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男子疑遭家暴跳楼身亡，父母提起刑事自诉，女方想协商解决

重庆沙坪坝，35岁男子与妻子因家庭琐事激烈争吵，期间发生肢体冲突，在孙某持续言语刺激下，男子从自家八楼空调外机板坠下身亡，其母称儿媳长期精神施压、现场言语刺激是悲剧主因，警方审查后认定“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父母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孙某刑责，目前案件仍在审查阶段。

（案例来源：红星新闻）

2013年12月12日，从大学校园相恋走来的代某与孙某步入婚姻殿堂，这对曾被旁人视为佳偶的夫妻，在重庆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

婚后，两人在市区购置了房产，这些房产由代某父母出资购买并装修，几年后，他们又通过共同努力买下了另外两套住房，代某的工资主要用于偿还房贷、支付孩子培训费及家庭日常开销。

代某的母亲许虹退休后，便与儿子一家同住，帮忙照看孙女露露，并每月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0元补贴家用。

在许虹眼中，儿子代某性格温和，而儿媳孙某作为浙江人，性格较为强势，家中大小事务多由孙某主导。许虹时常叮嘱儿子要多让着妻子，家庭生活表面平静，但暗流早已悄然涌动。

2024年1月24日清晨7时许，一场看似普通的家庭争吵，最终演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据许虹回忆，当天早晨，她在厨房准备早餐，儿子、儿媳和9岁的孙女露露都在家中。起初，主卧内传来儿子与儿媳的争执声，声音越来越大。

许虹放下手中活计，走进房间查看，只见孙某正质问代某是否藏了她的手机，代某则解释称，前一晚两人曾约定为专心辅导孩子学习，暂时都不用手机，故将双方手机都收了起来。

许虹从中劝和，让儿子把手机拿出来，随即返回厨房。不久，主卧传来异响和孩子的哭声，许虹再次赶去，眼前景象让她心惊：代某趴在床上，孙某手持一根叉衣棍正在打他。

许虹急忙上前夺下棍子，孙某转而抓起代某的外套，大声呵斥让他“滚出去”。代某默默起身，走到门口穿鞋准备上班，时间约是7点30分。

许虹本以为冲突暂告段落，但孙某追至门口，再次拦住代某，不仅坚持要手机，还突然提出要代某交出5万元，作为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的“罚款”，并扬言不交钱就不准他去上班。

许虹称，孙某边说边用手抓住代某的衣领，另一只手不断拍打他。许虹再次将两人拉开，代某趁机挣脱，冲进卫生间并将门反锁。

孙某紧随其后，用力踢踹卫生间门，门被踹开后，许虹看到了令她终身难忘的一幕：儿子代某已站在窗外狭窄的空调外机板上，手抓着窗框。

“我冲过去抓住他一只手，求他快进来，有话好好说。”许虹回忆道。此时，孙某拿着叉衣棍进入卫生间，被许虹夺下并推出门外。

许虹把住卫生间门，试图独自劝说儿子，她听到门外的孙某大声说着“你不是男人”、“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等话语，孙某还扬言“要搞大就把事情搞大”，随后用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物业保安和工作人员闻讯赶到，众人纷纷劝说代某先进屋，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汪先生事后证实，孙某当时多次说出“让代某去死，你跳嘛”之类的话，即使在民警到场后仍未停止。

许虹回忆，孙某还表示要去代某单位找领导反映情况，并走到门口开始穿鞋，就在这时，代某突然让民警叫母亲过来。

许虹刚走进卫生间，代某便要求她退出去，然后说了最后一句话：“妈妈，露露就拜托你了。”话音刚落，他便松开手，从八楼坠落。

9岁的露露当时就在隔壁房间，全程目睹了父母争吵、父亲坠楼的过程，悲剧发生后，孩子由邻居暂时照看，直到当日下午才被亲戚接走。

代某的遗体在当地殡仪馆火化时，妻子孙某并未到场，对于事发现场的情况，孙某事后曾向媒体给出不同说法。

她承认因代某藏手机导致自己上班迟到，情急之下用叉衣棍打了代某，但表示双方争吵主要是因孩子教育问题，而非金钱。

对于代某站在空调外机板上之后自己的言行，孙某表示“在气头上”，认为代某是成年人，应有责任心，不会真做傻事，且当时有婆婆在救助，不需要她再上前。她否认说过“让代某去死”之类的话，称自己情绪激动，记不清具体说了什么。

