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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者 | 李 百
浙江国资委原主任董贵波主动投案，把浙江国企的这一轮“塌方”推向了高潮。从去年4月以来，浙江已有多家省属国企高管在制度威力下选择了主动投案。
董贵波5月29日被官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他是浙江奉化人，长期在纪检和审计系统工作，2021年起担任浙江省国资委一把手。他的落马表明，浙江国资反腐正在走向纵深。
专治“装睡”的中央特派体检小组去年4月开进浙江以后，浙江省属国企墙体开始出现裂缝，随着高管批量主动投案，城墙“塌方”了。
浙江国企的这一轮“塌方”是从浙能集团原董事长童亚辉开始的。童亚辉去年5月4日投案，他是浙江宁海人，早年在中国煤炭工业部工作，2001年起进入浙江省能源集团，从副总经理一路干到了董事长，2020年转到省政协专委会任职。
6月20日，浙江建投副总经理管满宇辞职两天后又主动投案。管满宇1999年起在浙江建投体系工作，担任过浙江建投香港公司董事长，2023年起担任集团副总经理，并兼任港股华营建筑董事会主席。
8月18日，已经成为浙江省高级干部的高兴夫接着被查。高兴夫1988年起从浙江建筑系统起步，2013-1016年担任过浙江建投和浙江交通集团董事长，后调到浙江省里工作，2023年转到浙江省人大当副主任。
高兴夫是浙江这轮国企“塌方”里级别最高的干部，他掌管过的浙江建投成为重灾区。在管满宇和高兴夫被查之前，浙江建投已经“地震”过一回。2023年1月，当时的浙江建投董事长沈德法主动投案；一年多后，担任过浙江建投总经理的吴飞，在退休一年多后又主动投案。浙江建投承担着诸多省级工程的建设和招投标任务，作为对工程发包和项目用地有拍板权的重要部门，要抵住权力寻租的诱惑确实挺考验领导干部。
到这里，浙江国企的“塌方”还只是塌了一角。
紧接着高兴夫，8月26日，浙江交通投资集团原副总经理邵文年也主动投案。邵文年从路桥物料与建设体系基层起步，担任过头门港投资开发公司董事长，回到浙江交投系后担任交投集团副总经理，兼浙江交工和浙交科董事长。
今年1月24日，浙江文投集团原总经理蒋国兴再主动投案。蒋国兴1992年进入浙江日报系，走了采编-经营-投资-集团化管理路线，曾经组建了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公司，主导过浙报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蒋国兴在浙江文投总经理职务上主动投案。
从时间节点上不难看出，浙江国企高管几乎全是在特派体检窗口期或在后面不久主动投案的。这并非巧合，而是制度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从通报信息还可以看出，这些高管的核心病灶基本上都在“靠企吃企”。这些曾经的国企高管手里一度捏着几十亿上百亿的项目发包权，他们一边领着国企高薪，一边又把供应商名录、中标资格和结算进度变成了私人收费领地。
浙江国企高管在中央特派体检小组进驻后，成批量“主动投案”，也说明，体检小组的调查取得了顺藤摸瓜、上下互咬的链式突破。当一个人在留置室里交代了上游保护伞或同级同伙，另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就崩了。董贵波主动投案最刺眼的地方就在于：国资委主任自己涉案，意味着某些国企高管的胡作非为，可能不只是“下面管不住”，而是上面也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从中分一杯羹，充当了保护伞。
按照一年多来一批接一批“主动投案”的节奏，浙江国企“塌方”这事儿大概率还没到收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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