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败坏的学术：科研中的造假、偏见、疏忽与炒作

被败坏的学术

科研中的造假、偏见、疏忽与炒作

作者丨书杰

2026年春天，一个博士肄业生，让中国学术圈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震。 从4月9日起，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通过社交媒体，接连举报四所顶尖高校的五位“长江学者”“杰青”头衔学者，直指其顶刊论文存在系统性数据造假、实验失真。最终，涉事名校相继启动自查，多名学术大咖被撤职降级、论文撤稿。一场民间打假，演变为撼动体制的学术地震。

世人惊叹于一名普通学生的孤勇，却少有人直面这场风波背后刺骨的真相：耿同学曝光的从来不是个别学者的道德瑕疵，而是当代学术体系被深度败坏的完整病灶——制度化造假、圈层化偏见、系统性疏忽、流量化炒作，四大乱象交织共生，让本该求真的学术本质，沦为功利博弈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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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捅破窗户纸的“圈外人”

事件中最具讽刺性的细节是：戳穿这层窗户纸的，不是同行评审，不是高校学术委员会，不是基金项目验收专家，而是一个视频博主。耿同学打假的主要工具不过是计算机程序，“技术并不复杂”，耗时不过十几个小时。一篇能通过《自然》编辑部审核、能支撑“长江学者”头衔的论文，其数据漏洞竟然连“是否用了随机数生成器”这种基础检验都通不过。

这暴露了学术评审体系的全面失灵。

同行评议中，“小圈子熟人”文化盛行，同一领域的专家们“哪怕发现问题也大多选择息事宁人，不愿打破圈子里的默契”。高校学术委员会本应审查论文真假、数据问题，但耿同学在举报前联系某校学术委员会后，“当天晚上就接到涉事论文作者联系，希望私下沟通、不要发布”——委员会的关注点随即转向“举报者要不要发声”。

科研处只承担“备查”职能，而非实质性审查，“课题组整理好论文相关数据交到科研处备查，学术诚信主要依赖课题组自律”。而期刊影响力与论文数量、人才头衔与行政级别的激励，共同构成了一道坚固的护城河——护的不是真理，而是既得利益。

这不是个别学阀的堕落，而是整个学术治理体系的制度性溃败。本应各司其职的监督防线，在利益面前层层失守：期刊要影响因子、高校要学科排名、个人要“帽子”和经费，三方一拍即合，在“发表”这个绩效考核点上达成默契共识。造假论文不是“漏网之鱼”，而是沿着这条利益链条被“护送出海”的违规产品。

耿同学以一己之力撬动多所高校的学术调查，新华社评论一语中的：这不是“高手在民间”，而是“国内学术监督体系一次刺眼的照镜子”。这面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制度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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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异化与评价体系的符号暴力

耿同学事件之后，同济大学在不足一个月内完成调查，免去王平院长职务并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南开大学亦紧随其后，免去院长陈某职务。然而，这种“问责”再漂亮，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本质问题在于，“帽子”体系的副作用已远超其激励价值。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长江学者”“杰青”等头衔往往伴随行政职务跃升，不少人的精力转向行政管理，投入一线科研的时间锐减，“他们太忙了，甚至连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在课题组架构中，课题带头人向国家申请大项目后，将具体任务分派给学生，而导师“默认学生送过来的这些结果都是真的，也不会核查研究的真实性”。无数顶尖学者，沦为学术文牍主义的“签单人”与“挂名侠”。

更深刻的是，这套体系已经形成一种制度性的符号暴力。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在这里找到了触目惊心的注脚：当“杰青”“长江学者”等头衔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学术资本，持有者便天然获得了免于被质疑的特权。顶刊论文是通向高处的通行证，而非对知识的证成。一个握有“小院士”美誉的学术大咖，面对学生递交的实验数据，可以既不追问“为什么这列数都是5”，也不核查原始记录——因为对于维护头衔和持续产出而言，查验真相的成本远大于风险。这是学术场域中符号权力的自我增殖，以不断发表为唯一伦理，以“不做核查”为默认规范，最终以科研诚信的牺牲为代价，向那些自我重复、自我炒作的学术泡沫输送养分。

“论文数量、期刊等级，与职称晋升、经费分配、招生名额、学科排名高度绑定。这种指挥棒之下，本该是‘十年磨一剑’的科学研究，往往被催成‘一年凑几篇’，滑向抢热点、堆数据、拼发表。”当学术成果从“知识的证成”沦为“绩效的证成”，学术活动的异化便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整个评价逻辑对学术本性的彻底扭曲——这正是马克思异化理论在知识生产场域中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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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与偏见

