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秀兰,今年六十九岁,住在城南一个老旧小区的三楼。房子不大,六十多平方,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客厅里的沙发皮子都磨花了,电视还是十年前买的液晶款,画面有时候会闪,我拍拍机箱就好了。柜子上摆着老伴的遗像,照片里的他六十岁的样子,头发还没全白,笑得挺憨厚。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擦擦镜框,跟他说几句话:“老李啊,今天我领工资了,你可瞧好了。”
今天是十五号,社保发工资的日子。
我特意把手机放在餐桌上,音量调到最大,然后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杯水,在椅子上坐下来。七年前我学到一件事——等钱到账的时候,不能太急,你越急它越不来。你得找点事做,做完了再回头看,它就在那里了。
果然,我刚喝完半杯水,手机叮地响了一声。
我拿起来一看,短信上写着:您尾号3627的储蓄卡转账收入1,832.00元,余额12,476.00元。
一千八百三十二块。
我把短信看了三遍,第一遍看数字,第二遍看日期,第三遍看那个“收入”两个字。然后我把手机放在胸口,闭上眼睛,眼泪就顺着脸颊往下淌。不是哭,是落泪。哭是有声音的,落泪是没有声音的。我这个人不太会哭出声,只会一颗一颗地掉眼泪,掉得人心都跟着湿了。
这一千八百三十二块钱,让我想起了一千八百三十二个日夜。
七年前,我六十二岁,那时候真是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
老伴是六十一岁上走的,突发心梗,早上起来说胸口闷,我让他别去晨练了,他非要去,说是走一走就好了。走到小区门口的花坛边上,人就倒下去了。等救护车来的时候,人都凉了。我赶到医院,医生跟我说“人没了”的时候,我站都站不稳,扶着医院的墙壁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张着嘴,发不出声音。
老伴走了以后,我的天就塌了一半。
更难受的是,我们俩都没有正式工作。年轻的时候在农村种地,后来进城打工,给工地搬砖、给饭店洗碗、给人家当保姆,干的都是不签合同不交社保的活。我们不懂,也没人跟我们说这些。那时候的想法很朴素——趁年轻多攒点钱,老了有口饭吃就行。谁知道老了不是光有口饭吃的事,老了还要吃药、要看病,而这些东西都贵得吓人。
老伴走之前我们攒了十五万块钱,存在银行里,想着这就是养老的本钱了。老伴生病住院那段时间花了大几万,丧事又花了一笔,剩下的凑一凑,还有八万多。
我一个人住在老伴留下的小房子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个月水电费、物业费、菜钱,几百块勉强够用,但我不敢生病,不敢买药,连买个水果都要掂量掂量。左邻右舍的同龄人,人家有退休金的,日子过得滋润多了。老张头每个月三千多,隔三差五去喝早茶,还报了个老年大学学书法。老王太太跟我一样没工作,可她老伴是退休干部,每月有五千多,老伴走了她拿一半,也有两千多。
我呢?什么都没有。
那段时间我特别怕死,不是怕死本身,是怕死之前那段时间——万一瘫在床上动不了,谁来管我?侄女嫁得远,侄子工作忙,指望不上。我也不能指望人家,毕竟人家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可我能怎么办呢?我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没文化没技能,连个手机都用不利索,能有什么办法?
办法是让我侄女婿告诉我的。
那年过年,侄女李梅和女婿张磊来看我,带了两瓶酒和一箱牛奶。张磊是在社保局上班的,平时话不多,但那天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问我:“姑姑,您之前交过社保没有?”
“没有,”我摇摇头,“年轻时候哪懂这些,都是从厂里直接拿工资。”
“那您有没有可能补缴?”张磊问,“现在有个政策,像您这种情况,可以一次性补缴十五年社保,到了退休年龄就能按月领养老金。”
我一听要补缴十五年,心里咯噔一下:“十五年得多少钱?”
