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pers》6月封面文章丨城市的良心：垃圾清运工的一生

The Conscience of the City

On the life of the garbageman

作者：西蒙·帕雷-普帕尔（Simon Paré-Poupart）

译者：巴勃罗·施特劳斯（Pablo Strauss）

我是干环卫的——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垃圾清运工。日复一日，我肩扛手提着人类历史上污染最严重文明所制造的残渣余孽。二十年里，我经手的垃圾数以万吨计。而在我负责的路线上，人们投来的目光有时让我觉得，他们把我当成了那些臭不可闻的垃圾本身。但在我看来，我的工作举足轻重。我和我的兄弟们洗刷着消费社会留下的污渍。我们在幕后的劳作，维系着整座大厦不至于崩塌——至少现在是如此。

垃圾清运工就是西西弗斯，一个受诅咒的不幸劳工，注定要挨家挨户去捡拾袋子，被我们制造出的永无止境的垃圾洪流裹挟向前。每一天，他都要重新开始这苦役。如果没有他扛起这重担，一切都会分崩离析。老鼠会占领城市，空气会变得恶臭，瘟疫与霍乱将肆虐横行。乔治·巴塔耶说得对：过剩是丰裕带来的那份被诅咒的份额，没人承担得起。

这份差事庄严肃穆。垃圾清运工深知，在旁人眼中他什么都不是。他处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但这反而让他感到安心——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再跌得更低了。至少在魁北克，他是旧时代的活化石：那个属于工人阶级的时代。但他可不是流行文化里歌颂的那种“工人阶级英雄”——既不是魁北克乡土文学里的农民，也不是左拉笔下的矿工。从来没人给垃圾清运工写过小说。

我们当中有些人以身为“叛教者”为傲。这给了我们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我们知道没多少人能干得了这活；只有真正的硬汉才能撑下来。要是有人敢踩我的车，我就踢烂他的屁股。我们是前摩托车党、瘾君子、断了成名念想的运动员，是被残酷童年伤痕累累的大孩子。暴力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将在此讲述的这些故事，虽会绕些弯路，却是我试图如实描绘这种生活的真诚尝试，绝不会背叛兄弟们的信任。有些情节和人物是由多个原型拼凑而成的，我不敢说其中没有润色。我想告诉你这个我深爱的世界，但我不想给这些早已不堪重负的人生再增添一丝重量。

我的故事也是许多同行的写照。少年时我感到迷失。父母的婚姻在我父亲酗酒的重压下崩溃了。无论我做什么，他都觉得不够好；在他眼中我一钱不值，这反倒让我和过度保护我的母亲更亲近了。我爱玩《龙与地下城》，热爱阅读，曾笃定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位知识分子。但在我的圈子里，这只会让人觉得软弱。

想受教育当然很好——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份高薪工作就行。可这里不是法国。在魁北克，身份认同不由文化归属定义，而是由职业决定。为求知而求知，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母亲改嫁后，我的继父总是不厌其烦地叫我要像个男人。“天哪，西蒙，”他会说，“像个男人的样子！”

那时我十八岁，心想：行啊，为什么不呢？于是我向继父发起挑战：“皮埃罗，怎么做才算个男人？”

“试着跟在垃圾车后面跑一趟。”

第二天，他在路边拦下几个工人，问到了地址。我把简历亲自送到蒙特利尔郊区外围一条偏僻小路上的办公楼里。

戈捷环卫（Services Sanitaire Gauthier） 是一家魁北克本土的小型垃圾处理公司，那种跨国巨头垄断市场之前遍地都是的小企业。到了那儿，我差点转身就走。望着那片场地，我感觉自己离母亲的房子、离我的桌游、离我梦想有一天要去的大学，隔着一百万英里。突然间，我开始发抖。我正踏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垃圾世界。目光所及之处，报废的卡车像搁浅的鲸鱼般大张着嘴，腐烂的残骸招引来盘旋在上空的食腐者。一个浑身被润滑油抹得漆黑的人，正从办公室旁的修车库进进出出。成群的苍蝇在垃圾堆上方嗡嗡作响。一切都仿佛游离在时间之外。

我走进办公室，把简历递给一个叫丹尼尔的大块头。他入赘了戈捷家族，当时这个家族在大蒙特利尔地区的垃圾处理行业还是个不小的角色。那是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进驻并把他们挤垮之前的事了。

