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男子与情人同居多年后查出性病，他状告情人索赔20万

“传染性病我负责！”重庆，男子与女子相识8年保持情人关系，后男子被诊断出生殖器疱疹，他指控是女子出轨后被传染给自己，并提交了女子手写的“传染性病我负责”保证书，男子诉至法院索赔20万元，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8年前，49岁的陈强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时年32岁的李丽，两人迅速陷入热恋，但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李丽当时还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陈强对此并非不知情，然而，这并未阻止两人关系的发展，两人的关系持续到李丽离婚后，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8年后，李丽写下一份《证明》，其中明确写道：本人李丽与陈强是2018年5月在交友软件探探认识后相亲相爱、相交性多的情人关系，这4年多从来没有一天断过联系，在这段时间，如传染性病给陈强由我负责。

这份“传染性病我负责”的承诺，看似为陈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其中也透露出两人关系的复杂状态，此时，陈强的身体已经出现异常。

2022年12月4日，陈强首次前往重庆市南川区某门诊就诊。门诊病历记载了令人不安的症状：“1周前患者无明显原因出现生殖器部位有疱疹样皮疹，伴瘙痒，流液。”

医生诊断为“疱疹样皮炎”，并在处置意见中建议“前往上级医院皮肤科进一步治疗”，这成为了陈强性病疑云的开始，但当时并未确诊具体性病类型。

2025年2月12日，陈强前往重庆某医院就诊，此时病情已更加明确，门诊病历记载，既往史：生殖器疱疹病史2+年，医生初步诊断为“生殖器疱疹”。

此后，陈强分别于2025年7月14日、8月10日和2026年1月8日多次到同一医院急诊医学科门诊就诊，西药处方笺上均载明诊断：“生殖器疱疹。”

在陈强提供李丽手写保证书的同时，李丽在法庭上讲述了这些文件背后的故事，她表示，这些证明和检讨书“系其本人书写，但不是其本人自愿写的，系原告殴打逼迫其写的”。

暴力指控并非空穴来风，2024年3月10日，李丽曾向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报警。

警方在2024年5月20日出具的《案（事）接报回执》中记载了当天的情况：“陈强与女朋友李丽在某店发生纠纷，进而发生抓扯，李丽称被陈强用拳头打了自己，导致自己嘴角出血，脸上有淤青。”

最终，“经过民警调解以及双方协商，双方达成和解，和平分手，以后互不影响。”这次报警发生在李丽写下最后一份保证书近两年后，但反映出两人关系中的暴力成分。

李丽在法庭上还描述了更长期的控制：“早在2020年我就提出过分手，原告经常殴打我，我的孩子还小，原告用我的孩子和家庭来威胁我不准我分手。”

这些指控与保证书的时间点形成了微妙对应——2020年6月的保证书，恰好是在李丽自称“2020年我就提出过分手”之后不久。

案件审理中，双方都提交了医学检验报告，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李丽提交了多份检验报告单，试图证明自己并未患病。

一份重庆市南岸区某医院2024年2月13日的检验报告单显示，在妇产科进行的检查中，革兰阴性双球菌“未查见”，沙眼衣原体“阴性”，这初步排除了某些常见性病。

另一份2025年1月的检验报告单更加关键：HIV抗体阴性，梅毒螺旋体抗体阴性。这意味着李丽至少在检测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和梅毒。

然而，矛盾之处在于，就在2024年2月19日，李丽曾通过微信向陈强发送一张检验报告单图片，这份报告显示，解脲支原体阳性可能提示存在感染。

更复杂的证据来自重庆大学某医院、重庆市某医院的检验报告单。该报告显示，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IgG）结果呈阳性；但单纯疱疹病毒抗体测定（IgM）结果为阴性。

医学上，IgG抗体阳性通常表示曾经感染过或正在感染，而IgM抗体阳性则更可能表示近期感染。李丽的检测结果显示IgG高值阳性而IgM阴性，这使情况更加复杂。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首先，证据无法证明李丽存在过错。

虽然李丽手写的保证书写有“传染性病我负责”，但这仅是单方承诺，且李丽辩称是被胁迫所写。

法院审理认为，陈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丽在双方发生关系前已感染病毒且在知晓自身病情的情况下仍与原告发生关系”，即未能证明李丽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

其次，疾病传播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

每个人的个体体质、免疫能力及生活条件等因素影响，同一类病毒在不同人体内潜伏及发展的程度亦有不同，仅凭疾病进展程度无法判断传染源。

单纯疱疹病毒传播途径多样，现有证据不能排除陈强在与李丽发生关系前已携带病毒。

最后，双方均有安全注意义务。

陈强和李丽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陈强主张李丽传染疾病，但自身对疾病发生“不能完全免责”。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陈强全部诉讼请求。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