张磊算了一下,说要找我说的数字我不是太懂,但最后他给我算出来一个总数——六万五千块。
六万五千块。那时候我手里统共就八万来块钱,这一下子要去掉大半,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想都没想就摇了摇头:“算了算了,那么多钱,我拿不出来。”
张磊没再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想说什么。
张磊走了以后,我那晚翻来覆去睡不着。
老伴走了一年了,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视。电视里播什么我都看不进去,遥控器从一按到一百,又从一百按回一,按了几遍也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不是节目不好看,是心里没着没落的。
我想起老伴走之前跟我在医院里说过的话。那时候他刚做完一次大检查,花了不少钱,他心疼得不行,拉着我的手说:“秀兰,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你的,就是没给你攒够养老的钱。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可怎么办?”
我说:“你别瞎说,你快好了,好了咱俩一起攒。”
他苦笑了一下,说:“你听我说,我走了以后,你把咱们的钱看好了,别乱花,省着点用。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家,老房子虽然破了点,好歹有个窝。”
“回老家?”我当时心里一酸,“我不回,我就在城里待着,城里方便。”
“那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啊?”
“怎么过都是过。”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眼珠子一动不动,像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那时候我不懂他在看什么,后来我懂了——他在看命,在看我们这辈子积攒的一切,在看那些他来不及做完的事。
现在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过?
我这辈子吃得苦不少,什么苦都吃过,可那种没有底气的苦,是真的难熬。什么叫没有底气?就是你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可你不知道升起来以后你拿什么吃饭。你手里那点钱花一分少一分,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流着流着就没了。
六万五千块交出去,我手里就剩不到两万了。往后每个月等着领那一千多块钱,万一领不到呢?万一政策变了呢?万一我交了钱没几年就死了呢?那不全亏了吗?
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整整七天。
第七天,我下了决心。
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天还没亮就醒了。我洗脸、刷牙,给自己煮了两个鸡蛋,认认真真地吃了一顿早饭。然后我翻了翻衣柜,找出一件干净衣裳换上,把钱从银行取出来,六万五千块,厚厚的一沓,用报纸包好,装进一个旧帆布包里。
我去社保局办事大厅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不少人了。有比我年轻的,也有比我老的,大家站在那里等着开门,谁也不说话。我排在队伍中间,帆布包抱在怀里,手心全是汗。
轮到我的时候,我坐在柜台的椅子上,那个小姑娘问我办什么业务,我说补缴社保。她看了看我的身份证,又看了看系统里我的记录,跟我说了一堆我听不太懂的政策条款,最后问我:“阿姨,您确定要补缴吗?补缴了以后,要到法定退休年龄才能开始领取,也就是说您要等到六十岁。”
“我已经六十二了。”我跟她说。
“哦,”她愣了一下,又查了查,“那您补缴完之后,手续走完,就可以开始领了。”
我心里一松,点了点头:“补。”
小姑娘办事挺麻利的,噼里啪啦打了一通字,给我列了一张单子,让我去窗口交钱。我去交钱的时候,那个收钱的男的一沓一沓地数钞票,六万五千块,数了得有五分钟。
那五分钟里,我站在窗口前面,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就是死死地盯着他的手,看着那一张张红色的钞票从左边挪到右边,像看着自己攒了一辈子的血汗一点点流走。
钱交完了,我拿着回执单走出来,站在社保局门口的台阶上,风吹过来,我觉得自己像被人抽空了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
六万五千块没了。
手里的钱从八万变成了不到两万。我站在大街上,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我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拿自己棺材本去赌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承诺,我是不是疯了?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在菜市场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没买菜。我兜里有钱,但我舍不得花了,因为我手里就剩这么多了,花一分少一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比以前更省了。
早上喝一碗稀饭,有时候加个鸡蛋,有时候不加。中午一个菜,晚上把中午剩的热一热。肉不常吃,一个礼拜买一次,一次买半斤,切碎了炒在菜里,香喷喷的能吃好几顿。
邻居老张太太叫我一起去喝早茶,我总说不想去。其实不是不想去,是喝不起。她们那些老太太,一顿早茶吃下来要好几十块钱,我舍不得。
老张太太有一次问我:“秀兰,你又不是没钱,你老伴不是留了些钱给你吗?你干嘛这么省?”