一周后，黎明时分我被妈妈叫醒，让我赶紧去米拉贝尔（Mirabel）——那是岛外的另一个郊区；戈捷公司叫我去报到。后来我才明白，这行向来如此。垃圾公司常年缺人，总是在物色新人。运气好的话，他们会提前一天给你打电话；最好的情况是告诉你这一周的排班；更多时候，你只会提前一两天收到通知。而我的情况，顶多也就提前一两个小时。

雇垃圾清运工，真正的考验在于把他扔上车。一旦上了路，谁行谁不行，一目了然。能留下来干这行的寥寥无几。招聘过程反映了这工作的无法无天。很多新人都有门路：靠兄弟、老爹或朋友说情，让哥几个给个机会试试。通常，第一班是免费干的，或者换几瓶啤酒喝。又或者第一天是“私结”，要是你过不了关，随时开除，不用办手续，也没人追责。幸存者得以继续干活，其他人则消失无踪。

当垃圾清运工的第一天，我在米拉贝尔查尔斯街的便利店等车。我爬上车。即便大清早，气温也已飙升到华氏八十多度（约三十摄氏度）。气象预警建议人们不要外出，即便出门也要避免剧烈运动。跟我搭档的是亚尼克，他曾是个农夫，现在是个“辅助工”——这就是我们对跟车捡垃圾那帮人的称呼。亚尼克穿着紧身背心，鼓胀的肌肉若隐若现，动作快得像精灵。他一手拎一只垃圾桶，眨眼间就把垃圾倒进了料斗。我惊呆了。一切都太快了。

我们的路线被一辆满载垃圾的小皮卡打断。在那些收运困难或垃圾量不足以派大卡车的区域，常能看到这种景象。

小皮卡倒车，直到车厢紧贴垃圾车的尾部。因为我是新人，他们给了我一把铁锹，让我跳进那满车的垃圾里。

“嘿，老兄，给我们装车！”资历更深的同事笑着说，冲其他人交换了个眼神。我跳进车厢，在松软恶臭的垃圾层中跋涉。我爬上一堆垃圾，努力保持平衡，蛆虫却顺着我的裤腿往上爬。我抓起的垃圾袋还没扔进料斗就爆开了。烈日当头，我汗流浃背，陷进垃圾堆里。恶臭熏天。我开始失去方向感。我想念我的卧室，不知道自己为何置身这堆污秽之中。但我还是把皮卡车厢清空了。那天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如此，没完没了，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十五个小时后，我还在米拉贝尔，还在干同一班。天黑了，稍微凉快了点。我靠着卡车，脚踩踏板，几乎抓不住东西。我看到我的搭档还在车后生龙活虎，那是黑暗中闪烁的身影，来回飞奔。他的动作依然迅捷，和早晨一样有力，而我却在打瞌睡，精疲力竭。

终于，我坐进了驾驶室。这一天结束了。司机透过眼镜盯着我，告诉我我妈在等我；她已经打了几个小时电话了。她想知道她未成年的儿子到底在搞什么鬼。我离开时，司机冲我喊道：“嘿，小子，明天七点我们来接你。”

啥？

回到家，我感到困惑，身体像是散了架——却又莫名兴奋，仿佛经历了什么重大事件。难以置信，但我迫不及待想醒来，明早再次归队。这帮家伙一天的产出让我目瞪口呆，我不想让他们缺人手。但我仍然焦虑。要想熬过那样的一天，我得赶紧眯一会儿。我连五个小时的睡眠都没有。我累瘫了。我从没想过人体能被这样压榨。我沉沉睡去。但即便在梦里，这一天依然阴魂不散。我又回到了车上：压缩机正在碾压我、碾碎我；我被困在料斗里；黑暗逼近；我试图寻找出口……真的有出口吗？无从分辨。我窒息了……我尖叫求救。母亲和继父冲下楼叫醒了我。

距离再次起床不到三个小时。操。要想像个男人一样活下去，我得学会像个婴儿一样秒睡。

入行早期，我遭遇了所有同行都熟悉的场景。我在蒙特利尔人口稠密的普拉托区上夜班。我没怎么留意行人。直到一位女士和她的小孩挡在我面前，我才意识到他们想跟我说话。她说：“你知道吗，我儿子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变得跟你一样。”

