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民间灵异鬼怪恐怖故事：成珠楼

（本故事改编自网友真实爆料或民间流传，写的不好请谅解，本人专注于灵异故事编写，欢迎大家提供素材，我来写，一起打造现代版的聊斋志异）

楔子

我叫何锦荣，今年六十一了，地地道道的广州海珠区人。

南华中路那一带，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出来。漱珠桥、龙导尾、海幢寺、同福路，我从小在那条街面上跑来跑去。街坊邻里都叫我“荣仔”，后来叫“荣哥”，再后来叫“荣叔”，反正离不开一个字——“荣”。

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在广州河南地老一辈人口中，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哪怕过去了将近四十年，只要一提起“成珠楼”三个字，老广州人脸上的表情都会变。

不是单纯的恐惧，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

陈家和潘家联姻，张灯结彩，大红囍字贴满三楼的木格花窗。

鞭炮放了三轮，满地红纸屑在午后的秋风中打着旋儿，从漱珠桥的方向一直飘到成珠楼门前的麻石台阶上。我那天下午正好在附近送完货，骑着单车从南华中路经过，看到成珠楼门口停了好几辆小轿车，还有一辆中巴，那时候私家车还没普及，好多人是从单位借的车。新娘子穿的什么裙子我没看清——隔得太远，只看到一片朦朦胧胧的白纱在三楼的窗口被风吹起来，像一个女人伸出来的手，在跟什么人告别。

我要是晓得那是一个女人这辈子最后一次穿白纱，我会停下来多看一眼吗？

也许不会。

也许我会骑得更快一些。

第一章 成珠楼

成珠楼的历史，老广州没有不知道的。

清乾隆十一年，公元一七四六年，当时广州五大家族之一的潘氏子弟吴紫垣在南华中路漱珠桥畔开了一间茶楼，取名“成珠楼”。两百三十九年后，我和我老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专门在这里请过媒人吃饭。

我老婆讲，她细个时候，她阿妈每个礼拜天带她去成珠楼饮早茶。一笼虾饺、一碟凤爪、一碗及第粥，虾饺的皮薄得能看到里头橙色的虾肉，一口咬下去汤汁在嘴里炸开。她最中意的是成珠楼的鸡仔饼——小小的一块，烤得金黄酥脆，咬开以后满嘴的南乳味和冰肉香。那时候饮茶是广州人雷打不动的习惯，成珠楼的茶市从早上六点半开到中午十一点，晚市从下午五点开到晚上九点。逢年过节更是火爆，要提前三四天订位子。

成珠楼的建筑是那种典型的岭南老式茶楼，砖木结构，三层楼高。外墙是清水砖墙，每一块砖都磨得光滑锃亮。一进门是个大天井，天井里种着几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满楼飘香。一楼是大厅，散客坐，人多喧闹。二楼是雅座，屏风隔开的，安静些。三楼是贵宾厅，不轻易对外开放，专门接待那些大户人家的婚宴、寿宴。

茶楼内部是全木结构的。梁柱是上好的坤甸木，粗得一个人合抱不过来。楼梯也是木的，只有一条主楼梯从一楼通到三楼，没有第二条通道。

那个年代消防意识也不强，茶楼里的电线拉得乱七八糟的，好几路电线从天花板的木梁上绕过去，用黑胶布缠着，年头久了，胶布发脆，铜芯裸露。老广州人自己都知道，成珠楼的照明经常出问题，动不动就停电。

停就停了，老茶楼嘛，没人在意。

谁能想到，停电这件事，能要了人命。

第二章 十月九日

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

农历八月廿五。

重阳节刚过没几天，广州的暑气还没散尽。白天三十一二度，穿长袖嫌热，穿短袖又觉得早上有点凉。南华中路上的榕树叶子被秋风吹落了一层，环卫工人拿着竹扫帚在马路上哗啦哗啦地扫，落叶堆在路边像小山似的。

那天成珠楼非常热闹。三楼潘家在摆婚宴，新郎是潘家的公子，新娘是陈家的千金。潘家是广州老字号药材行的东家，陈家是做丝绸生意的，两家联姻，办的婚礼自然不能含糊。婚宴请了二十来桌，每桌十二个人，三楼的贵宾厅挤得满满当当，墙上挂满了红色的囍字和祝贺的锦旗。

