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大明医生做手术真用了麻醉药！西北大学考古团队在江阴明代夏颧墓医具上检出乌头碱

没有现代麻醉药，古人如何实现手术镇痛？两件典型的明代医疗器械——剪刀和镊子，用最直接的证据，揭开了中国古代外科麻醉的真实面貌。

近日，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团队在国际考古顶级刊物Antiquity发表重要成果：采用受激拉曼散射（SRS）显微镜技术，在江阴明代夏颧墓出土的外科器械表面残留物中，成功检测到与乌头属植物高度匹配的化学特征峰，这提供了乌头碱在古代中国外科手术中使用的直接化学证据。

一套锈迹斑斑的外科器械，一组分工明确的医用工具，无声诉说着600年前中国外科的精湛技艺。这些文物实证：明代中医外科已形成专业化、精细化、高精度的手术体系，与现代外科设计思路高度契合。

此次研究对象为江阴明代夏颧墓出土的外科剪刀与镊子，年代约为十五世纪早期。赵丛苍教授介绍，残留物并非随机分布，而是集中出现在镊子隐蔽部位内侧和剪刀刀刃根部，与手术过程中药液涂抹、飞溅的场景高度吻合。

结合明代医籍记载，团队最终证实：乌头在明代已被作为局部麻醉剂，安全、精准地应用于外科手术之中。这一结论，让中医外科麻醉从文献记载走向实物实证，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

5月30日，记者独家对话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解读明代外科的真实高度。

高纯度铁材，支撑高精密手术

手术工具的精密度，首先体现于其金属材质。检测显示，夏颧墓出土的铁质剪刀、镊子平均铁含量高达97.1%，杂质极少。高纯度铁使得器械硬度更强、不易变形、刃口锋利耐用，为精细手术提供了可靠物质基础。

夏颧墓出土手术剪刀。

赵丛苍表示，明代手术工具能大量使用高纯度铁，得益于当时成熟的冶铁体系。

“永乐元年遵化铁厂建立，明代的冶铁技术和官营冶铁管理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还对官营铁冶形成了竞争。这种从官营到私营的转变反映了明代冶铁业的繁荣，推动了铁器生产规模和种类的显著增长。”

丰富的铁矿资源、成熟的铸造与锻造工艺，让铁器成本降低、品质稳定，得以批量制作镊子、剪刀、手术刀等精密医用工具，满足广泛医疗需求，为外科普及提供了物质保障。

全套医具出土：明代外科已“专业分工”

赵丛苍告诉记者，江阴明代夏颧墓除出土检出麻醉残留的剪刀、镊子外，还成套出土了多种医用器具：铁质柳叶式外科刀、铁质平刃式外科刀、医用铜镊、骨质医针、牛角柄圆针、牛角柄猪鬃毛药刷、木质药罐、霁蓝釉瓷淋洗壶、白釉瓷熏药罐。“这些工具功能清晰，覆盖切开、清创、修剪、取异物等不同功能，各尽其用，表明明代外科已形成专业分工。”

此外，墓葬中还出土有墓志，记载墓主夏颧的生平脉络，“尤精于医，明于针艾之术，善治疮疡外科”，强调其“施医惠贫，不求回报”，是一位兼具医术与医德的明初外科医者。

在江阴博物馆采样（中为赵丛苍教授，右为翁雪花馆长）。

在赵丛苍看来，这体现了“明代外科手术、外治药学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弥补了传世医籍仅有方剂记载、缺乏实操物证的短板，客观展现明初体表外科的技术优势。”

那么明代外科究竟达到怎样的社会水平？赵教授给出明确答案：“明代外科手术是一个在特定社会结构中，达到相当高度的专业领域。”

据统计，明代外科著作约50种，其中20余种影响深远，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如《疮疡经验全书》《外科准绳》《外科正宗》，表明外科手术在临床应用较为普遍。但其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却受限于社会伦理、知识局限和阶级属性。

团队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复方后发现，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

内服麻药以散剂酒送服，《伤科汇纂》《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与《外科大成》等古籍中所载麻醉方中乌头属药材剂量极轻，防乌头碱入血中毒。外敷麻醉以生乌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控量核心在于涂抹范围、敷药时长、炮制程度，药材用量远低于中毒阈值，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赵丛苍表示，明代以乌头碱作为外科麻醉剂，具备确切的局部镇痛、皮肤麻木效果，足以应对浅表、短时、创伤程度轻的外科操作，在古代无现代麻醉剂的条件下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但受限于药理特性，其仅能实现浅层痛觉抑制，无法满足大创伤手术所需的无痛、镇静、肌松完整麻醉条件，且安全边界狭窄，存在中毒风险。配伍洋金花等药虽能一定程度提升镇静效果，仍与现代标准化麻醉技术存在差距，属于传统条件下权宜有效的镇痛麻痹手段。

从器物到文明：医学考古重塑中医认知

赵丛苍认为，“医学考古看似‘小众’，实则是解读传统医学真实面貌、充实中华文明科技内涵的重要抓手，为传统医学的当代传承、科普传播提供坚实可信的史实支撑。”这也是多年来他及团队执着倡导医学考古学现实意义的重心之一。

采访中，赵丛苍特别强调：夏颧墓外科器械的价值，远不止于“文物”。

在江阴博物馆采样（中为凌雪教授）。

“这些高精度工具与规范化用药共同证明：传统医学并非简单经验堆砌，而是一个在其自身逻辑框架下，不断追求精确、有效、可控的历史实践。”赵丛苍称，“它是一段人类探索生命与疾病的科学历程。它以实物告诉世界，中华文明不仅有思想体系，更有手术台前的科学探索与技术精进。”

高精度医具、成熟麻醉技术、系统外科著作，共同构成了明代医学的完整图景。此次考古研究，不仅还原了中国古代外科的真实水平，更为传统医学的当代价值与国际传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硬核证据。

这项重要发现，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之“全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物遗存的调查与整理”子课题。该项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主持，子课题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持，西北大学作为合作方承担“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药物遗存的调查”项目任务。研究样品收藏单位为江阴市博物馆为合作单位。

下一步，团队将尝试从单一器物检测拓展为方剂复原、区域谱系、方法标准化、现代转化的系列研究，既深化对医药遗存的阐释，也推动微量残留物科技考古、医学考古交叉理论与方法的完善，让出土医药文物从单一物证升级为解读传统医学、古代科技的完整体系。

来源：华商报、封面新闻、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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