我没跟她提补缴社保的事,只是笑笑说:“留着以后万一有病有灾的。”
“你想那么多干嘛,该花就花,身体好就行了。”老张太太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抠。
我也不好解释。六万五千块这个事压在心里,像块石头一样,我对谁都没说。侄女问起来,我也只说“交了社保,心里踏实点”。其实踏不踏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交完钱的头一年,我过得提心吊胆的。
第一个月没有动静。第二个月没有动静。第三个月,我的卡上忽然多了一笔钱,一千七百二十块。
我当时在超市买菜,手机响了,我看了半天,以为自己看错了。我把购物车推到角落里,站在货架中间,把那条短信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一千七百二十块。
我当时不会用手机银行,不知道这笔钱是哪个机构打来的。我赶紧给张磊打电话,电话那头他笑了一声说:“姑姑,您没看到吗?那不就是社保嘛,您补缴的那个开始发了。”
我没说话,拿着手机的手一直在抖。
“姑姑?姑姑您还在吗?”张磊在电话那头喊我。
“在,在呢。”我的声音有点哑,“张磊,这个钱,每个月都有吗?”
“每个月都有,姑姑。您以后每个月十五号都能收到,一年发十二个月。”
挂了电话,我在超市的货架中间站了很久,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哭,就是掉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止都止不住。超市的售货员小姑娘走过来问我:“阿姨,您没事吧?要不要帮您叫个人?”
我说没事,没事,就是风沙迷了眼。超市里哪来的风沙?小姑娘大概觉得我是个怪老太太,没再问就走了。
我站在货架中间,拿袖子擦了擦眼睛,嘴角慢慢地、慢慢地翘了起来。
一千七百二十块。这是我自己的钱。不是老伴留下的,不是别人施舍的,是我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的。虽然那六万五千块是我攒的,但这不一样。老伴留下的钱花完了就没有了,可社保的钱,这个月花完了,下个月十五号又会来,雷打不动。
一千七百二十块。
我从超市回来的时候,买了一斤排骨、半斤五花肉、一条鲈鱼、一把青菜、几个苹果,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结账的时候花了一百二十八块钱,我一点都不心疼。因为我知道,下个月十五号,卡上又会多出一笔钱来。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菜,红烧排骨,炖得烂烂的,香气飘得满屋都是。我给自己倒了半杯老伴留下的白酒,坐在饭桌前,一口酒一口肉,吃得很慢很慢。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又哭了,这次是真的哭了,不是掉眼泪的那种,是哭出了声。
六十五岁那年,我涨了一次工资。
短信来的时候我正在家里擦地板,听到手机响,拿起来一看,一千九百二十块。涨了两百块。
那时候我已经习惯每个月十五号等那条短信了。每个月的那天,我都会买点好的,有时候是一只鸡,有时候是一条鱼,有时候是一斤大虾,反正总要改善一下伙食。我觉得这是一种仪式感,一种属于我自己、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的仪式感。
老张太太后来知道我每个月有一千九百多块钱的养老金,羡慕得不得了。她老伴走得早,她现在每个月就靠一点低保过日子,日子比我以前还紧巴。她跟我说:“秀兰,你这脑子比我们好使,我当初怎么就没想起来补缴呢?”
我说:“不是我脑子好使,是我有个好侄女婿,在社保局上班,懂这些。”
可我心里清楚,不是我侄女婿脑子好使,是我做那个决定的时候,用了这辈子最大的一次勇气。
六万五千块啊,那是我和老伴攒了一辈子的钱,一下子全投进去了。万一政策变了呢?万一我活不了几年了呢?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钱打了水漂呢?这些万一,哪一个不是让人夜不能寐的大石头?