大红灯笼从三楼的屋檐一直挂到二楼的窗沿。楼梯扶手缠着红色的绸带，每一级台阶上都铺着红纸。新郎穿着灰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从我一楼大厅经过的时候，我正好在等茶喝——他比我大几岁，不认识，但看着面善，白白净净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嘴角一直带着笑。新娘我看到了，被人从车里搀出来，白纱很长很长，拖在地上，从成珠楼的门口一直铺到台阶下面。

那天我也在成珠楼，不是去吃喜酒，是去吃丧酒。不是别人——是我老婆的姨妈的婆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寿终正寝，在广州算“喜丧”。丧酒摆在二楼，也是大排筵席，热热闹闹的。老人家一辈子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去世以后儿女给她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告别宴，二楼摆了十几桌，白布裹的灵位设在二楼的东头，供着老太太的遗像，照片上老人笑眯眯的，牙齿掉光了，但精神很好。

二楼和三楼之间的隔音不太好，三楼婚宴的音乐声顺着楼梯传下来，吵吵嚷嚷的，我们的丧宴也说话，但基调不一样。有人觉得三楼太吵了，去找服务员反映，服务员摆摆手说管不了，“楼上是大客户”。

同一栋茶楼里，红事在上，白事在下。

这件事后来被人反反复复地提起。老广州人讲，“红白相冲”是千年大忌。红事是阳，白事是阴，在同一时间、同一栋建筑里同时举行，阴阳冲撞，必定出事。我不懂这些，我老婆也不懂。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七点多的样子，茶楼停电了。

老毛病了。灯灭了一下，有人骂了一句，服务员拿着打火机去点蜡烛。三楼的婚宴倒是热闹，新人的亲戚们不在乎停电，照样猜拳喝酒。

三分钟以后，灯又亮了。

但是电来了之后有股焦糊味从天花板的方向飘下来，有人说电线烧了，有人说变压器短路了，没人当回事。

不到十分钟，从楼梯下面的发电机房里冒出了烟。先是一缕，然后是一团，然后是滚滚的黑色浓烟从一楼的天井往上涌，像一条巨大的黑蛇钻进木楼梯的缝隙，从一楼爬到二楼，从二楼爬到三楼，把整栋茶楼的每一层都裹在了浓烟里。

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我后来查过相关的资料。消防队的结论是“备用发电机启动时电路短路，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发电机放在楼梯下面，楼梯是全木结构的，发电机周围的木料被烤了很久，温度慢慢升高，在电来的那一瞬间，短路产生的高温电弧把木料点燃了。

火从一楼烧到二楼用了不到三分钟，从二楼烧到三楼用了不到一分钟。木结构的建筑烧起来以后，火灾蔓延的速度比钢筋混凝土建筑快得多，那些年代久远的老木料被几十年的茶油和油烟浸透了，一点就着，烧起来像浇了汽油。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是——成珠楼只有一条木楼梯。没有第二个出口，没有消防通道，没有室外楼梯，没有任何一条逃生的路线。我不知道那年的建筑规范是不是允许这种只有一个楼梯出口的公共建筑存在——也许那个年代的老茶楼，没人想过这个问题。

大火就是从那条唯一的楼梯烧上去的。

楼里的人下不来了。

第三章 十个人

出事的时候我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

七点四十几分，我们在二楼刚上完第三道菜，服务员端着清蒸鲈鱼从厨房出来，走到半路忽然尖叫了一声，盘子摔在地上，碎了一地，鱼汤溅了她一身。她指着厨房方向喊“火啊”，整个人吓得往门口的方向跑。

我转头一看，厨房的方向已经冒出浓烟。不是慢慢冒的，是一下子涌出来的，像地下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烟是黑色的，又浓又稠，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焦臭味。二楼的人开始骚动，有人站起来往楼梯方向跑，有人蹲在桌子底下不敢动。

我老婆拉着我的手说“走啊”，我扯着她就往楼梯跑。跑到楼梯口的时候，烟已经浓得看不清楼梯了。我低头，台阶还在；抬头，天花板已经被烟雾遮住了。我拉着我老婆踩着台阶往下跑，她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我干脆把她的手拽过来搂着她的腰，几乎是半拖半抱着往下冲。

楼梯转弯的地方，我听到头顶上方三楼的楼梯间传来一阵尖叫。

不是一个女人的尖叫，是一群人。哭喊声、尖叫声、求饶声混在一起，从楼梯上面传下来，在那个狭窄的木楼梯里回荡，尖得刺破人的耳膜。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声音，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从活人嗓子里发出的、最绝望的声音。

