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10年遭丈夫8次出轨，43岁抑郁烧炭自尽

2014年6月1日，端午节前夕。

台中，一间普通的租屋处。

家人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报警，破门。

那一晚，43岁的于佳卉，就此离开了这个世界。

消息传出来，一代人的童年记忆，碎了一地。

这个名字，不同年代的人记住的方式不一样——有人记得她是小虎队的师姐，有人记得她是电视里的玳瓒公主，有人记得她是《康熙来了》上那个历经两段婚姻、说起往事仍能笑着开口的女人。

但不管哪一种记忆，在那一天之后，全部停在了那里。

她的四十三年，值得被完整地说一遍。

1970年8月11日，于佳卉出生在台湾。

这个起点，放在任何一个标准里，都是顶配。

于佳卉曾经在综艺中提及家世背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境不错"，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名门。

祖母左正范，是左宗棠的曾孙女。

祖父，是于右任的堂哥。

父亲任职联勤总部，官至少将。

姨丈吴之敬，是台湾传媒圈里响当当的人物，曾制作华视《综艱100》，那是一档在台湾娱乐圈里留下过印记的节目。

军政背景，传媒人脉，两条线同时编进她的家族史里。

这种家庭结构，带给她两样东西：一是进入娱乐圈的通道，二是对家庭的某种深层眷恋——她后来的很多选择，不管是退隐，是再婚，是为家庭牺牲事业，背后都有一个想要守住"家"的执念在驱动。

但在1988年之前，这些都还是后话。

她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台湾女孩，怀揣着一份说不清楚来路的表演热情，想往舞台上走。

1988年，于佳卉和蔡雨伦，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忧忧"，在飞碟唱片正式组建"忧欢派对"。

两个女孩，一个叫欢欢，一个叫忧忧，名字拼在一起，是"忧欢"，是一种很台湾八十年代末的浪漫和感伤。

第一张专辑《告别17，微笑18》，一出来就走红了。

那是台湾少女偶像团体最好的年代之一。

市场刚被打开，观众对新鲜面孔充满热情，只要气质对、形象清爽，就能迅速占据一个位置。

"忧欢派对"的风格是自然清新，不走浓艳路线，两个年轻女孩站在台上，笑着唱，青春气息是真实的，不是制造出来的。

那张专辑，装下了很多人对那个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层记忆。

然后，1989年，小虎队出道了。

小虎队和忧欢派对推出了合辑《新年快乐》。

这件事在当时的台湾流行乐坛里，算是一次标志性的联动。

那首《青苹果乐园》，从台湾唱到大陆，从电视唱到街头，唱进了一代人的耳朵里，也唱进了他们对那段岁月的情感定位里。

小虎队靠这张合辑快速走红，而一直在小虎队之前出道的忧欢派对，成了他们公认的"师姐"。

这个身份，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跟着于佳卉——不管她后来经历了什么，只要提起小虎队的师姐，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还是她。

1990年，忧欢派对发行了专辑《祝福》。

1992年，忧欢派对与小虎队等共同登上央视春晚演唱《新年快乐》。

那一次亮相，让她正式进入了大陆观众的视野。

春晚在那个年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平台"，能站上去的人，名字会被记住很久。

她站上去了，被记住了。

那一年，她二十二岁，正在从少女偶像向影视演员转型的节点上。

但那一刻站在舞台上的她，大概不会想到，那个被所有人记住的瞬间，同时也是她人生中最顺遂阶段的最后一段高光。

再之后组合散了，两个人各自走向了不同的路。

忧欢派对解散之后，于佳卉转向了影视。

这一转，转得不算难，但也没有当初出道时那么顺。

1991年，她首次参演情感剧《京城四少》，正式踏进了影视圈的门槛。

此后又接了《书剑恩仇录》《怀玉公主》等一系列古装题材，台湾古装剧在那个年代有很成熟的市场，她的气质适合古装，扮上之后是那种能撑住镜头的人。

真正让她在影视观众里留下印象的，是1999年的《乞丐郎君千金女》。

她在里面演玳瓒公主。

这个角色后来被很多看过那部剧的观众反复提起，说起于佳卉，总会有人想到这个名字。

演员靠角色被记住，被记住的角色留下来，成为她与那一代观众之间最具体的连接。

演艺事业在缓慢推进，但生活这条线，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21岁，她遇到了张孝正。

他是导演，也懂武术指导，在剧组里是有分量的人。

于佳卉那时候刚开始转型，在拍摄现场遇到一个成熟、专业、能给她安全感的男人，往下走是很自然的事。

1992年，22岁的于佳卉，做了一个让娱乐圈震惊的决定。

她解散了自己的组合，从公众视野里退出来，嫁给了张孝正。

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她后来在采访里说过：从小她就觉得20岁就应该结婚，因为这样等孩子20岁的时候，自己才刚40岁，还有大把时间。

这是一个对婚姻寄予极大厚望的人说的话。

婚后，她迅速承接起了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生了一儿一女，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那时候应该觉得，这比聚光灯下更真实，更值得。

