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徐志摩明明不爱结发妻子，却依旧夜夜同眠，同房后妻子怀孕他又为何不想要孩子？
1921年秋天，剑桥中国同学会的礼堂里灯火通明。台上，24岁的徐志摩挥手谈“爱的自由”，台下的留学生鼓掌叫好。一位男同学悄声说：“志摩真敢讲。”另一位却撇嘴：“他可把夫人留在宿舍烧饭呢。”短短一句，揭开了一桩门当户对、却暗藏龃龉的婚姻。
那位被留在沙士敦公寓的夫人，正是同行一年多的张幼仪。她每天凌晨五点起身，先翻几页英文报纸，再去市场买菜、生火、手洗尿布。屋里只有她和腹中孩子，窗外是雾气缭绕的康河。偶尔邻居老太太打趣：“中国太太真能干。”她只能笑笑，英语还蹩脚，笑容里却藏着困顿。
两年前的上海，徐家和张家联姻，喜乐锣鼓震动一条弄堂。新人没有时间恋爱，连蜜月都被留学船票抢走。轮船驶出吴淞口时，张幼仪裹着斗篷，努力在甲板上找丈夫的身影；徐志摩却埋头在舱房里修改他的论文。那一刻，婚书虽在，但两条平行线已画出。
真正的裂缝，源自一封来自上海的短电报——“喜，怀身孕”。张幼仪报喜，徐志摩却愣住。他在日记里写：“孩子将是绊脚石。”连夜，他独自走到康河边，风里夹着草木气息，他忽然感到“自由”与“责任”在拉扯。第二天，他对妻子低声说道：“孩子的事，再想想可好？”张幼仪泣而不语。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段时间，远在伦敦的林徽因随父亲欧游，短暂停留。徐志摩闻讯后，连夜乘火车赶往泰晤士河畔。同行友人提醒：“别忘了家里还有孕妇。”他只挥手说：“旅行能让人清醒。”这趟“清醒之旅”，却在日后被视为婚姻转折的暗线。
11月一个风雨夜，张幼仪突然早产。隔壁印度同学古玛听到呼救，用生硬的中文安慰她：“别怕，孩子快来了。”婴儿啼哭盖过了剑桥的钟声。那是个7个月的男婴，取小名“彼得”。生产的第二天，徐志摩才从伦敦赶回。他站在病床前，礼貌而疏离，像对待一位病人，而非自己妻儿。
不久之后，徐志摩提出回国继续学业。甲板上，他只抬着一个皮箱，提前下船。张幼仪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被舅父接走。两人在上海并肩留影，那是最后的合影，却更像一次例行公务。半月后，他们分居的消息在同侪之间悄然传开。
回到国内，徐志摩很快沉浸在新的诗与新的情感之中。张幼仪先是留在家乡教书攒学费，随后远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商业经济。她剪掉长辫，第一次穿上及膝裙，坐进男女混合的课堂。三年后，她成为国内获得商业学位的首位女性，回国后又在银行里挑大梁。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摇头，“要紧的是自己能站得住。”
这一对昔日伴侣从此分道扬镳。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浪漫的传说，张幼仪在人生表里完成了悄无声息的重生。留学地那间昏暗的厨房、那张逼仄的小床，曾经锁住她的也推着她迈出第一步。传统婚姻带去的责任失衡，被陌生的海外环境无限放大，最终催生了决裂，也意外催出了一个女性的独立意识。彼时的英伦秋风早已散去，但那场关于“自由与担当”的时代习题，至今仍在史册中留下一道长长的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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