我拉着我老婆从一楼大门冲出来的时候，后背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火舌从楼梯口追出来了。我俩滚在成珠楼门前的台阶上，头发烧焦了，衣服上有火星子。回头一看，整栋楼的二楼已经全着了，三楼的窗子里有人在喊，有人在伸手。

楼下站着一大堆人，都是消防车来之前从茶楼里跑出来的食客和路人。有人哭了，有人喊“快救人啊”，有人在喊“谁帮我看看我阿爸还在楼上”。

消防车来得不算慢，但火势太快了。整栋木结构的茶楼像一个巨大的火把，从下往上烧。喷水龙的水喷上去，热气蒸腾起来，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消防员架起云梯往三楼爬，爬到一半，三楼的木窗框烧断了，整个窗扇连框带玻璃砸下来，差点砸到消防员的头盔。

我站在成珠楼对面的马路边上，怀里搂着我老婆，浑身发抖。

看着三楼的窗口最后一个影子从窗框里掉下来，落到地上的时候，没有声音。

太远了，听不到。

从火场里抬出来的人，一共十个人。

新娘、新娘的母亲、新娘的姐姐、两个伴娘、新娘的阿姨、一个三岁的孩子、三个亲戚。十条人命，全部死在三楼。新郎活下来了，他从三楼的窗户跳下来，摔断了一条腿。新郎的父亲也跳下来了，摔得比儿子更重，但也活下来了。

那晚广州消防出动了十九辆消防车、一百四十多名消防员，火直到凌晨才扑灭。成珠楼烧成了一副黑黢黢的骨架，三楼的屋顶塌了，二楼的木楼板烧穿了，一楼的砖墙被火焰熏得黢黑。酒楼正门外墙上那块“成珠楼”的老木匾从墙上脱落下来，掉在灰烬里，匾面上的黑漆烧得起泡，“成珠”两个字还在，“楼”字烧掉了半边。

天亮以后，殡仪馆的车来了四辆，在成珠楼门口排了一排。白布单盖着的担架从废墟里一具一具地抬出来，抬上一辆车，关上门，开走，下一辆车开过来，再抬。

我站在旁边的巷口数了。

十次。

第四章 头七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

农历九月初三。

秋分刚过没几天，夜里开始有些凉了。距离成珠楼大火整整一个星期，也就是遇难者“头七”回魂的日子。

老广州人都知道“头七”的规矩——人死后的第七天夜晚，魂魄会回家，再看一眼生前住过的地方，再见一眼生前牵挂的人，然后才能安心上路。活着的人要在头七那天晚上给亡人烧纸钱、摆供品、点蜡烛，在家门口撒上一条石灰路，让亡魂认得回家的路。

成珠楼烧毁以后没有马上拆除，废墟的残骸一直在那里杵着。脚手架支着还没倒的半面墙。从南华中路上经过的时候能看到，整栋楼的轮廓还能分辨出来。

头七那天我本来是不知道的。

十月十六号那天公司加班，我从单位出来已经快十一点了。单位在南华中路东边，我住在西边，成珠楼在中间。我骑单车的路线必须从成珠楼门前经过。

十一点多，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南华中路两边的骑楼都关了门，只有卖宵夜的大排档有几盏昏黄的灯泡在巷口亮着。我骑到成珠楼门口的时候，看到废墟前面围着好多人，黑压压的一片，少说也有上百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没人说话，安静得不像话。

我下了车推着走过去。人群的缝隙里，我看到有人在成珠楼的废墟前面烧纸钱。不是一个人在烧，是好多人在烧。铁皮盆子摆成一排，烧纸的火光映在那些人的脸上。有人在哭，有人在跪，有人抱着遗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些遗像我认得其中几张——报纸上登过遇难者的照片，新娘的、新娘母亲的、那个三岁孩子的。报纸上印着的都是他们活着时候的样子。

我在人群里站了一会儿，正准备走的时候，从南华中路西边的方向，传来了声音。

很小很小的声音，一开始小到你以为是风吹过骑楼走廊的声音，呜呜咽咽的，隐约之中有节拍。我从那根路灯杆旁边往西边看——那声音是从漱珠桥那个方向过来的。

越来越近了。

不是风声。是唢呐。一种很老的、只在传统婚礼上才会吹的唢呐调子。那个旋律很喜庆，但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从那个方向传过来，喜庆的旋律听起来只剩下了刺耳。

然后我看到了。

从漱珠桥的方向，从南华中路西边的黑暗中，走出了一支队伍。十几个人，穿着大红色的传统迎亲服饰——不是西装，是古装，就是那种电视剧里才看得到的状元袍、红盖头、花轿、轿帘上的龙凤纹样在路灯下隐约闪着暗光。