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别担心。他会好的。”

这有点像个现象：小孩看到垃圾清运工，就会爱上这个职业。他是他们的偶像。他们被那辆卡车迷住了，进而崇拜那个似乎驯服了它的人——面对咆哮的引擎和钢铁巨口，他面无惧色。孩子们被我们迷住，就像他们一直崇拜保罗·班扬那样的传奇伐木工、赫拉克勒斯和路易·西尔那样的壮汉，以及曾经在魁北克河上漂流的无畏驭木者。孩子们看不够我们。他们是唯一能透过污垢和恶臭看清我们的人。但当这个小男孩长大，他就会不再梦想成为垃圾清运工。他会明白，我们属于污秽的领域，那是个最好别去探索的地方。

社会再生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那么多医生的孩子往往也成为医生，便是明证：是家庭和社会背景，而非个人选择，造就了医生。我的经历告诉我，酗酒的父亲是许多垃圾清运工早年生活的标配。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医生的儿子会跟在垃圾车后面跑；也没见过哪个垃圾清运工的儿子成了医生。垃圾清运工是“生”出来的，极少是“造”出来的。你可以说这是家族生意，父子相传，表亲相继，仿佛整家人都被绑在了卡车的踏板上。

拿我的哥们儿“传奇”（Legend，他坚持要这个绰号）来说。当他想辍学时，他父亲给了他一个选择：“小子，你不读书，就跟我去车上干活！”于是他十六岁入了行。“传奇”年轻时是个恶霸，傲慢的小混蛋——而且并不聪明。他就是那种如果生在富裕家庭，会在商界把竞争对手碾成粉末的家伙。他拥有那种傲慢、狡黠和无耻的致命组合，足以让他爬到顶端。但他出身于此，所以他哪儿也去不了。他的两个姐妹都在跟垃圾清运工约会。

再看看蒙特利尔附近波因特-卡吕梅（Pointe-Calumet）那个怪诞又精彩的布罗德（Brodeur）家族。父亲被称为“摇滚”（Rock 'n' roll），这个词在魁北克法语里意味着狂野且带点危险的旅程。在俱乐部当了多年保镖后，“摇滚”七十岁了还在开垃圾车——驾驶室里挂着输液管。我记得他得了喉癌，正在给自己治疗。他的两个儿子跟他一模一样：骄傲又顽强。老大上班时总打架；老二总是独自干活。年轻的布罗德身形瘦长，却藏着惊人的力量；他把垃圾桶扔上车，就像孩子发脾气时扔玩具一样。给这队伍加第二个人纯属多余。

另一个过了七十岁还在车上的老前辈叫“爷爷”（Papy）。这位目光锐利的前农场主是格拉顿（Gratton）家族的族长，在拉瓦尔跑路线。“爷爷”很开朗。他的一个儿子是辅助工，另一个叫斯特凡内（Stéphane）的开车。斯特凡内曾告诉我，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跟在车后跑。他想让他们过得更好。他甚至不让儿子暑假去收垃圾，怕那种社会环境会“污染”了他。斯特凡内选择了反抗，反抗那股将他家族死死拴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强大力量。但这种纽带很难切断。大多数垃圾清运工理解并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很少有人高中毕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愚蠢。他们不是医生，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在另一种境遇下，他们本可以的。

多年来，我一直上夜班。垃圾清运工热爱夜晚。甚至有点太爱了。这把我们最坏的一面激发出来。卡车在车流中肆无忌惮地穿梭，喇叭震天响，甚至剐蹭了别的车也不屑于停车。街道属于我们。

人称“飞毛腿”的弗兰克跟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记者出现在一家环卫公司的夜班集合点。绿世界（Green World）公司在拿下了一批夜间路线合同后被列入黑名单并倒闭了。GW以雇佣行业渣滓闻名，全是些最烂的垃圾清运工。集合点上，这帮人一边准备开工，一边抽烟、吸粉、嗑药。这些都是被别的公司拒之门外的败类。比如乔（Jo），曾被布谢维尔的居民拍到在迷幻蘑菇的作用下在垃圾桶上跳舞；拉塞特（Racette），人生就在收垃圾、戒毒所和无家可归之间循环；猫（Cat），经常在干活时被警察带走；塞甘（Séguin），会被扔在他睡觉的那个街角接走。缺牙的，衣服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往往确实如此）。把这帮人凑在一起，产生的破坏力远大于个体之和。看到这群亡命之徒，记者们掉头就跑了。

