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长钟赤兵后来是中将，为何两位副部长却授上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一直是军队的重中之重，现代化作战更是如此。1948年8月，辽沈战役爆发在即，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对东北的后勤系统进行了改组，将军区和野战军分开。

彼时大战即将到来，东北野战军的人员配置也是非常豪华，有一位部长，两位副部长，俱为军中名将。

但这里也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一般来说，职务越高的后来军衔也会越高，然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的情况却是，部长评中将，两位副部长评上将，为何会如此呢？

一、部长钟赤兵中将

这个问题，跟三位将军各自不同的经历有关，我们先来看看部长钟赤兵。他是湖南平江人、红三军团出身，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5师政委、军委后方梯队政委、军委一局局长等职。

长征之际他有过一段非常彪悍的“三次截肢”经历。在娄山关战斗中，他亲率部队冲锋，被一颗子弹击中右小腿。此时战斗正胶着，他不愿因自己影响到部队，就马上站起来挥舞大刀肉搏。后续增援上来后，警卫员强行把他架下去治疗。

不过钟赤兵始终担心战况，匆匆包扎又赶到前线，站着疼，他就趴在石头上观察、下命令，直到因流血过多昏迷才被抬下战场。

等打下遵义，军医立马为钟赤兵做更全面的检查治疗，看了半晌后摇头叹息：伤势太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能截肢。

原来钟赤兵没有及时处理伤口，又因为负伤后的战斗太过激烈，骨头已经扭碎，如不截肢怕有生命危险。

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有限，根本找不到医疗器械，也没有麻药和消毒物品，只能是从老乡家里借了把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子的木匠锯。

在手术的三个半小时中，钟赤兵几次疼得昏死，又几次疼醒过来，一边的护士看着泪水直流，最终钟赤兵右腿膝盖下只剩下了小半截。

然而这并未结束，由于遵义的天气变化太快，一时闷热一时暴雨，做手术的刀具又没经过特殊消毒，钟赤兵的伤口很快出现感染迹象，剩余那截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人也陷入昏迷。

没办法，医生只好进行第二次手术，将右腿膝盖以下部分又截去。

奈何这也没能让情况好转，伤口仍继续感染。几天后，医生又狠了狠心，做了第三次手术，将钟赤兵的整个右腿从股骨腰部截去。

短短半个月时间，钟赤兵就经历了三次无麻醉截肢，其中的疼痛旁人难以想象，危险也是不言而喻。幸好，钟赤兵挺过来了，并且他坚持不留在老乡家治疗，咬牙跟着大部队继续艰难的征程，这让新中国得以多一位开国中将！

不过在抗日战争时期，钟赤兵奉命前往苏联治疗、学习，直到日本投降前后才回国。离开数年，他依然得到重用，历任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东野后勤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防空部队当了5年政委，搭档是周士第。

纵观他的经历，最遗憾的是缺席了整个阶段的斗争，这无疑影响到他后来的军衔。否则按照他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的职务，完全有机会被授上将。

但换个角度想，如果那几年不去苏联，有可能他的健康问题就没那么好解决，只能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二、副部长周纯全上将

周纯全能被授上将，主要还是土地革命的职务太高了。虽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并不突出的。但单论红军时期，那别说上将，在元帅里都有很多人不及他。

他在懋功会师后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就这么说吧，后来的开国将帅在这一年除了朱老总以外，只有周纯全进入了政治局，连彭总都是1936年增补。可见当时周纯全政治地位高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呢，他的巅峰主要靠四方面军的老张在抬，而懋功会师后，老张又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就影响到了一大批人，等红军抵达陕北后，周纯全就学习了很久。

整个抗战基本在后方，担任过滨海行署工商管理局监委、滨海行署副主任。也算是事有两面吧，周纯全在负责行政工作时，竟展现出后勤方面的惊人天赋，相关事宜处理得井井有条。

因此在1947年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部司令员，1948年改革时又出任了整个野战军的后勤部副部长。

抗美援朝时期，他奉命去前线考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因而得到彭老总赏识，留在志愿军担任志司后勤司令部政委，有效地保障了补给运输。回国后，周纯全担任总后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

因为周纯全55年职务不低，红军时期又具备超高地位，最开始还是拟授的十五名大将之一。

只不过拟授军衔名单送上去后，毛主席认为各级将官人数过多、应当减少，大将就变成了我们熟知的十人版本，经综合考虑，周纯全最终被授上将。

三、副部长李聚奎

这也是位老资历，还有“将圣”之称，从他麾下走出的开国名将非常多。长征之时，李聚奎担任红1师师长，是大军的开路先锋，他们掩护中央机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历无数苦仗、恶仗。

每逢险要关头，李聚奎总是指挥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保障中央能跳出包围圈。毛主席对此给出极高评价：红一师在大转移中立了功，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

当时红一师麾下就有三位很出名的团级干部：红1团团长杨得志、红2团政委邓华、红3团团长黄永胜。本来按照这个起点，他知名度应当会更大，可惜也是被四方面军的老张给影响了。

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混编，当时的情况是红一缺部队，红四缺干部，于是就从红四抽了一些部队到红一，从红一抽了一些干部到红四。李聚奎机缘巧合被编到了红四担任31军参谋长。

结果随后老张野心膨胀，强行带部队南下，原红一的干部全被排挤，李聚奎没有任何实权，还差点遭了黑手。

据《李聚奎回忆录》所述：“特别使我永远难忘的是长征后期，我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任参谋长时，当时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曾想假借擦枪走火把我干掉。时任93师政委的叶成焕同志得知了余天云的企图后，向余天云严正指出：‘这是犯罪行为，不能这么干！‘我才得以幸存。”

而他接下来的经历，更是劫难重重。本来红31军是直接跟着去陕北的，没有向西行，但他那时正生病还在总部医院治疗，这总部医院跟着西路军渡河了，李聚奎转而担任红9军参谋长，遭遇沉痛失利。

等他好不容易回到延安，各主要位置都已经有了，所以他开始承担副手角色，慢慢就跟不上了。

当然，中央没有忘记他的贡献，55年授衔时，李聚奎在负责石油系统、暂时脱离军队，因此没有参与授衔。等58年他重返军旅，马上就为他补授上将，成了最后一位被授予的开国上将。

总的来说军衔并不单是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段决定的，综合来看，三位的军衔都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