那些人走路的姿势不对劲。他们不是在“走”，是在“飘”。身体前后晃动，幅度不大，但脚步跟地面的接触感觉不到重量。唢呐手吹着唢呐，腮帮子鼓着，但他的嘴唇没有动——那个声音是从他身体的方向传出来的，不是从他的嘴发出来的。

队伍最前面有两个提着红灯笼的小孩。灯笼的光是暗橘色的，忽明忽暗地跳动着。小孩的脸看不清，只有两个圆圆的大红点在灯笼的位置晃来晃去。

队伍的正中间是一顶花轿。

大红色的轿子，轿顶上扎着红花，轿帘垂下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四个人抬着轿子，也穿着红衣服，跟前面那些人一样走路没有声音，轿子前后晃动的弧度不大但看不出来有人推它。

我听到旁边有人在喊：“鬼啊——”

有女人尖叫了一声，人群骚动起来。烧纸钱的人往路边退。

这支迎亲队伍没有停。他们沿着南华中路走过来，唢呐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喜庆的旋律在我耳朵里变成了哭丧的调子。走到成珠楼废墟前面的时候，队伍停下来了。

唢呐声停了。灯笼的光灭了。所有穿红衣服的迎亲者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是一帧被人按了暂停键的老电影画面。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不是烧焦的味道，是一种湿湿的、沉沉的、像是什么东西被水泡了很久以后从水底翻上来的气味。那气味从废墟的方向弥漫过来。

花轿的轿帘动了。

不是风。轿帘的褶皱被人从里面撩开了一条缝。那只手白得不像话，不是正常人的白，是那种没有见过阳光的白，白得泛着淡淡的青色。

哭声响起来了。

不是一个人的哭声。是很多人的哭声，从废墟里传出来的，从花轿里传出来的，从那些穿红衣服的迎亲者的身体里传出来的。声音不大，但是那种哭法的声波共振让人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发紧。能听到男人在吼，女人在叫，老人嚎啕不止，婴儿尖声啼哭。

成珠楼废墟里，三层楼每个窗口都有人在哭。

可是成珠楼已经烧毁了，三层楼的顶早就塌了。

那个晚上，南华中路上一百多个人看到了这支迎亲队伍。广州日报后来有没有登这件事我不知道，但海珠区这一带的老街坊之间，从那以后“成珠楼鬼娶亲”的故事就传开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支队伍在废墟前停了多久。我只记得唢呐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迎亲队开始往来的方向走了。花轿的轿帘晃动了两下，那只苍白的手收了回去。

走到漱珠桥的时候，最后一盏红灯笼的光灭了。

队伍消失了。

第五章 百日祭

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成珠楼大火过去整整一百天。

广州最冷的那几天，气温降到五度以下，北风从珠江上刮过来，湿冷湿冷的，冷到骨头里。我穿了一件厚棉袄上班还是冷。成珠楼的废墟在南华中路上矗着，没人动。黑色的残垣断壁被风吹了一冬天，灰烬都被吹散了，只剩下焦黑的梁柱木炭。三楼的屋顶塌了以后形成一个很深的凹陷，下雨的时候凹坑积了水，远远看去像个黑窟窿。

一百天祭日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去成珠楼路口那个地方看了一下。新郎也在。烧纸的除了新郎的父亲，还有新娘的家人，一行人在废墟前面围了一个圈烧纸钱。那个地方出了十条人命，烧纸的人比头七那次少了很多，但谁也不敢不来。

新郎拄着拐杖。他从三楼跳下来的时候摔断了左腿，接好以后腿是能走了，但是左脚的脚踝有点歪，走路的时候往外撇。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发留长了，脸上的胡子没有刮干净，烟不离手，憔悴得很。

他跟新娘没办结婚证，酒席就是正式的婚礼。

他现在算不算鳏夫，谁也不知道。

烧纸烧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成珠楼废墟的三楼残墙上有一根烧焦的木梁，拳头粗细，横着搭在两面残墙的断裂面上。那根梁烧焦的那一头被什么东西固定着，几个月来一直这样悬着，经过的台风和暴雨都没把它吹下来。