垃圾清运工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出于生存需要，他们是反主流文化的异类。混乱、可悲、极度独立——这是正常世界的倒置镜像。

比如有个叫“氨纶”（Spandex）的家伙，住在河边的一间棚屋里——确切地说是千岛河（Rivière des Mille Îles）。那房子简陋歪斜，缺了几颗牙，跟房主本人如出一辙。他真名叫米歇尔，但哥们儿叫他“氨纶”，因为他喜欢穿紧身短裤干活。三十岁那年，氨纶用一把锯短的猎枪抢便利店。或者说他试过。店主解除了他的武装并揍了他一顿。可想而知，这对他的街头信誉是个沉重打击。

看到氨纶出工，肚子上的肉晃荡着，脚踩人字拖，屁股包着自行车短裤，很难忍住不笑。车上的年轻小伙——那些只是路过这行镀层金的——都拿他取乐。任何形式的成功似乎总会从氨纶的指缝溜走。

没人知道氨纶更多的底细。除了一件事：他跟垃圾说话。好像比起跟人聊天，他更愿意跟装满菜叶或碎玻璃的垃圾袋唠嗑。他跟垃圾絮叨天气，跟它分享生活近况。他还问候垃圾在被蛆虫啃噬时的感受。氨纶是怎么养成这习惯的？没人知道。有人说这是一生失败累加的结果——一种羞耻感，对别人嘲弄的反应。当然，也可能纯粹是因为磕多了药。

不过我有不同的理论。这源于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书中有一段关于巴黎下水道的优美长文：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知。在那里，万物汇聚，彼此对峙。在那苍白之地，虽有阴影，却不再有秘密。每样东西都显露其真容，或至少是其终极形态。污秽之物的可取之处在于，它从不撒谎。

我相信雨果的观察切中了氨纶与垃圾对话的核心原因：在垃圾中，一切皆赤裸。我认为这种终极的诚实一定抚慰着他。雨果和氨纶都领悟了一个不为常人知晓的真理。他们明白，我们的垃圾在对我们说话，它的诚实令人释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废弃物激增的世界。社会产出的垃圾剥去了所有幻觉。它揭示了我们所抛弃之物那令人不安、不容粉饰的面孔。垃圾侵入我们的海市蜃楼，将万物置于平等之地，讲述着完整的故事——只要你懂得倾听。

如今全球固体废物年产量已超过二十亿吨，预计到2050年将接近四十亿吨。已无处可逃——甚至连外太空都散布着垃圾。目前约有上万吨垃圾环绕地球飞行。

每年仅塑料产量就达四亿吨。大量塑料被倾倒入海洋。它们附着在岩层上，甚至将其包裹在一层塑料地壳中。塑料对软体动物有害，会导致中毒。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玻璃。加起来是堆积如山的废物。

对于守法的纳税公民来说，那个240升的垃圾桶是遏制可回收物浪潮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垃圾清运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回收是一场障眼法。 垃圾清运工把你所有的纸和塑料变没了——哒哒！——同时也净化了你那中产阶级的负罪良心。在欧洲，最大的塑料生产国和消费国是德国人，而他们也恰好是最大的回收国。塑料消费与回收齐头并进。我们都想维持一种幻觉，以为我们丢弃的塑料都被回收了，但真相是全球回收率仅为10%。大量的塑料被运出我们的视线，送往更贫穷的国家，或最终流入海洋，我们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块全新的塑料大陆。

在亚洲，来自魁北克的牛奶袋和酸奶盒堆积如山。妇女和儿童在这些塑料山中分拣，设法再利用极小的一部分，而其余的则在土壤中降解，或被无良的经营者焚烧，毒烟滚滚冲天。别搞错了：我们绿色垃圾桶里的东西，正在毒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水、土壤和空气。

