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10月28日，上海共舞台的后场像一口沸腾的大锅，梅兰芳、周信芳、田汉都赶来给盖叫天祝寿。锣鼓刚停，剧场顶棚的彩绸还在晃，他举杯敬客人，声音沙哑却响亮：“活过七十不容易，还能翻身，更不易！”台下掌声像海浪，一浪高过一浪。
那晚的盛景不到十六年便成回忆。时间跳到1972年8月，北京中南海灯光昏黄，国务院值班室送来一份文化口的月报。周恩来批红圈时，忽见“盖叫天遗骨安放建议”一句，心头一震。他抬头问机要秘书：“盖老去世多久？”秘书噤若寒蝉，“两年前”。总理手中的铅笔啪地折成两截，“他死了，为什么瞒着我？”一句话击碎夜色。
要理解这声质问，得把镜头拉回三十年前。1923年，盖叫天在上海遭“票房联盟”封杀，九年没站过大台口，靠卖字画、教徒弟糊口。有人劝他向青帮头目低头，他却只冷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给观众唱戏，不给谁陪酒。”倔脾气从那时就刻在骨头里。
1937年淞沪会战后，租界内外一片焦土。日军点名请“海上第一武生”出面唱《铁公鸡》。报纸广告排他第一位，他却拎着包跑到松江郊外钓鱼。日宪兵荷枪实弹找上门，问他为何不到场。他两手一摊：“我和老婆都识不了几个字，哪知道登了广告？再说，我这条老腿前年才折过，跳不动啦。”头目没了下文，堂会不欢而散。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人来茶往，票友们凑份子请他复出。盖叫天把钱推回去，“先修乡下祠堂，盖座义学，再唱也不迟。”临行前，他只带走一只旧行李箱：几本戏谱，几把刀枪，外加一顶早年自制的狮盔。
1949年春，西柏坡灯火通明，弹指一挥，全国即将改天换地。夏衍接过周恩来的任命书，要他飞赴上海安抚文化界。临行前，总理交代四个名字：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袁雪芬。“他们是文脉，”周恩来叮嘱，“要让他们安心。”
同年冬天，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盖叫天第一次穿中山装，左手拄杖，右手袖口里悄悄攥着一块自小就带的“老洞”手巾。间隙里，他和周恩来在长廊对坐。盖老语速很快：“我没念过书，可明白一条——唱戏得为公家，不能光顾自己口袋。”周恩来笑着把茶盏移过去：“新中国的舞台归人民，您放心唱。”
1950年代初，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奉命拍《武松》。盖叫天几十年真刀真枪的把式，全剪进35毫米的胶片。每场戏拍完，他必对演员说一句：“来，再练一趟，别偷懒。”小武生被他逼得腿肚子直哆嗦，却没人敢说苦。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周总理安排两台晚会，却偏不让盖老上全本。盖叫天心里犯嘀咕，托人带话：“翻个跟头也行啊。”总理笑着约他见面，“英雄对英雄，今儿您别演，陪我坐席。”盖叫天哈哈一笑，“这安排妙。”终还是在观众起哄中演了十分钟《打店》，甫一亮相，全厅起立。
日子像戏台旋子，一转就到三年困难时期。粮油紧张，盖叫天因浮肿进了医院。文化部月初报表里刚写上“盖叫天今日无肉蛋”等字，周恩来批示：立即解决。第二周，半只鸡、一斤鱼、六个鸡蛋按时送达。老先生抚蛋壳半天，转手让徒弟们分了，只留一条鲫鱼炖汤。
1970年1月14日，盖叫天度过83岁寿辰，第二天急性感染去世。家属担心总理劳心，没有马上通报。此后“文革”风云迭起，许多人自顾不暇，讣告一直没上报。1972年，文化部整理文艺老前辈生活状况文件，才把“盖叫天逝世”写进附件。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怒气稍平后，周恩来吩咐：“立刻派人去浙江，看望家属，料理后事。”同年秋，浙江省革委下文筹建“盖派艺术研究组”，搜集剧本、道具、影像。1978年9月18日，杭州玉皇山麓的安息堂里，锣鼓再响，《一箭仇》锣声铿锵，盖家后人抱着骨灰盒踏上台阶，旧友泪如雨下。
很多年过去，盖派声腔仍在舞台上响亮。每当武生演员飞身一扑、虎翻上场，总有人轻声念一句：“好个盖叫天！”这声音，小，却扎实；淡，却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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