新郎蹲在地上把最后一叠纸钱投进火盆的时候，一阵风从珠江方向吹过来，把纸灰扬了起来。那根木梁从那面残墙的上端脱落了，从三楼的高度垂直地坠落下来。

它没有落在别的地方。它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新郎的头上。

木头落地的声音沉闷得像是谁在地下捶了一拳。新郎整个人被砸趴下了，倒在纸钱燃烧的火盆旁边，火苗差点烧到他头发。拐杖从手里甩出去，飞了很远。他父亲吓坏了，扑过去把他从地上往外拖。

新娘的母亲——不，那应该是新娘的母亲，我也搞不清那是新娘的母亲还是姨母——嘴里喊着某个名字，扑过去，周围的人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废墟前面抬到了南华中路的路面上。

我叫了辆车，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在医院躺了三天才醒过来。他在昏迷中说胡话，说来说去就一句话：“阿珍你唔好扯我——阿珍你唔好扯我——”

阿珍是新娘子的小名。

新郎出院以后，新娘的母亲专门请人去问了一个据说是很厉害的师公——南华中路那边有个师公姓梁，通阴术远近闻名。梁师公看了以后说，不是新娘索命。新娘在那边一直护着新郎，但跟她一起死在那场火里的那些冤魂怨气太重，它们要找替身，一百天是最好的时机。那根木头不是冲着新娘来的，是冲着新郎来的。新娘挡了一下，没有挡住全部。新郎这辈子都甩不掉那些东西，除非他以后再也不来成珠楼。

新郎再也没有来过成珠楼。

废墟拆除的时候他没来看过。新建的成珠楼开业那天他也没来过。成珠楼后来又关门，从此不再经营餐饮。他不知道，也许他根本就不想知道。

第六章 装修

一九八九年冬天，成珠楼那块废墟清理干净以后，新楼在原址上开始建造。

我经常会路过那个工地。先是搭起脚手架，然后砌起一堵堵砖墙。建筑风格跟前苏联式的差不多，钢筋混凝土结构，没有什么特色。我们这些老街坊都说，以前的老成珠楼有味道，新的这个，跟五一路的办公楼差不多的样式。

大楼建到一半停了，停了整整一年。工地上没人来，脚手架的铁管生了锈，堆在墙根下，野草从砖缝里长出来。

有人说是有住户闹事不同意，有人说开发商没钱了。还有人说，有一次施工队加班到深夜，在工棚里睡觉的时候被吓跑了。

具体吓跑的原因，我在街坊闲聊中拼出来了一个大概。

出事的是木工班的人。成珠楼新楼的内装修用了很多木头，吊顶、隔断、木门、护墙板，都是木工手活。有一天晚上八点来钟，木工班里一个姓刘的师傅在南边二楼的一间厅里钉木线条，钉着钉着忽然停下来了。干活的锤子还拿在手上，钉子还咬在嘴里，他整个人蹲在木工凳前面，不动了。

带班的老李走过去推了他一下，他猛地抬起头来。他的眼神不是自己的——瞳孔往两边散，整个眼珠往上翻，只剩下眼白。嘴巴张得很大很大，嘴角往下咧，嘴唇在发抖。

老李吓坏了，喊他的名字他完全不认得，喊了三次都没反应。他又一次抬起头来，喉咙里挤出了一句话：“走——你们走——”声音不是他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间厅里的吊灯啪嗒啪嗒闪了好几下，灭了。手电筒在黑暗里照过去，刘师傅已经不蹲在那里了。他站到了窗户上，整个人站在窗台的铝合金框上，两只手张开，像一只准备飞走的鸟。

老李和另一个工人把他从窗户上拽了下来，三个人扭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等安全室的师傅赶过来用冰块敷他的额头他才醒过来。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刚才在哪里？”

后来装修队在成珠楼施工的时候出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外地来的工人，广东话都不会说，干着干着忽然直挺挺地站起来，爬上桌子，张嘴就唱粤剧。唱的什么剧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广东话字正腔圆，绝对不是他平时说的那种口音。声音也不是他的声音，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唱的是《帝女花》。

木工班的工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先是有人私下找借口走了，后来是带班的集体辞职，老板把工钱加到平时的两倍，也没有一个木工愿意留下来干活。

最后装修停了半年多，等到一九九〇年春天才重新找了一批人继续干，但再也没有人愿意晚上留在工地上加班。

第七章 重建

一九九〇年秋，新的成珠楼装修完毕，重新开业。

开业那天放了很多鞭炮，市里面来了领导，挂着红色绸带的剪刀剪彩。店门口摆了两排花篮，红地毯从成珠楼门口一直铺到南华中路的马路边上。我站在人群里看了看，里面重新搞的装修比原来气派了——大理石地面、水晶吊灯、皮面沙发、墙上的壁画。但是味道不对，我讲不出哪里不对，反正不对。