人类学家米凯拉·勒默尔（Mikaëla Le Meur）描述了越南明开镇（Minh Khai）妇女的工作，她们负责拆开来货集装箱里的压缩塑料包。这些妇女必须每天弯腰劳作十小时，姿势极不健康，做着清理富人制造污秽的脏活累活。

“别的国家也有这种工作吗？”一位老年女工问勒默尔。

“没有，我想没有，”她说。

“那带我去法国吧，”老妇人道。

暴风雪过后，蒙特利尔厚厚的白雪覆盖下显得宁静纯洁。这美景让我心情恶劣。我早就知道，我将困在外面，在一英尺厚的雪中跋涉，每一步都深陷其中，雪灌进靴子。这一切荒谬至极。

冬天，我连垃圾桶都拖不动。我得像熊抱一样把它夹起来（它们有小冰箱那么大），翻越到处冒出来的雪堆，然后稳住它，让卡车的机械臂把它清空。冬天收可回收物应该被列为奥运项目。

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我以最快速度脱离卡车。接着，清除第一个障碍——一道高墙般的雪堆。之后，我跳上人行道边缘，再提起塞得过满的垃圾桶。积雪压得够实，在桶上结了一层硬壳，增加了重量。我把它拽出来，拖向卡车——这速度让我怀疑能不能当天收完这条线。

在垃圾路线上，冬天每车至少要耽误一小时；在回收路线上，耗时更多。一场大暴风雪意味着三天。三天在雪堆里追逐垃圾。

寒潮过后，万物冻结。一切都干净得一尘不染，像刚熨烫过的衣物一样清爽——除了垃圾桶，它们被泥泞、冰块和积雪层层覆盖。蒙特利尔人会铲净车道和阳台的每一寸积雪，虔诚地清理他们珍贵的汽车。但那个卑微的可回收物桶呢？从不。何必呢？那是垃圾清运工的麻烦，对吧？

就在这时，主管——你知道的，那个本该给你送咖啡、拍拍肩膀感谢你奋战在一线的人——决定找到我，让我把垃圾桶摆正点。我看着他，竖了个中指，然后把垃圾桶扔进了主人的院子里。

这一切纷争的根源何在？自从笛卡尔决定将人类置于世界中心以来，我们就相信能征服自然之力。我们以为能战胜冬天。哪怕是大雪纷飞，正直的纳税人也不允许半个空回收桶停在路边。但当你是在暴风雪中捡垃圾的那个人，当你深陷寒冬之中，你很快就会意识到，那种认为自己比自然更强大的想法，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收垃圾已经二十年了。每年春天都是老样子：随着冰雪消融，漫长冬季的积雪退去，蒙特利尔人哀叹这座城市的肮脏。废弃的垃圾堆、满溢的垃圾桶、被丢弃的报纸、瓶子和餐具重新浮现。这是垃圾僵尸末日：去年的垃圾死而复生！这是垃圾入侵。记者们义愤填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理这烂摊子？真是丢脸。

普通人的态度总是让我惊讶。他们可能会在我们干活时走到车前，径直走到我们面前，把一袋垃圾扔到我们脚下——有时甚至是砸向我们——却连正眼看我们一眼的礼貌都没有，更别说道谢了。这些人会感谢快递员、搬家工和邮递员。他们没问题跟修路的工人聊天。但他们几乎看不见垃圾清运工。他们希望我们消失，就像希望他们的垃圾凭空消失一样，仿佛变魔术一般。但当年度的冰雪消融，城市突然变得灰暗、尘土飞扬、垃圾遍地时，他们又站在屋顶大喊：“垃圾清运工都在干什么吃的？”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垃圾清运工和公众之间已经有一个专门的交流系统了：那就是垃圾桶本身。你在收完垃圾后看到垃圾桶的位置，说明了一切。如果你的垃圾清运工把它倒扣着放回去，别生气。那不是疏忽，是常识：这样放垃圾桶通常更稳定。但如果你回家发现垃圾桶在院子中央呢？好吧，你的垃圾清运工可能在给你传话。假设你没盖盖子，把桶放在路边放了三天，里面积了十加仑的水。路过的行人扔进去的水和狗屎有足够的时间炖成一锅汤。我还得多拖五十英尺绕过那些车子。那么，很有可能我把桶清空后，会揍它一拳，然后把它扔到你草坪的正中央。如果你发现垃圾桶躺在你的郁金香花床上，就当你那个垃圾清运工心情不爽吧。

