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语文课堂上,学生的“提问”经历着异化:它不再是好奇心自然萌发的声音,而被训练成一种标准化的技术动作。学生们被要求“读后必有问题”,却鲜有机会表达心中真正的疑惑。
如何保护孩子们的提问,让提问不再只是打捞答案的工具,而成为主体逐渐辨认自身经验的过程?语文教师冯军鹤从课堂实践出发,揭示了“提问训练”与真正“保护提问”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所谓‘答案’,更多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停留,而不是最终真理,它具有临时性,可以被修正,也允许被放弃。”唯有在开放、包容、允许质疑与混乱的空间里,提问才能超越技术训练的囚笼,重新成为孩子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鲜活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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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29日专题《如何让孩子提出“好问题”?》的B04-B05版。
撰文|冯军鹤
当提问成为技术训练
提问的神话究竟萌芽于什么时候,教育史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今天关于教育理想的种种想象中,最常浮现的画面,莫过于一个歪着脑袋、额上顶着问号的孩子。无论是否深思过提问的意义与生长的轨迹,教育工作者们都不得不对这份想象怀抱敬畏。
于是在语文课上,歪着脑袋的孩子们便会碰到老师们的这样一个问题:读完这段文字之后,你脑海中冒出了哪些问题?或者,你能不能在阅读这段文字后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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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剧照。
让我们对这种提问方式提出一些疑问。首先,为什么我在阅读一段文字之后,需要冒出一些问题?老师经常暗示,你应该随时都能提出问题。如果在阅读之后,没有任何问题出现,你的阅读便是有问题的,是一种遗憾的缺失。其次,如果我在阅读中产生了一些想法,但这些想法并不是问题,我是不是一定要让它们以问题的方式出现?问题一定比我的感受或者情绪更高级吗?最后,学生深知这个看似开放的问题分享是一种伪装。老师在期待一个他需要的问题。所以,我究竟是在提出一个问题,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教育中一场糟糕的表演,皇帝的新衣。老师并没有撬动学生心中的疑问,也没有提供机会让学生感受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提问”变成了一次徒有其表的技术训练,一场可疑的摆拍。而在应试体制的逻辑中,再有效的技术训练也只是让提问能力转变成了“讨好”的能力。至于问题如何在孩子的生命中扎根,在技术理性的课堂上几乎找不到土壤。
保护提问
我喜欢孩子,所以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内容都会吸引到我。学习英语时,我迷上了一档播客,名字叫做《但是为什么:给好奇孩子的播客》(But Why: A Podcast for Curious Kids),是一家美国公共广播机构制作的儿童播客。在播客中,孩子们提出问题,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尝试给出回答。在互联网上自由提问的孩子最小3岁,最大12岁。首先吸引我的当然是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为什么我们记不起小时候的事情? 为什么屁是臭的? 为什么地球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1+1等于2而不是11? 为什么人会撒谎? 为什么人没有尾巴? 为什么动物不穿衣服?
在这些问题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孩子天然的好奇,而且能看到他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但这档播客令人着迷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困惑,还有播客对每一个问题的尊重。想一想吧,一个七岁的孩子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记不得小时候的事情了。一位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认真地回答说,这是一个深奥的科学谜团,也是我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现在,让我和你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吧。
大多数老师和成年人也确实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在开始说话以后,提问就已经是他们最自然的习惯。但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往往没有被认真回答,甚至没有被聆听。于是,好奇心失落了,提问的能力掩埋在记忆深处。我们只能将“提问”转化为技术训练,在课堂上一遍遍操练。
所以,相比于语文课堂“培养提问”的练习,我更认同“保护提问”的观念,或者说创造一个孩子愿意自由发问的环境。提问本来是孩子最自然的学习方式。他们好奇,所以会产生疑问,会向身边的大人提出问题。被聆听意味着被尊重,他们会确信自己的好奇是合适的。被认真回答则会带来满足,也会呵护孩子们继续提问的意愿。于是,面对不知道的事实,面对不理解的现象,面对复杂的社会规则,他们会继续以提问的方式寻求解释。当然,进入一定年龄之后,他们也会通过学习、阅读和思考的方式了解周围的世界。但主动的学习永远来自好奇和疑问。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可以那样?他们开始向自己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寻找答案。最终,他们变成了一个依旧乐于提问的成年人。这才是我们教育中应该发生的故事。
但保护提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它期待大人们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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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剧照。