成珠楼的招牌鸡仔饼回归了，现在大家只知道“成珠鸡仔饼”。老街坊都还记得老成珠楼的鸡仔饼是什么味——外皮酥脆，里面有一粒粒的冰肉，咬开以后南乳的香气跟猪油的香味混在一起。新楼的鸡仔饼味道差不多，肉粒不够以前饱满，也许只是我的记忆把以前的味道美化得太完美了，现在的可能并没有差太多。

茶楼的生意很淡。

剪彩那天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珠楼每天的客流量远不及以前的人数的三分之一。一楼大厅空着一大半，二楼雅座基本没有人订，三楼贵宾厅重来没有办过婚宴。有人去了以后觉得浑身不自在，坐不住，喝了两杯茶就走了。有人在二楼楼梯转弯的地方觉得背上猛地一凉，说什么也不肯继续上楼。

开酒楼讲究的是人气，楼上楼下坐得满满当当的，才能旺场。成珠楼新楼在整个九十年代里客流量大不如前，再怎么打折促销、搞特价菜、送赠品都做不起来。老街坊私下说，这栋楼的气数耗尽了，哪些东西还在这里没有走，活着的人眼睛看不到，但是身体感觉得到。

新成珠楼最红火的一天，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天的庆祝晚宴。那天全广州到处都在办酒席，成珠楼也订了几桌政府机关的接待宴。宴席还没开始，三楼的中央空调忽然停了，紧接着电也断了。服务员点了几支蜡烛，被客人骂了一顿。抢修了一个多钟头才恢复，整栋楼的电力都在，只有三楼贵宾厅这一片区域的问题查不出原因。

散席以后有人看到三楼有一盏蜡烛忘了灭，烧成了一摊蜡油，淌在仿红木的餐台面上。蜡烛烧成那样绝对不是几个小时能烧出来的，从早上开灯开始算，宴席还没开始就灭了，哪个环节留了一根点燃的白蜡烛在人去楼空的贵宾厅里？

保洁阿姨第二天早上才敢说，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那根白蜡烛还亮着，蜡油流满了半张台面，把桌布烧了个大洞。她一口气吹不灭，吹了很多口才灭的。

当时在场的保安很严厉地说，不要让别的同事知道，不能让经理知道。但是消息还是传出来了，在那之后，我们茶楼内部的员工之间悄悄流传着一个说法：成珠楼三楼的白色蜡烛，谁看到都不能主动吹灭。不能动，不能碰。等它自己烧完。

第八章 歇业

两千零一年到两千零六年间，成珠楼的生意每况愈下。

鸡仔饼在超市的货架上还有卖，但酒楼本身的餐饮业务已经没什么人了。每逢周末节假日上座率不到三四成，大厨师换了好几个人，没有稳定的一帮班底。服务员流动也大，前台收银员没有谁干得满一年的。

两千零四年中秋过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成珠楼二楼的收银员阿珍——一个二十来岁的本地妹仔——在晚上十点钟左右打电话给她的男朋友，说楼下有事情，要他尽快来。她男朋友从海珠广场那边打的士到了成珠楼的时候，她不见了，收银台的抽屉是打开的，当天的营业款几千块一沓一沓地还在里面，没有动过。她的手机放在收银台上，屏幕还亮着，通话记录显示最后一个电话就是打给男朋友的，时间停在九点五十三分。

找了一整晚都没有找到。第二天早上保洁阿姨上班的时候，在三楼的楼梯间里看到她靠在墙根坐着的。她闭着眼睛，别人以为她在打盹。阿姨过去推了她一下，她整个人从墙边慢慢地滑了下来，滑到楼梯间的平台上，身体已经完全僵硬了。

医生说是突发性心脏病。她父母说她从来没有心脏病史。

做头七那天，她妈妈请了海幢寺的师傅来做法事，整个南华中路那一带都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哭声从成珠楼三楼的方向传过来。住在附近的街坊第二天早上说，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成珠楼的楼梯上有人在跑——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咚咚咚的，声音很紧，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

保安进去查了，楼梯间里什么都没有，但监控录像显示，从凌晨一点到五点，三楼走廊的感应灯自己亮了好几次。

最后一次亮灯的时间是四点五十八分，天光快亮了。

那以后，成珠楼的员工越来越少，二楼三楼不再对外开放，只有一楼卖鸡仔饼的门店还在营业。

两千零六年初秋，成珠楼的经理在一次职工大会上宣布——成珠楼餐饮业务正式停业，全体员工遣散。

我记得那个日子，两千零六年九月。

两百六十年的老字号，吃过了清朝，吃过了民国，经历了战乱，经历了公私合营，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大潮。最后倒在了一栋没有人愿意坐进去喝茶的酒楼里面。

