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8岁时被老乡哄骗到东北，受尽屈辱三年后回乡的我为何只想着寻死？
1992年6月，汉城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茶室里，六十七岁的文必基把一叠泛黄信纸摊在桌上。她抬头望向窗外，街上的喧闹与她无关，脑海里却不断掠过半个世纪前那条通往北方的铁轨。有人小声问她：“要不要歇一歇？”她苦笑摇头，“今天说完，也许我才能睡个囫囵觉。”
回想童年，庆尚道的山村总在晨雾里醒来。村学堂只收男孩，女孩则被认为“学多了眼高心高”。母亲偏要破例，卖了一斗米替她交学费。九岁的她提着小书包去上学，五天后父亲闯进教室，扯着她的手腕把人拖回家，当着全村长辈的面将课本丢进灶膛。木柴噼啪燃烧，她闻见纸张焦糊味，仿佛未来也被焚成灰。那天夜里，她裹着旧被子睡在仓房，心里第一次升起离家的念头。
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教育，却把有限的名额留给男孩；乡村里识字的女孩不到十分之一。懂事后，她觉得只有离开才能改写命运。1943年秋，十八岁的她被村里一个专替日本人跑腿的汉奸盯上。“去东北车站当文书，吃穿不愁。”男人递来一件紫底碎花连衣裙，又利索剪掉她的辫子。她心里打鼓，却挡不住“或许能重回书本”的幻想，跟着上了卡车。
从晋阳到釜山，再转火车北上，车窗外的芦苇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汉城、平壤的站台上，更多年轻面孔被塞进闷罐车。有人哽咽，有人木然。到达满洲边境时，她才发现所有人的行李被统一没收，写着“女性勤劳奉公队”的牌子亮得刺眼，润红的连衣裙却显得讽刺。她悄声问旁边的清子：“真的是去读书？”清子苦笑：“读书？怕是难喽。”
东北的那座两层日式木楼被铁丝网和持枪岗楼包围。初到当天，日军军医例行“体检”，她被推入白炽灯下，几句听不懂的日语后便失去挣扎的力气。次日清晨，十几名女孩排队背诵誓词，唱完《海行兮》，才被允许端起稀薄的高粱米粥。屋外立着两名朝鲜男子，他们奉命监管，比真刀真枪的日本兵更狠。“快点！”矮个子男人抽鞭子，“一人十个，还磨蹭什么！”
慰安所的规矩宛如铁笼：天未亮擦地板，黄昏前登记“接客”人数，夜半再由军医检查。醉酒的士兵掏出军刀乱砍桌椅，木屑飞溅；还有人把烙铁烧红后，一把按在她的胳膊窝，灼痛直透骨髓。三个月里，她靠清子偷来的草药捂着伤口；无奈的是，慰安所里连哭声都得克制。偶尔有空，她写信回乡，却只能写一句“我一切安好”，信纸却连寄往哪里的地址都不敢写。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坦克轰鸣着压进小镇，日旗被匆忙焚毁。那一夜，枪声、尖叫声混作一片，管理人把铁丝网剪开，低声说：“快走，能不能活，看命。”她与几名女孩踩着月色逃向南方。缺粮、冻疮、追兵，她靠在货运列车夹缝里蜷缩数日，才摸到鸭绿江边。冰水刺骨，她仍不敢回头。
返乡时，父亲已病殁，母亲的鬓间添了霜，新生的小弟尚不识她。乡人窃窃私语，她的沉默被当成“丢人现眼”的默许。她试过在乡下耕田，也去过兴南做过女佣；可只要户籍栏里那个“曾在国外劳工”字样浮现，邻人便像避疫般闪开。她于是改名，从美代子变成文必基，辗转晋州，在一家小客栈煮面、打扫、擦桌子，日子枯涩却能混口饭吃。
36岁那年，她遇见了一个在码头装卸石灰的汉子。酒桌上，他拍着胸口说：“跟我走吧，别怕。”她没多问，跟了他。后来才得知对方已有家室，还欠下赌债。那段同居生活只带来新的幽暗，直至男人暴病身亡，债主找上门，她再一次被逼得举目无亲。
有人疑惑，她为何不干脆结束生命。她淡淡答：“我想过，也试过，可是，到黄泉路上，若撞见那些穿军服的，还有谁能替我挡？”
将近半个世纪里，她把过往压进黑夜，直到1992年韩国多地开始征集日军受害者口述。那年夏天，她握紧旧信，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说出真名、生日和那三年的地点。记录者按下录音键，她轻轻开口：“我不求别人同情，只求别再有人被骗去走我的老路。”声音沙哑，却清晰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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