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波音公司能有今天，全都要感谢袁世凯，你信不信？

如果我说波音公司能有今天，全都要感谢袁世凯，你信不信？或许有人要说，两人八竿子打不着，这又怎么可能？可事实是，波音公司能有今天，还真的是因为袁世凯逼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16年，袁世凯在骂声中复辟称帝，而紧接着护国战争打响后，北洋政府的财政像个被捅了窟窿的水桶，钱哗哗往外流。为了节省开支，袁世凯大刀阔斧，第一刀砍向的就是留学经费。

当时在美国的公费留学生有200多人，一夜之间全成了“弃子”，而王助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的王助刚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国大展拳脚，却发现自己连一张船票都凑不齐。

走投无路的他，为了挣回国的路费，敲开了西雅图那家小公司的大门。这个公司的老板叫威廉·波音，一个靠卖木头发家的土豪。不过这个土豪的技能点全点在砍树身上了，对飞机一窍不通，手下的员工也是一群门外汉。他们造出来的BW飞机像个装了翅膀的木头盒子，飞上天抖得像喝醉了酒。没有人觉得这群人能够成事。

这时候，王助来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航空工程硕士比大熊猫还稀有。王助的出现无疑让威廉·波音信心大增。可入职第一天，王助做的事不是画图纸，而是围着那架被海军退回来的飞机转了三圈，随后认定它无可救药后，转头重新设计出了一架飞机，它就是Model C。

这款双浮筒双翼水上飞机能飞到近2000米高空，时速超过110公里，一口气能飞300多公里。它既能当新手飞行员的教练机，又能执行海岸巡逻任务，是当时航空界少有的全能选手。

所有这些，王助用了不到5个月完成。这时候，历史给了威廉·波音第二个礼物：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海军急需大量的教练机和海岸巡逻机。Model C恰好两样都能干。

海军派人来看了一次飞行表演，当场签下50架采购合同，总价57.5万美元。57.5万美元在1917年是什么概念？当时美国普通工人年薪不到800美元，一栋独栋别墅3000美元出头，这笔钱够买将近200栋房子。波音公司用这笔钱建了第一座正规厂房，雇了第一批产业工人，形成了第一条飞机生产线。

但故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让人牙根发痒的转折。Model C要交付给海军，按规定需要通过军方试飞验收。王助作为总设计师，理所应当要在现场监督和调试，但美国海军的一位军官直接把他拦在了试飞场外面，理由是外国人不得接触军事机密。面对如此巨大的羞辱，王助气愤不已，直接收拾行李离开。

无论威廉·波音开出多高的薪水，许下多好的条件，王助态度都十分坚决，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我来此处是为了回去。”随后，在1917年，王助提着一箱子画满图纸的笔记本，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但他没想到，等待他的是比美国更艰难百倍的绝境。

当时的中国连统一的货币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航空工业。可王助就要做第一人，开始从零建设中国的航空工业。然而，在没有精密机床、没有风洞，甚至连合格的航空木材都寥寥无几的情况下，造出属于中国的飞机，这份难度并不比造原子弹轻松多少。更不用提在当时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工匠们的工资都是王助自掏腰包垫付的。

但王助做了一件让世界航空界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他用竹子研究出了一种层叠竹片蒙皮技术，最终做出的蒙皮强度完全不输当时欧美通用的亚麻布。1919年8月，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成功试飞。用竹子、木头、桐油和一群从没见过飞机的船厂工人，造出了一架能飞的飞机，这不是奇迹，这是一个顶级工程师在绝境中用智慧和意志炸出来的成果。

然而，王助在后半生做的最深远的一件事不是造飞机，而是造人。1934年，一个叫钱学森的年轻人走进了他的飞机制造厂。王助不仅毫无保留地给钱学森传授经验，还把他推荐给自己的老师冯·卡门。冯·卡门当时已是美国航空学术界的元老级人物，王助相当于直接把钱学森送进了麻省理工航空系的核心圈子。

更重要的是，他让钱学森亲眼看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惨状。这种刺痛比任何激励都管用。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国主持“两弹一星”工程，让中国拥有了导弹和人造卫星。要知道，王助和钱学森本可以在大洋彼岸享受鲜花与财富，却选择转身走向积贫积弱的故土。

他们或许没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飞机成群结队地翱翔蓝天，但他们种下了种子。没有死。王助当年种下的那颗航空火种，后来传给了钱学森，点燃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如今，C919翱翔蓝天，ARJ21飞向世界，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大飞机。

所以，下次当你看见一架波音从头顶飞过，你可以知道一件事：这家公司的第一位总工程师是一个中国年轻人，他本可以留在那里，成为航空巨头的元勋，但他选择了回来，回到一个连航空螺丝钉都造不出来的地方，用竹子造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