楼拆了以后改成了停车场。

我不知道现在的成珠楼原址上还有没有东西能够提醒你这里曾经有过一座茶楼。鸡仔饼还能在超市买到，包装袋上印着“成珠食品”四个字，袋子的背面印着“始创于清乾隆年间”一行小字。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创下这块金字招牌的那座老茶楼，曾经养活了海珠区南华中路一带多少户人家的日子。

不会有人记得，这座茶楼里曾经有个穿着白纱的新娘，在三楼的窗台上被火焰吞没，连骨头都没有留下。

第九章 坊间

我在南华中路长大，在这条路上变老，对成珠楼的那段往事再熟悉不过了。虽然关于成珠楼的说法在老广州人的口耳相传中版本不一，但有一条主线是大家都认同的——一九八五年那场大火烧死了十个人，他们的冤魂一直没散，成珠楼所有的后续事件——头七夜迎亲、百日祭横梁、装修工跳楼、收银员猝死——都是那些亡魂在找替身。

头七那天晚上看到迎亲队的，不止我一个人。南华中路、龙导尾、漱珠桥这一片的老街坊都知道那件事。有人说是几十个人看到的，有人说是几百个人看到的。我那天晚上在现场看到的就是黑压压的人头，少说也有一百多号人。

他们看到的东西可能跟我不完全一样。有人说看到迎亲队有十几个人，有人说有几十个人。有人说花轿是红的，有人说是黑的。有人在迎亲队走到废墟前面的时候闻到了烧焦的鸡肉味，有人说是血腥味。这些差异都是正常的，在一个晚上一百多个人看到的同一个东西，你让他们复述出来，不可能两个版本完全一样。

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点——那支迎亲队从漱珠桥的方向走来，在成珠楼的废墟前面停下，然后发出了一整夜也哭不完的哭泣声。

我今年六十一了，女儿嫁到了外省，老婆前几年也走了，独来独往惯了。每年中元节，我还是习惯在天黑以后到南华中路走一走。从海珠桥的方向走到漱珠桥，沿着成珠楼旧址的围墙走，走到它原来的正门位置停下来。

成珠楼原址前面的那片柏油路在这个时间段几乎看不到人。路两边的新式路灯很亮，白花花的光洒满了路面。

但我总会停下来想一想——那支穿红衣服的队伍，那些提着灯笼的小孩，那顶大红的花轿，那从轿帘后面伸出来的那只苍白的手。

他们来过这里。在一个很老的广州的秋天的夜晚。唢呐声在漱珠桥的方向响过，红灯笼的光在南华中路的骑楼柱子之间晃过。花轿在成珠楼的废墟前面停下来，轿帘被一只没有血色的手掀开，从里面传出了那个秋天最不该听到的新娘哭泣的声音。

那是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以后被永远地困在了她和那个男人交换戒指、喝合卺酒的喜堂的废墟里，就算过了头七，就算过了七七，就算过了一百天，就算过一次周年，过无数个周年，过到她未婚的丈夫娶了别的女人，过了她的父母也在老城区里老去，过了成珠楼重建又拆除，过了这片土地的产权被转卖了无数次以后，她还在那里。

她还在那里，等着那个人来接她。

我老了。

南华中路的榕树根把这一带的人行道石板顶得七拱八翘的，走在上面要格外留神，不能像年轻时候一样大步流星。成珠楼旧址上停着车位的白线画得很清楚，白天有穿着制服的收费员在那里站着，举着二维码机子，让你扫一扫付款。什么都找不到了。

鸡仔饼倒是还能买到。超市里、网店里，包装好了的，一盒三十来块钱，买回家用微波炉叮一下，外皮能变脆一些。咬开以后有一粒一粒的冰肉，油润润的，香。

但是那个味道跟老成珠楼的差得太远了。差了几十年的炊烟，差了一条河的灯火，差了十个人埋在一堆废墟里的骨殖。

我把烧纸的灰烬用纸巾包好，丢进路边的垃圾桶里。

站在南华中路的人行道上，抬起头，往漱珠桥的方向看。

街灯的光一直亮到桥头。桥那头是黑黢黢的、没有月亮的珠江。珠江水涨落，从一九八五年涨到两千年，又从两千年涨到二零二五年。桥是新的，堤是新的，栏杆是新的。

桥头哪里还有什么穿红衣服的队伍，哪里还有什么唢呐声。

我在这里站了很久，只等到远处珠江对岸传来的最后一班船的汽笛声，一声沉闷的低音，从江面上送过来的那个声音经过了很远的距离，强度已经衰减成了很细很细的一缕。穿过南华中路的法国梧桐叶子的沙沙声，在我耳膜上残留的余音最后混成了类似于某种音乐的节拍。