学术异化的另外两张面孔

如果说耿同学打假事件戳中的是“造假”这一显性病症，那么在学术异化的光谱中，偏见、疏忽与炒作则是更为隐蔽、更具系统性的病灶。它们构成了一条从轻微失范到严重造假的异化链条。

偏见是学术认知的结构性缺陷。当研究选题越来越趋向于“花哨的东西容易发论文”“论文越花哨，看的人多，引用率就高，引用率高，杂志的影响因子就高”时，名利冲动将实验导向那些更“惊艳”却未必更真实的结果。耿同学自己所经历的“对科研祛魅”，正源于他目睹了这种以发表为导向的生态扭曲了科研本来的意义。这种偏见并非个人的认知偏差，而是激励结构对求真本能的系统性抑制。

疏忽是学术责任的结构性撤退。从课题带头人不对实验数据进行核查，到通讯作者未尽对论文数据真实性的应尽责任，从高校科研处不做实质性审查到期刊审稿人流于形式，“疏忽”被整个体系内化为一套合规的、不需追问的道德缩减。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言，“科研处多数情况下只承担‘备查’职能”“靠科研处全部审查也并不现实”——这种“共识性疏忽”不是过失，而是制度庇护下一种心照不宣的冷漠。

炒作则是学术声誉的市场化变现。在“唯论文”的指挥棒下，真正有价值但“不花哨”的研究无人问津，而那些技术花哨、结论惊艳的论文，哪怕存在数据疑点，也会因为在顶刊发表而被冠以“重大突破”的标签大肆宣传。研究者争相涌入热点领域，将“蹭热点”变成一种科研策略。这种炒作不仅扭曲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更从根本上腐蚀了学术公信力——当公众发现“突破性成果”背后是一张张伪造的实验图表，他们对整个学术共同体的信任便随之瓦解。如果科研人员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数据，还能指望社会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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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黄昏

从公共善到私人物品

耿同学事件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知识生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从一种“公共善”堕落为一种“私人物品”。

在康德和哈贝马斯的理想图景中，知识的真理性建立在普遍的公开讨论和可重复验证之上——学术的公共性，是所有知识有效性的前提。然而，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中，知识的价值越来越被简化为它在评价体系中的交换价值：文章的引用次数、期刊的影响因子、人才的“帽子”等级。知识不再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探索，而是关于“我能发表什么、我能被引用多少次、我能拿到什么头衔”的利益计算。耿同学之所以呼吁推动“重复实验”，正是因为他精准地意识到：只有将可重复性重新置于学术生产的核心，才能从制度上切断利益链条，找回被遮蔽的学术初心。

更令人不安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对打假者的系统排斥，揭示了这个体制的自我封闭倾向。有论文被举报后，耿同学透露曾有中间人“暗示”想用钱摆平，被他当场拒绝。学术共同体的自净功能——这本应是最核心的制度免疫系统——变成了对外部“入侵者”的集体排异。

这不是某个“学术圈”特有的病症。这是知识生产在现代性条件下必然遭遇的悖论：当知识被制度化为一种社会资本，它的真理性就会受到资本逻辑的持续腐蚀。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个别人的道德审判，而是对整个学术评价体系的手术。如果“帽子”与知识贡献分离，期刊影响因子与引用炒作脱钩，科研经费分配与短期发表脱钩——只有切断这些驱动异化的逻辑链条，学术才有可能回到它本来的轨道：一种以诚实为核心的、可重复的、经得起质疑的集体探索。否则，我们不过是在垃圾之上再造垃圾，在谎言之上再造谎言。

同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处理速度之快，在以往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制度并非没有执行力，而是只有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才愿意动用执行力。

耿同学的打假风暴终将过去，但那些被曝光的“□”形数据、“精美”图片和“小数点精准到荒谬”的图表，应该成为悬在所有科研工作者头顶的警钟。学术的败坏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制度、文化与伦理三者长期失守的必然结果。如果连“小数点后两位的小鼠”都能堂而皇之地登上《自然》，我们的学术离完全败坏还有多远？

本文所揭示的四大乱象——造假、偏见、疏忽、炒作，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代学术体制深层危机的集中爆发。

如果你想更系统、更深入地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机制与出路，推荐阅读这本《被败坏的学术：科研中的造假、偏见、疏忽与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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