但这段婚姻出了问题。

具体的细节，各方说法存在分歧，权威媒体的报道呈现的是一场公开争议的来龙去脉，而非已经确认的事实。

能确认的是：这段婚姻最终破裂了，争议闹得很大，当事各方说法不一，真相在公开报道的层面无法被完整还原。

于佳卉自己当时在媒体面前的表达，是委屈，是痛，是那种承受了很多但觉得自己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愤怒。

她说，她承受了那么多痛苦，牺牲了一个家庭，对方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这句话被记录在中新网2014年的回顾报道里，是她当年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原话。

婚姻里的是非，清官难断。

公开报道所能还原的，只有事件的外框——争议存在，各方都有说法，没有哪一方的陈述在媒体报道层面得到了完整核实。

但无论经过如何，结果是清晰的：这段婚姻结束了。

于佳卉拿到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一个人带着孩子，重新开始。

那一年她三十多岁，带着两个孩子，背着一段充满争议的婚史，重新站在了她原本以为已经安稳下来的人生起点上。

这是一种很消耗人的处境。

不是突然崩塌的那种，是那种被反复磨损之后，你已经不确定自己还剩下什么的状态。

但她没有停下来。

她继续参演电视剧，继续出现在台湾娱乐圈的各种场合里，继续用公众视野里的那个于佳卉，撑着这一切。

第一段婚姻结束后没多久，于佳卉遇到了江国宾。

他也是演员，也有过失败的婚姻。

两个人走到一起，有相似的背景，有彼此能理解的东西。

2004年，她再次披上嫁衣，走进了第二段婚姻。

这一次，她又生了一个女儿。

同年，她参演了《康熙来了》，那是台湾综艺节目里知名度最高的节目之一，她在那里的露面，让很多人看见了那个时期的她——笑着说话，能开玩笑，聊婚姻聊感情不回避，看起来坦然。

但综艺节目里的坦然，和真实生活里的状态，往往是两回事。

她为了配合丈夫的事业，再一次退居幕后，担任贴身助理，随剧组四处奔波。

这是她第二次为了婚姻放下了自己原本的轨道。

一个演员，把大量精力投进了不属于自己事业的部分，时间久了，会失去重心。

那几年，她的公开工作记录开始变得稀疏。

争吵取代了最初的温情，那种相似背景带来的理解和包容，没有变成长期支撑婚姻的力量。

2009年，她与江国宾离婚。

两段婚姻，先后以同样的方式收尾。

一个对婚姻寄予如此厚望的人，两次走进去，两次走出来，带走的是三个孩子，带不走的是那些年消耗掉的东西。

这种消耗，是很难被外人量化的。

它不是一件事把人击倒，是一段时间里一层一层叠上来的重量，压着，没有人来替你分担，也没有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能结束。

离婚之后，她的状态开始出现在一些报道的侧面描述里——偶有露面，偶有参演。

2011年，《廉政英雄》；2012年6月，《智胜鲜师》。

这些记录说明她还在工作，还在试图维持某种节奏。

但2012年6月，父亲走了。

父亲于鼎，那个曾经在联勤总部官至少将的男人，在那个初夏离开了。

这件事对于佳卉的打击，是公开报道里能够明确核实的最重要的情绪节点。

中新网在2014年的报道里写得很清楚：父亲过世之后，她陷入了重度忧郁症。

忧郁症不是悲伤，不是难过，不是一段时间之后会自然缓解的情绪波动。

它是一种病，是大脑的运作方式出了问题，是整个人的能量系统被拖进了一种异常状态——睡不好，吃不下，什么都提不起劲，光是应付每一天就已经耗尽所有。

朋友们知道她的状态，有人专门送去了两只红贵宾，想让小动物陪着她，冲淡一些那段时间的沉。

这个细节，在那些读过报道的人眼里，是很揪心的一笔。

两只狗，是朋友能想到的、最轻柔的一种方式，试图在她和那个黑暗之间，塞进去一点温度。

但抑郁症不是靠温度能解决的病。

2012年之后，她的公开露面几乎停止了。

偶有露面的时候，认识她的人会说，她努力在笑，但眼神里有一种很难掩盖的空洞和疲惫。

这种状态，被一些后来回顾她这段时期的报道描述过——不是刻意的悲戚，是那种用尽了力气维持表面，但维持不住了的感觉。

她在那几年里，一个人扛着三个孩子，扛着重度抑郁，扛着两段婚姻留下的全部重量，在一个越来越小、越来越安静的空间里，试图找到一个出口。

那个出口，她最终没能找到。

2014年6月1日，是端午节前夕。

按照台湾的习俗，这前后几天，是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天下午，于佳卉和家人聚会，聚完之后，离开了。