但我赌赢了。
六十七岁的时候,我又涨了一次。
这次涨到了一千九百八,离两千还差二十块。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我一个月花一千块钱左右,剩下的存起来,一年能存一万出头。要是老天爷开眼,让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就又能攒下十来万块钱,到时候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可有时候我又会想,攒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又没有子女。老伴走了,我没有一儿半女,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年轻的时候怀过两次,都没保住,后来就再也没怀上。老伴从来没怪过我,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总觉得欠他的。
现在他走了,我一个人,攒那么多钱,留给谁呢?
留给侄女?侄女自己有工作有家庭,不缺我这点钱。留给侄子?侄子在外地,一年见不了一次面,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姑姑。
那留给谁呢?
留给以后的自己吧。万一以后瘫了、病了、不能动了,至少有钱请护工,有钱住养老院,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活。
我现在六十九了,每个月十五号那条短信,我从来不会不看。每次收到都像第一次收到那样,仔仔细细地看三遍,然后认认真真地掉几滴眼泪。
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就像你种了一棵树,种的时候不觉得它能活,可它活了。活了不算,还越长越高,越长越壮,每年都开花结果。你看着那棵树,想起当年自己一个人扛着铁锹、弯着腰把它种下去的样子,心里酸酸的、甜甜的、涩涩的,什么滋味都有。
去年冬天,我感冒了一场,咳嗽得厉害,去社区医院挂了一个礼拜的水,花了好几百块钱。要是搁在七年前,我肯定舍不得,肯定扛着扛着就扛过去了,扛到实在扛不住再说。可这次我一点都没犹豫,拿着医保卡就去了。
结账的时候,我刷了卡,密码输完,看着屏幕上扣掉的钱,心里一点都不疼。
这就是底气。
我活了六十九年,经历了太多事。我经历过吃不上饭的年代,经历过一年到头穿不上一件新衣服的日子,经历过老伴突然离世的绝望,经历过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时的孤独。可这些苦,比起那种“老了不知道该怎么活”的恐惧,都不算什么。
那种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日日夜夜掐着你的脖子,让你喘不过气来。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手里的钱够不够活到后天,不知道万一摔一跤、生一场病,你一个人该怎么爬起来。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先给自己冲一碗麦片,煎一个荷包蛋,慢慢悠悠地吃完,然后换上运动鞋,去小区后面的公园里走两圈。回来的时候路过菜市场,买点菜,跟熟悉的摊主聊几句,然后回家做饭、午睡、看电视、等朵朵——楼下的小姑娘,四岁半,每天下午四点多被她奶奶带出来玩,看到我就喊“周奶奶”,小嗓子又脆又亮,喊得我心都化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不快不慢,安安稳稳的。
昨天又是十五号,短信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
我把手机拿起来,看到短信上的数字:1,832.00元。
两千还差一百六十八块,没关系,明年应该还能涨。
我坐在阳台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毯子,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我忽然想起了老伴。要是他还在,看着我现在每个月有固定工资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他大概会笑,笑得很憨厚的那种,然后说:“秀兰,你行啊。”
我就回他:“那可不,我也不是白跟你过了几十年。”
阳光从阳台的窗户照进来,照在我的手上,照在手机屏幕上,照在那条“收入1,832.00元”的短信上。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的,落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那些数字。
我没有去擦,就让它们那样待着。
这眼泪里头,有酸,有苦,有甜,有咸,什么滋味都有。但最多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安心——一种“我可以靠自己好好地、体面地活到老”的安心。
六万五千块,七年前我狠心交出去的时候,觉得那是倾家荡产。
现在我明白了,那哪是倾家荡产,那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
那条短信,每个月的十五号都会来,像老朋友一样准时,像我给自己许下的一个承诺。
我周秀兰,六十九岁,每个月有一千八百三十二块零花钱。
不是谁给的,是我自己给自己挣的。
想到这里,我又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嘴角已经翘起来了。
我给老伴擦了擦相框,说:“老李,下个月十五号,我再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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