大多数成年人都生活在坚固的秩序中,如果他对这种秩序毫无反思,当然很难接受孩子们对秩序提出的疑问。他们的权威随时可以碾碎孩子们的好奇。所以,保护提问的可能首先来自成年人开放的思维观念,来自平等与包容的姿态。同时,孩子对秩序的疑问很多时候表现为对秩序的破坏。这是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常常发生的。保护提问也就需要大人们在破坏面前保持冷静,不要只是暴跳如雷,施以严酷的惩罚。
瑞典儿童文学大师林格伦一定是孩子好奇心的保护者。相比于著名童话《木偶奇遇记》中大人们对匹诺曹顽皮行为的围剿,林格伦给予了“淘气包埃米尔”无比耐心的宽容和理解。“他追小猫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和它跑得一样快,当然小猫是不会懂得这层意思的。”同样,埃米尔把妹妹像旗子一样升到旗杆上,是因为他和妹妹想知道在那里能不能看到马里安奈龙德小镇。这是教育中的一个选择问题。相比于顺从、听话和安全,提问、挑战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无疑是更重要的。所以林格伦没有把埃米尔塑造成一个像匹诺曹那样需要被不断纠正的问题儿童,而是一次次提醒读者去理解那些“闯祸”背后的疑问与好奇。埃米尔为什么总想试一试?为什么总要越过边界?对于孩子来说,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未知的。规则不是天生存在于他们心里的。他们必须通过提问、试探甚至犯错,才能慢慢理解世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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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包埃米尔》
作者:[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译者:李之义
版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5月
保护提问就是保护疑问与好奇。拥有基本的语言能力和适当的勇气,一个学生很容易从疑问走向提问。很多时候,大人们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迟早是要消失的。但实际上,消失的不是问题,而是孩子们提问的勇气。
两种问题
让我们回到课堂。保护提问当然需要教师日常的呵护,但也需要反思课程设计中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在语文课上,老师期待学生提出的问题往往也是他们自己会提出的问题。哪怕没有将“提问”设计成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也会在老师的影响下以类似的方式感知“什么是问题”。
以经典课文《落花生》为例。课堂上老师会提出哪些问题呢?首先是与信息有关的问题:文中提到的花生的好处有什么?父亲认为花生有什么可贵之处?其次是与理解有关的问题:父亲通过花生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可能是生活中的哪些人?还可能会出现和情感有关的问题:作者在课文中表达了对父亲什么样的感情?
无论是教师自己的提问,还是学生进行的提问,课堂的下一步往往是“寻找答案”。应试的语文课在努力培养一种逆向思维。我们首先在文章中确认了信息、理解与情感,然后才将这些内容包装成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天然拥有标准答案。这也是考试要求的能力,如果你能够逆向地发现问题,当然也更容易在考题中迅速辨认出命题者期待的答案。
所以,语文老师的每一次提问,都是一次期待,也包裹着纠正与训练的意图。在五年级上册《落花生》的部编本语文教师用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教学第二次议花生的内容时,学生可能会质疑:做人一定要像花生才好吗?像桃子、石榴、苹果不也很好?可以先让学生把花生的特点,特别是爸爸所指出的最可贵的那一点理解到位,然后再与做人的道理联系起来。父亲并没有否定桃子、石榴、苹果等使人倾心的水果,而是对比突出花生因为默默无闻而不容易被发现(必须挖出来才知道),让学生思考和认识到,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容易被那些光鲜的人或者事物所吸引,但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更令人敬佩。父亲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花生一样,做一个有用的人。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父亲所说的话的本义,尊重学生的不同感受,把握分寸,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请注意这段话中潜藏的逻辑。它承认学生自然的质疑,但很明显,它不认为这个质疑是合适的。出现质疑,是学生没有正确理解课文。教师的角色,除了展示课文明确给出的“真理”之外,还要纠正学生不正确的理解。在这里,质疑是必须浇灭的,因为理解是被预设的。无论教师的引导能否成功,学生都会感受到一种态度:你的疑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准答案。
当然,标准答案的课堂会令人联想到久远的真理观。教师不断追问,学生不断思考,最终通过对话抵达真理,这正是被视为启发式教学典范的苏格拉底法。但在《后现代课程观》这本书中,作者小威廉姆 E.多尔却对这种方式展开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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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课程观》
作者:[美]小威廉姆 E.多尔
译者:王红宇
版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苏格拉底著名的提问法——苏格拉底法——其实是以回忆为导向的,并不具备真正对话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相反,它的目的在于抵达那些永恒存在并且早已被知晓的真理。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在课程理论中常常把苏格拉底法称为一种“对话式”方法,但我们对它的使用方式却与它最初的意图极为接近——即帮助学生发现那些已知的真理,那些教师已经掌握的真理。