真正暴怒的垃圾清运工可能会把垃圾桶拖进料斗，用废物和垃圾汁把它涂满。他可能会把桶精准地平衡在某个特别讨人厌的住户的车顶上，偶尔甚至会垒起一道垃圾桶墙堵住你的车道。另一方面，在极度恼火的情况下，垃圾清运工可能会直接把桶扔进料斗。而最激烈的表达不满的方式——我自己从没干过——是把垃圾倒在车上，或者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把一个袋子朝那个失职的纳税人扔过去。

我知道某些读者可能会对我要讲的一些故事感到不适。这群古怪的垃圾清运工——在艰难童年后过着苦日子的人；变态；被社会遗弃的人——可能会让你犹豫。我是为了讲故事而夸大其词吗？或者，更糟的是，垃圾清运工是公共安全威胁吗？我们应该信任一个坐在十轮大卡车上抽大麻的家伙吗？我们真的能让这些罪犯在好社区里游荡吗？

如今的企业非常重视声誉管理。他们采用“最佳实践”，聘请品牌经理，弄出漂亮的网站和一尘不染的办公室。非传统的员工会受到处分，或者干脆不被录用，因为公司越来越不愿意雇佣怪胎。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进步”的迹象令人安心。好吧，反正我不这么觉得。

垃圾世界是一片狂野西部，而这正是我爱它的地方。我爱这种在肮脏与清洁之间的游走。我爱垃圾清运工那种欢快的混乱——我们的无政府精神和隐隐的绝望。我爱垃圾车本身的混乱。它给了我一个在别处找不到的自由空间。给我这个，我就全押上，毫无保留。所以当企业和政府带着规范和整顿这团混乱的计划出现时，对我毫无意义。

在我看来，保留这样一个阈限空间是极为合理的，在这里，那些在社会中找不到位置的人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试着把这个行业想象成另一种人类废物的回收系统。称之为社会生态学；你可以理解为弃儿之间的团结，一个不适合主流的微型社会，一种对越轨行为的自我管理，一个垃圾的普世兄弟会。我称之为我和我的垃圾清运工兄弟们。

最近我遇到一个以前一起干活的哥们。他是弃儿中的弃儿，现在连垃圾清运工的兄弟会也把他开除了。他在收废金属。这是少数几个他能“被回收”并获得新生的行当之一。即使有些收入可能没报税，但总得有办法给那些被抛弃、被判死刑的物品赋予新生。有人视收废品为堕落，我却视之为希望。

不久前，我看了一档关于魁北克垃圾清运工的电视节目《清运工》（Les Éboueurs）。这是典型的真人秀：观众跟着在各种条件下工作的垃圾清运工体验生活。一方面，看到同行上电视我很自豪。但这节目也让我心情矛盾。这感觉就像我看一个年轻记者体验当一周垃圾清运工的新闻片段一样。这两个节目都以同情的角度描绘我们，也都批评了工作节奏和系统施加的压力——以及这如何转化为安全隐患。两档节目都用心良苦；呈现的观察大体上也准确。然而，当我问我的哥们史蒂夫怎么看时，他说有一点让他如鲠在喉，那就是它们传达出的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体感觉。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得到的印象大概是这样的：收垃圾是一份糟糕的工作，由那些别无选择的倒霉蛋干着；他们被残酷的系统剥削，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史蒂夫可是骄傲得像只孔雀。他真心热爱这份工作，所以那种展示我们需要同情的画面，对他来说简直是一记耳光。

但我觉得史蒂夫说这两档节目把我们简化成漫画形象有点夸张。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描绘了相当平衡的图景。然而，记者和制作团队没能捕捉到的，是我们垃圾清运工热爱这份工作的那种难以言喻的理由。即便怀着最好的善意，他们也无法理解，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想要当垃圾清运工。

相信我：完全有可能因为你想干而干这行。我们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告诉我明天就要死了，我会毫不犹豫地再去车后跑最后一趟。回到我该待的地方。

本文作者：西蒙·帕雷-普帕尔住在蒙特利尔，是一名垃圾工，也是《垃圾！》一书 的作者，本文节选自该书。该书将于本月由梅尔维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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