那节拍不像是婚礼的唢呐声了。

就是一条船走了以后留下的尾迹一样微弱却长久地没有散去的叹息。

尾声

两千零六年，成珠楼被彻底拆除，原址改建成了停车场。

两千二十四年，有游客站在南华中路的人行道上，手机导航里输着“成珠楼”，地图上已经不显示这个地点了。那间牌子上写着“成珠食品”的鸡仔饼老店也不在原址附近了，不知搬到了哪里。鸡仔饼的包装袋上还能找到“成珠”两个字，懂的人知道这是一个两百六十年的老字号的最后残存；不懂的人就把它当成普普通通的广州特产，吃完了丢掉包装袋，什么都不会留下。

那些故事——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的大火，十月十六日头七的迎亲队，一百天那根从三楼坠落砸中新郎的木梁，装修工人恍惚的模仿着那个本不属于他的女子的声线，收银员在楼梯间里坐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僵硬的脸庞。这些东西没有人说了，没有人在网络社区里面搞什么“广州十大邪地排行榜”的时候把它们翻出来。

日子久了，就忘了。有些事情太久了，就变成传说了。

成珠楼那些没能从火里出来的人，在终于被人们彻底遗忘之前，能跟我讲话吗。早些年也许能，我站在成珠楼的废墟前面的时候，南华中路的灯光把成珠楼的断壁残垣的影子投在我脚下的路面上。三楼的窗框里什么也没有，窗框烧得只剩下几根碳化的木头。

但是那几根木头很黑，黑得跟周围整片废墟的色调完全不一样。那不是一个物件在火灾中碳化以后应有的黑色，那是一种更浓更纯的黑，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几根没有烧透的木头截面里面积攒了太多的暗沉和太深的怨气，把它们从被大火烧过的物质形态里面结晶出来，牢牢地嵌在木纤维的每一个单元格里，再也洗不掉了。

我现在老了。成珠楼的原址是停车场，停着新车旧车，轿车越野车。停车位的白色标线画得方方正正。

从前成珠楼的正门在这条白线的哪个位置，大堂的天井在哪条线，木楼梯在哪条线，三楼的贵宾厅在哪条线，新娘子最后站着的那扇窗户在哪条线。

他们现在都埋在黑色的沥青的下面。

沥青很厚，底下还有混凝土垫层，垫层底下有碎石，碎石底下有老土。老土里头掺着从一九七几年到一九八五年这十年的生活和经营的残余，什么都有。碎碗渣、烂木屑、煤灰、墙灰、头发的灰、指甲的灰、骨头的灰。

在大火的那一夜之间，那栋楼里所有人的骨灰和这堆建筑废墟的石灰、墙皮、木炭混在了一起。后来平整土地的时候推土机把它们全部碾碎拌匀了，压进了这片地坪的最底层，再也没人能够把它们分开。

我也没想过要把它们分开。我只希望每年七月十四的纸钱烧下去的时候，它们能闻到纸灰的味道，能在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里感应到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在每一年的这一天停下来，在路灯下蹲很久，用打火机一张一张地点燃那些薄薄的黄纸。

纸钱全部烧完的时候，最后一缕青烟升到路灯的灯罩下，被灯管散发的热气托住了，在灯罩的内壁上盘旋了好几秒，才贴着玻璃罩的弧面滑出去，融进了南华中路的夜色里。

我站起来，跺了跺蹲麻的脚。路灯的白光照在脸上，眼眶有点酸。

我朝漱珠桥那个方向望了一眼。

什么都没有。没有红灯笼，没有唢呐声，没有穿红衣服的迎亲队伍。

只有一条很老很老的广州的街道，榕树的根从人行道的砖缝里凸起来，绊了我一下，我低头看看，拍拍裤腿的灰，走了。

那支迎亲队，会不会在今晚的某个时辰重新出现在漱珠桥的桥面上，我不知道。

也许不会了。

也许它们等到了它们等的东西。

也许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