汉奸之人”、“勾通洋人”，甚至被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弹劾，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他的著作《使西纪程》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被朝廷勒令销毁。他本人也很快被朝廷撤职再不起用。家乡父老以郭嵩焘为耻，他家的房屋好几次遭遇纵火，差点被烧成白地。郭嵩焘顶着“汉奸”的帽子，被千夫所指，郁郁而终。

义和团运动期间，还 有大清官员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尸体以谢天下。

当时李鸿章挺欣赏 郭嵩焘，也把他的做官做事经验与郭嵩焘分享，大概意思就是“在大清，想做人才，先得学会做奴才”这些，“嘴上该吹大清还得吹，大清实际什么样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然后该怎么办事还怎么办事”。

或许是郭嵩焘不屑李鸿章、林则徐、曾国藩那一套，也或许郭嵩焘确实学不来，最后只能黯然落幕。

林则徐有个好友叫魏源。林则徐把他对国外的了解编成了一部《四洲志》，然后把文稿给了魏源。魏源在林则徐给他的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海国图志》，详细介绍了西方的科技、地理、历史、制度，并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

但这本书在大清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大清是个“只能说其好不能说其不好”的社会，无论是底层大清子民还是朝堂上的官员，都喜欢听那些说“大清很牛”的话，说“大清不如别人”是不受欢迎的。这本书里面说“洋人的器物、制度、文化比大清更好”，自然不受人待见。

《海国图志》这本书在大清坐了8年冷板凳，于1851年传到日本， 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清则继续“只能说大清好，说不得大清不好”。显然，这样的大清是好不了的。直到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大清彻底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