小威廉姆 E.多尔认为,还应该存在另外一种问答,一种真正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在不寻求最终真理,也并非为了确认既有知识的情况下,问题才可以被打开。也只有在这种不急于评判、不急于结束问题的环境中,提问才会真正从个体的经验与好奇心出发。所以,一个孩子当然可以质疑1+1为什么等于2而不是11,尽管这在数学上是错误的。这种问题的产生与个体面对世界时的困惑有关,也和一个生命如何感受自己有关。它无法像知识训练那样迅速获得清晰的结果,因为它讨论的并非“什么是正确的”,而是“我为什么这样理解”“我是否还能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我与他人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提问不再只是打捞答案的工具,而成为主体逐渐辨认自身经验的过程。于是,所谓“答案”,更多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停留,而不是最终真理。它具有临时性,可以被修正,也允许被放弃。而在这种课堂上,教师的角色也不再是知识的裁定者,而更像是一个对话空间的主持者。小威廉姆 E.多尔称之为“平等者中的首席”。他需要保护问题的各种不合理状态,允许迟疑、矛盾、偏离甚至沉默存在,因为这些恰恰意味着孩子正在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对话和问题观念中,“保护提问”才是可能的。
所以,当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流动,当问题远离标准答案的篱笆时,问题才能够超越技术训练的简单逻辑。于是对老师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对的”“什么样的问题是有价值的”,而变成了在什么情况下孩子们的脑海中会涌现出问题,以及老师该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制造疑问
和学生一起讨论《落花生》这篇课文时,我也试图引导他们提出问题。我让学生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站在花生的立场,另外一个小组站在桃子、石榴、苹果的立场。在自由选择的时候,更多学生靠近了桃子、石榴和苹果,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凭什么说桃子和石榴是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呢?”“为什么不能够既好看,又有用呢?”因为一贯的自由氛围,学生们都强烈地表达着质疑。虽然这样的设计有些简陋,但在课堂上帮助学生跳出文字自身的立场,从而看见他者,是在课堂上制造疑问最好用的方式之一。所谓的换位思考或者共情,本来就是让偏见松动的最好方式。
讨论热烈起来。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双方的提问和回答都无法说服对方。我接着提醒他们注意左下角:“选作课文时有改动”。这立刻让他们兴奋起来。我便在PPT上一行行地展示了原文被改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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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剧照。
每一处改动都引起了质疑和分析。“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被改成了“有一样最可贵”。“羡慕”被改成了“爱慕”。一句完整的表达“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被尽数抛弃。而最关键的两处删改,立马让两个小组的同学放弃了刚才的纷争:原文中,我最后的总结是“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被编者改成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并且在父亲的回应中增加“对”这个字,代表了同意。但实际上,原文中父亲并没有说苹果、桃子、石榴有什么不好。进一步地,原文中非常重要的“伟大”这个形容词反而不见了。
分享删改是我们的语文课经常会出现的故事,而且往往会成为课堂的高潮。我也经常增加另外的阅读材料,与正在学习的作品构成某种张力,或者直接选择两篇彼此较劲的文字。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呼唤着孩子们的疑问。在我眼中,这样的观念碰撞类似于一种来自他处的“陌生化”。仿佛小说中突然出现的一个意外修辞,抓住了读者的眼睛,与作品自足的表达形成“陌生化”对照的文字或观点也引诱着学生的思考,质疑和问题便会在这种冲突中产生。比如在诗歌课上,我和学生对比讨论了北岛的《一切》和舒婷的《这也是一切》;而在整本书阅读中,我将阿城的《棋王》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放在了一起。比较的乐趣就在于,无论是相似之处,还是相似中的差异,都容易引发学生自然的好奇。
教师在保护提问的日常中,还应该不断制造疑问。分享陌生的文本,促进个体的对话,进行有张力的对照阅读,甚至分享有挑战的观念,这些都是练习中可以采用的方式。但任何一种方式,其实都只是在制造一种场域。在场域中,疑问得以萌生,教育刚刚开始,而如何保护萌芽才是教师最重要的任务。
但仅仅是教师,恐怕还不够。既然保护提问需要一种日常的呵护,家庭和社会的姿态就和学校一样重要。有对话发生的地方,问题便会出现,对待问题的态度便会对孩子提问的意愿产生影响。关键在于家长们能否跳出自身经验的逻辑,接受孩子们天真的质问,并且让质问成为对话中自然的齿轮,咬住一个又一个好奇的瞬间。在此关系中,更多对话,便是更多明亮的照耀,好奇心便会生长。
同样,家长也可以参与到质疑的训练中。相比于学校空间的固定,家长可以带领孩子进入各种各样“陌生”的世界。城市孩子进入乡村,乡村的孩子来到城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遭遇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博物馆、剧院遭逢真实而复杂的事物和艺术,接触不同的人群,听见不同的观点,这些都会召唤出孩子们的疑问。实际上,帮助孩子们体验丰富、多元和差异,便是让孩子们面对困惑和质疑。说到底,批判性思维的本质也是如此。
有人会问,这样不是让孩子们自己和自己较劲吗?也许的确如此。但这恐怕正是提问的价值,没有单一的确定性,也没有单一的善,所以才会让可能性发生。提问和质疑的神话在现代教育中戴上冠冕,是因为我们的现代社会需要它,所以,现代社会中的疼痛就会出现在那里。
作者/冯军鹤
编辑/王铭博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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