她走的时候，跟家人说，晚上有朋友要来找她喝酒，叫大家不要过去打扰，还交代了一句——让她睡到自然醒。

家人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她就这么走了。

到了晚间七点多，家人打电话联系不上她，开始着急，报了警。

警察和消防员到了她租住的地方，破门进去。

她母亲、兄弟、阿姨，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当场崩溃，泣不成声。

这个细节，出现在中新网当时的报道里。

读起来很短，但那个画面是很难想象的——一家人站在那里，看见了他们最不想看见的东西，然后所有人同时崩塌了。

现场还留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人家叫我这么做"。

警方认定这是于佳卉本人留下的字条。

这句话的含义，当时引发了很多猜测和解读，众说纷纭，没有任何一种解读得到了确认。

字条是真实的，其余的，只能留给各自的理解。

43岁。

这是于佳卉生命的终点刻度。

消息传出去之后，娱乐圈里有一种东西同时被触动了。

他写道：曾经提携我们的师姐，怎么就看尽人生，愿你一路好走，欢欢于佳卉。

吴奇隆和苏有朋也第一时间在微博发出祈福图案，悲伤之意，尽在不言中。

这三个人，是在她最风光的年代，被她作为"师姐"带着走过一段路的人。

小虎队走红的那张合辑，有她在上面，那首传唱了好几十年的歌里，有她的声音。

二十多年后，他们在深夜打开手机，为她送行。

大女儿张恩在父亲离世次日，在脸书上写下了给母亲的话。

她写道，让我们成了什么样子，你最好给我好好的幸福的跟你最爱的在极乐生活，听到没。

这是一个孩子对离去的母亲说的话，里面有怨，有爱，有那种失去之后什么都来不及说清楚的懵。

网上，那天之后，很多人发出了同一种感叹：又一个童年记忆走了。

这是普通观众处理这类消息的方式——用"童年记忆"这个词，把自己跟她的关系定义成某种情感上的归属，然后叹一口气，继续各自的生活。

但对于认识她的人，对于她的家人和孩子，那一天不是"童年记忆的消失"，是真实的人消失了。

澎湃新闻在报道里这样写：当一个艺人被遗忘很久，突然在某一天受到大量媒体关注的时候，往往会勾起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这次"小虎队"的师姐——"忧欢派对"的成员之一欢欢（于佳卉）重回视线，是因为她的死。

这句话很直。

直到有点残忍。

但它准确地说出了一件事：她在生命最后那几年里，几乎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不是被驱逐，是自然地沉了下去，然后不再浮出来。

那几年里有多少人想过她，不知道。

那几年里有多少人记得她，不知道。

知道的是，她重新被所有人看见的那一天，是她离开的那一天。

回头看于佳卉的四十三年，有一条线贯穿始终。

那条线叫做：她一直在认真对待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

她认为演艺重要，所以在还是学生的年纪就签约出道，在还不确定前方有什么的时候，就把自己推上了舞台。

她认为婚姻重要，重要到愿意为了它两度放下事业，放下自己的轨道，退到幕后去。

她认为家庭重要，所以在两段婚姻都以失败告终之后，带着三个孩子，一个人扛。

这些"认真"，没有一次带来她想要的结果。

但她每一次都是认真的。

她出道的年代，是台湾流行音乐最好的年代之一。

忧欢派对从那个年代走出来，靠的是真实的清新，是没有被过度包装的青春。

那张《告别17，微笑18》，那首《新年快乐》，留下来了，成了很多人对那个年代最具体的声音记忆。

她转型影视之后，演了玳瓒公主，演了一个又一个古装里的女性，在台湾影视圈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

那不是顶尖的位置，但是实实在在的，是她用作品换来的。

然后是那些年的消耗。

两段婚姻，两次离婚，三个孩子，父亲的离世，抑郁症的纠缠——这些东西叠在一起，是很难用任何一个词来概括的重量。

抑郁症是一种病。

说这句话不是在为任何事情辩护，而是在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它是病，不是软弱，不是想不开，不是用劝说就能解决的东西。

一个患了重度抑郁症的人，正在经历的是大脑层面真实的痛苦，是那种光是活着就已经用尽所有力气的状态。

她在那种状态里撑了将近两年。

2012年6月父亲走后，到2014年6月1日，是整整两年。

这两年里她参加了综艺，参演了剧集，偶尔出现，努力维持。

朋友送去了小狗陪她，家人还在。

她没有放弃，但病没有好转，最终，在2014年的那个夜晚，一切走向了终点。

不是没有人关心，不是没有人在意。

有时候，一个人深陷的困境，超出了周围所有人的能力范围。

这是最令人无力的一种悲剧——不是因为冷漠，是因为某些东西真的太重了。

于佳卉的离去，在当时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回顾报道。

很多人是在那一天才重新想起她，想起那首《新年快乐》，想起那个站在台上笑得很灿烂的女孩，想起那些属于八九十年代台湾流行乐坛的、已经渐渐被淡忘的声音和画面。

她走了之后，人们才把目光投向了她这四十三年。

她四十三年里做的那些认真的事，才被重新翻出来，被看见，被记住。

她走得比那些被她带着走的人，早了太多年。

她本来还有很多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