代某离世后，这个曾经的家已物是人非，许虹和老伴再未回到那套房子居住，孙某也曾带着母亲找开锁公司开门取走个人物品。

2024年10月，孙某和女儿露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家庭财产，经审理，法院判决婚姻期间购买的两套房屋归孙某所有，露露目前与奶奶许虹共同生活。

悲剧发生后，代某父母始终无法接受儿子就这样离去。2024年2月28日，许虹以儿媳孙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为由，向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报案。

警方经审查，于同年3月25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没有犯罪事实”，代某父母随后向沙坪坝区检察院申请不立案理由审查，检察院认为警方不立案理由成立。

2025年8月，代某父母委托律师，正式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希望追究孙某的刑事责任，截至目前，法院尚未出具是否立案的回复性材料。

代某的父亲代鸿认为，虽然儿子是自己跳楼，但孙某在儿子处于危险境地时，不仅没有施救，反而用言语刺激，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许虹更是指出，孙某对儿子的刺激是逐步升级的，“现场没有第三个人逼他，我只想为我儿找回公道。”

孙某的父亲孙先生则表示，夫妻吵架本是常事，性格各有不同，代某选择跳楼令他们也非常痛心。“如果过不下去可以离婚，不一定要走这条路。”

孙先生称，目前两家已无法沟通，代某父母坚持追究女儿刑责，而他们愿意协商解决，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如果孙某有刑事责任，我们也左右不了，法律会处理。”

关于外孙女的抚养，孙先生表示，他们愿意承担抚养责任，如果孩子愿意跟奶奶生活，他们会支付抚养费。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这起案件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言语刺激、精神施压与自杀结果之间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认定极为审慎。

首先，刑事追责面临举证困境。

要认定孙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需要证明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或过失，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且该行为与死亡结果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孙某的言语刺激虽在道德上应受谴责，但如何证明这些言语是导致代某跳楼的“决定性”而非“促进性”因素，存在巨大困难。

代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跳楼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这切断了直接的因果链条，警方和检察院作出不立案决定，正是基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明缺失。

其次，刑事自诉的成功门槛较高。

本案已进入刑事自诉程序，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需承担举证责任，代某父母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孙某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证据不仅需证实孙某的刺激性言论，更要证明这些言论与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且孙某主观上存在过错甚至故意。

目前证据多为证人证言，而关键当事人之一的孙某对部分关键事实予以否认，另一关键当事人代某已离世，导致事实认定陷入“罗生门”。

法院在审查是否立案时，必然会对证据的充分性、因果关系的紧密性进行严格评估。

再者，法律对“精神暴力”的规制存在局限。

《反家庭暴力法》虽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范畴，但刑法中的虐待罪要求“情节恶劣”，且通常需长期、持续的行为。

本案中，即便能证明孙某长期对代某实施精神压制，但如何认定事发当日的言语构成“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仍缺乏明确标准。

实践中，言语刺激导致自杀的案件，除非行为人存在教唆、帮助自杀等直接故意行为，否则极难入刑。

法律在此问题上保持了必要的谦抑，避免过度干预公民私域和情绪表达，但这也在客观上使得此类悲剧中的“过错方”难以受到刑事制裁。

当然，刑事上无法追责，民事上的赔偿是可以主张的，无论如何，孙某对代某的死亡有民事上的因果关系。

这个悲剧折射出现代家庭关系中的深层危机，一场始于手机藏匿的寻常争吵，在情绪失控与言语交锋中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无法挽回的坠楼惨剧。

同时，警方“无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刑事自诉的艰难推进，凸显了法律在介入“言语刺激致人自杀”类案件时的审慎与困境。

当亲密关系中的言语化为利刃，法律的天平如何在尊重个人选择与追究过错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或许，比追究刑责更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应建立健康的冲突解决机制，警惕语言暴力对亲密关系的侵蚀，因为有些话语一旦出口，就再也无法收回。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