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日《纽约时报》公司的一名股东在该报刊发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一篇有关以色列涉嫌虐待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争议性专栏后，要求查阅公司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相关记录。
提出这一要求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该机构是《纽约时报》公司的受益股东，此事由国家犹太倡导中心代理。
这项要求给予公司5天时间作出回应，否则可能面临诉讼。该要求并不涉及克里斯托夫未公开的采访笔记、草稿、保密消息源身份或律师工作成果。其明确目的，是审查公司领导层是否妥善处理了该专栏带来的法律、声誉和财务风险。
争议随后进一步扩大。专栏中被引用的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表示，他的话被歪曲了。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任何严肃的报纸警惕。若一名具名消息源在报道刊发后公开表示其原话遭到扭曲，这件事就不能被当作普通读者不满的常规批评而轻轻带过。这也正是股东查阅要求的重要性所在。
问题不在于《纽约时报》能否批评以色列。它当然可以。问题在于，这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在战争期间、在反犹主义上升、国际社会对这个犹太国家敌意高涨之际，刊发针对以色列的严重指控前，是否采用了恰当的标准。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专栏，并不会停留在评论版面上，而会迅速进入社交媒体、国际机构和政治讨论之中。就以色列议题而言，它甚至可能在事实尚未得到检验前，就先行固化某种叙事。这正是内部流程为何重要。
追责不会削弱新闻自由，恰恰会强化它。《纽约时报》经常要求政府、企业、高校和公众人物提高透明度。当外界对其自身机构行为提出疑问时，它也应接受同样的原则。
犹太世界已经见识过，轻率的指控往往会比后来的更正存续更久。以色列应当受到审视，关于虐待的指控也应当被调查。但大型媒体必须区分哪些是经过核实的事实，哪些是存在争议的说法，哪些是倡议性材料，哪些只是观点。事情越重大，措辞就越必须精确。
一家被视为“记录报”的媒体，不能只靠名声维持地位。它必须在每一次发表内容时重新赢得这种声誉。当议题涉及以色列，而相关指控又带有历史分量时，这种责任就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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